中國能否擺脫艾滋病的糾纏

　　現年42歲的河南農婦李寶珍將不久于人世，在未來某一段時期內，她會很快在這人世間消失——因為她患上了艾滋病。

　　這個不幸的消息是在今年夏天被證實的。6月下旬，她從寧夏來到北京一所三級甲等醫院看病，那之前，不間斷的發燒與咽痛癥狀迫使她持續了超過半年的輾轉求醫生活，有許多醫生看過她的病，但都沒有給出結果，這令她束手無策。今年，在一個熟人幫助下，她來到北京看病。確定無疑的是，她的預期壽命只有半年時間。

　　她是我們建院以來接診的第四例艾滋病人，而且是帶著明顯癥狀來的，主治醫生朱小常對《財經文摘》說。醫科大學畢業的朱還是第一次見到艾滋病人及其發病狀況，他描述說，這位病人發病的時候渾身出汗，兩頰通紅，在床上捂著被子，極度畏寒。

　　醫院對癥用藥以減輕她的痛苦，但由于并不是專門收治艾滋病人的定點醫院，他們需要馬上將她轉走，以避免引發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和意外。經濟條件的窘迫使李寶珍無法在北京接受昂貴的治療，此外出于對寧夏丈夫的愧疚，她只能選擇獨身一人悄悄回到河南老家，孤苦掙扎并默默等待死去。

　　艾滋風行的年代

　　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中國，艾滋病防治由于主要實行的是戶籍屬地優惠治療機制，李寶珍根本不可能在河南老家以外任何省份以一個外地戶籍病人的身份去享受優惠救助。因此，這位早年在河南先后與兩位男人一道生活過的病人，只能在主治醫生的建議下回到河南。

　　我考慮，河南那邊的艾滋病救治體系應該是比較健全的，她理應能夠獲得更合適的優惠治療。朱小常對《財經文摘》說，你知道，這種病是無底洞，如果缺少救助是不可想象的。

　　但從李寶珍的經歷來看，回到河南，無異于讓她重新陷入舊時的噩夢之中去。在河南上蔡，她先后與兩位男人生活過，而這兩位男人無一例外與她的賣血經歷并由此導致艾滋病有關。

　　在20世紀90年代，她遇見了她的第一位丈夫，她將這種不幸結合視作年幼無知的產物。在那個窮困潦倒的年代，她的丈夫苦于物質條件的匱乏，不斷對她施加家庭暴力。當她明白遭受暴力的根本原因后，她從別人那里獲知賣血可以換得一些經濟來源，掙不上大錢的她決定賣血。主治醫生朱小常說，病人先后去有著某種政府背景的基層血站賣了4次血，一次400CC，每次獲得50元人民幣，歡天喜地地回家交給丈夫，以換取短暫的安寧。

　　但在后來，她無法繼續忍受暴力，在賣血點結識了一位男子并與其私奔，這是一位職業賣血者。衣食有著，此后她不再賣血，過著一種相對平靜的生活。但過了7年時間，這位男人在車禍中死亡。

　　第二個男人死去后，她離開了河南，經人介紹嫁給了寧夏一位外企工廠的工人，這段生活對她而言相對快樂，她與她的丈夫非常恩愛。但是去年冬天，她開始犯病——此前她并沒有意識到她可能得了艾滋病，盡管自1985年開始，中國河南艾滋病源于“血禍”的消息不斷被披露。

　　在中國，血液對于艾滋病的傳播起到了決定性的推波助瀾作用，賣血和輸血而感染艾滋病以至最終喪命的占有極大比例。“血漿經濟”的興起造成了艾滋病的大面積蔓延和擴散。90年代，市場經濟使中國的局部省份開始出現血液交易市場，有一些基層政府公開設立血站，鼓動人們有償賣血，這使許多貧困的人此后成為職業賣血者，而另有一些人則受利益驅使和影響，一度徘徊在血液市場里，像李寶珍一樣以間歇性出賣血液改善物質環境。

