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村 12年間已培育出500多位千萬富翁(2