　　“噗哧一針，兩袋兩斤；大街一轉，啤酒皮蛋，”清華大學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軍對《財經文摘》說，90年代人們發現血液買賣能掙錢，這與改革開放后陸續展開的經濟活動是密切相關的，這是血液買賣大規模提升的特定歷史條件。

　　交易和買賣破壞了血液安全的基礎。景軍說。

　　在艾滋病毒最初風行的年代里，基層衛生醫療機構顯然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李寶珍極為無辜地表示，她只賣過4次血，而且都在干凈的人民醫院里。但她的說法不具有任何說服力，誰也不能保證，干凈的人民醫院里就不存在艾滋病毒和骯臟器具。因貧賣血，因病輸血，人們一向信賴的公共衛生機構正面臨著不能回避的道德拷問，他們的公信力也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了。

　　“衛生系統缺一樣東西，那就是缺德”。79歲的高耀潔醫生在北京對《財經文摘》說，她對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救治方面的不作為和隱瞞表示憤慨。從1995年開始，高耀潔用了11年時間在中國底層奔忙，以個人的方式進行無償自費的艾滋病教育和拯救工作，她的呼吁受到了高層領導人和輿論的重視，引起了中國社會對艾滋病問題的廣泛注意和參與。

　　8月23日，高耀潔來北京參加學術研討會，她同時為《財經文摘》引薦了一位河南鞏義的艾滋病患者。這位病人1995年在鞏義市人民醫院引產，產間出血，在醫生的建議下，給她輸了一些從血庫里提取出來的血液。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錯誤的建議，此后她被艾滋病毒摧殘，并受到了丈夫的拋棄和毒打�，F在，這位艾滋病晚期患者滿臉枯槁腹部腫脹，正在對人民醫院提起一場無望的訴訟。高耀潔醫生說，從身體狀態來看，這位病人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在河南一些地方，艾滋病人正陸續對醫院提起訴訟，但這種訴訟同樣不會有任何實際進展，因為據稱，一些法院已經進行了對艾滋病人訴訟不予立案的口頭規定傳達。

　　中國需要處理好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問題，艾滋病無疑是首當其沖的。醫學專家和一些機構警告說，中國的艾滋病感染數已居亞洲第二位，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許多普通人群面臨著擴散威脅。來自河南的高耀潔醫生也不止一次向《財經文摘》表示，艾滋病不是河南局地的專利，她反對人們僅僅專注于河南地域的考察。

　　十年以來，高耀潔醫生對一些基層地區進行暗訪工作，其中一些村莊可能比河南文樓還要糟糕。這意味著，中國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以確保血液安全，此外，積極采取干預和防治措施，避免交叉感染以及阻斷艾滋病的大規模流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最初，一些應付式的消極措施使中國喪失了先機。

　　最開始我們對艾滋病的控制力度是不夠的。景軍表示，從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出現一直到2003年非典結束，18年間我們一度對艾滋病采取了輕視的態度。那時候有一種奇怪的看法，認為艾滋病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產物，與中國的距離是遙遠的。

　　在第二個階段，中國開始承認艾滋病的存在，但認為那只存在于少數生活方式有問題的人中間。到后來，血液買賣的生產方式被突然發現，賣全血和單采血漿使許多無辜的人患上了艾滋病。這時候采取了捂蓋子的方式，不想對外公布實際情況，也不想借公開動員社會群體的方式進行防治，景軍說。在2003年以前，沒有一位首長會以面對面握手的方式接見艾滋病人，但非典是一種深刻教訓。當年冬天，溫家寶總理在北京的一所醫院里看望了病人，此后，胡錦濤主席也深入病人中間與他們交談。

　　“這是跨時代的，但花了18年，”景軍說。

　　中國如何應對？

　　中國為什么會浪費18年時間？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對《財經文摘》說，廣范圍而言，許多地方官員對于艾滋病是避諱的，擔心問題暴露后會失去很多外資，外出勞工受到歧視以及當地農產品滯銷，更為重要的是怕政治前途受到影響。

　　但是流行病學告訴人們，越捂蓋子問題最后將更加嚴重。杜聰說，中國錯過了好幾個時期，盡管現在“救火”的人多了，但“火”燒得更大了。

　　現在，從組織架構上，中國有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有許多專項基金以及30多個部委的聯席會議，一些非政府組織和草根組織也在不斷參與這項工作。最重要的是，最高層領導對控制艾滋病流行作出了承諾，中央財政的防治經費從2003年的3.9億元增加到了去年的8億元，這之外，中國政府加強了同聯合國衛生機構和國際社會的交流與合作，國際合作項目覆蓋到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2003、2004年，中國分別獲得國際社會7億人民幣捐助。

　　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接受世界衛生組織號召，鼓勵無償獻血，壓制有償賣血，并對非法采血進行打擊。吳儀副總理說，要除惡務盡。

　　但是在防治方面，基層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這使防治工作顯得被動和應付。例如存在于艾滋病防治領域的貪污腐敗現象日益嚴重。高耀潔醫生說，基層官員們正不顧一切向錢看。最近揭露的河南上蔡縣委書記楊松泉便是如此，媒體說，他挪用了艾滋病防治專項基金。在河南和一些民間工作者那里，他們通常喜歡把楊松泉稱作“楊半億”，他們懷疑這個人的腐敗生活是建立在貪污艾滋病救濟基金上的。

　　“我們從來沒有把救助金交到官員手里，也不會助長腐敗行為，”杜聰說，現在，艾滋病領域的貪污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問題。

　　杜聰掌管的智行基金在1998年成立，并迅速在中國境內展開救助工作。過去五年，智行基金在華中地區先后接觸了許多官員，有一些人公開要求杜聰把救助金交給他們，表示可以代為管理和安排。杜聰說，“我從來不會這樣做，并會產生很大的懷疑�！�

　　很多時候他們也會得到別人的勸告，當他們決定深入一個災區，有人會告訴他們，那是一個貪污和腐敗盛行的地方。因為貪污致使資金無法落實到救助對象身上，現在已經有許多人不再向艾滋病防治項目捐助。

　　貪污腐敗的現象也顯示出，雖然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艾滋病防治，每年投入的各項資源都在增長，但是地方的工作并沒有被理想展開，許多老百姓仍得不到救治，中央政策沒有被很好執行。有一件事情令人記憶深刻，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河南和艾滋病人一同過春節。去上蔡前，溫總理在駐馬店和當地官員見面，并接見了杜聰等非政府組織成員。溫總理在向當地官員詢問了幾個問題后表示，他對那里的艾滋病工作仍感到不放心。

　　除了腐敗，從醫療資源和技術水平來看，中國基層衛生醫療體系能否擔當起防治艾滋病的重任依然值得懷疑。景軍教授說，一方面，中國艾滋病防治隊伍不健全，人才缺乏，有治療經驗的和能夠勝任基層防治工作的醫護人員都很少，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如果病人持續增加，這將對衛生系統帶來挑戰。

　　另一方面，由于物質條件的差異，病人獲得的醫療資源是不對等的。商業浪潮下，特權治療和優先治療是造成資源分配不均的原因。景軍表示，醫院對待病人的態度、處理方式取決于他們對貨幣支付能力的衡量。折射到艾滋病方面，大多數人是因貧致病，比一般病人更為困難。他說，“解決艾滋病問題，需要對公共衛生制度的可行性、公平性進行整肅和革新”。

　　幾乎每個艾滋病人在衛生系統面前都面臨壓力，盡管政府已經推行“四免一關懷”政策，但官方也不得不承認，一些地區落實不夠，病人不能及時得到抗病毒治療。一些病人先后向《財經文摘》表示，他們為了治病已經一貧如洗，甚至不知道國家有免費政策。此外還會遭到醫務人員或部門的歧視。

　　醫療界內部對特種病的排斥現象是很普遍的，景軍說。通常因為某種道德判斷，艾滋病人會被拒之門外。

　　李寶珍就是這樣�；氐胶幽现�初，沒有人接收她，她只好住在一個旅館里，發病的時候，她聯系120。120拒絕了她的求助并告訴她，如果她是喝了毒藥，他們會無條件接診，但她不是。

　　那時她的身體上長出了癤子，她給北京的前主治醫生朱小常打電話哭訴，但這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朱小常為了給她尋找一處安置點，利用了一下午時間往河南方面的衛生主管部門打電話咨詢，感覺人人都在推諉，有三分之一的電話無人接聽，其中有一個衛生局的工作人員給了他兩個電話，一個無人接聽，一個是住宅電話。

　　“我十分憤怒，但沒有辦法”，工作三年的醫科大學生說。此后他再也不敢和李寶珍聯系，因為感到歉疚。

　　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李寶珍現在靠寧夏的丈夫給她寄點錢治病，在上蔡縣中醫院，她每天都在發燒，每天都需要不斷地支付治療費。她丈夫的HIV檢查還沒有出來——如果確定她丈夫受到感染也得了艾滋病，那她連唯一的費用來源渠道也會被掐斷，兩個同樣的病人對一個低收入家庭而言，簡直就是噩夢。

　　這種因貧獲病、由病致貧的現象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發展危機。杜聰說，治療一個病人比預防一個病人所需付出的成本要高許多，如果防治不好，治療費用是很龐大的。相應地，國家將不斷喪失一部分有效生產力。

　　他說，如果中國控制不好，最終一切苦難將由老百姓和國家共同承擔。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很多非洲國家因為艾滋病的問題都面臨著亡國危險，沒有人當兵了，一個國家的感染率達到30%，人均壽命一下子從60歲削減到30歲。國民經濟生產力幾近停滯。

　　在2003年，中國專家曾就艾滋病對整體社會經濟的影響進行過一次評估。他們的報告說，艾滋病不停地傳播，嚴重地影響包括經濟產量的下降，醫療費用的增加，社會對艾滋病的恐懼以及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視，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兒童、老人等脆弱人數的增多等。

　　艾滋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專家給出三種方案，他們估算，2010年艾滋病總的醫藥花費將從2001年2.15億元分別上升到19.8億元(低方案)、35.51億元(中方案)和60.07億元(高方案)。

　　到2010年，在流行低方案情景下，GDP總量比沒有艾滋病流行減少76億，10年累計減少225億，在流行中方案情景下，GDP總量比沒有艾滋病流行減少118億，10年累計減少319億，在流行高方案情景下，GDP總量比沒有艾滋病流行減少159億，10年累計減少400億。

　　宏觀經濟增長削減的同時，防治經費也存在巨大缺口。中國專家援引數據稱，2001年，聯合國艾滋病特別大會進行了全球艾滋病防治費用估計，到2005年時，中國開展艾滋病干預活動所需經費是39500萬美元，也就是32.4億元人民幣。由此可見，中國計劃的預防控制艾滋病傳播的投入力度，即便是加上省級的投入，也遠遠不能滿足艾滋病的防治需要。此外，艾滋病的蔓延將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現在投入100萬和五年前投入100萬是完全不一樣的，但現在投入和五年后再投入又不一樣了”。杜聰說，如果救助和防治不錯過一些時機，中國需要付出的代價將會被控制在理想范圍。但從目前來看，這個趨勢并不明顯。

　　他介紹說，一些地方目前還沒有正視這個問題，盡管也有些官員默默無聞做了許多工作。但更多時候，官員們拒絕得到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和幫助，他們不愿意暴露自己。有一些即使表示默許，但也要求他們不能張揚。

　　作者：章劍鋒(本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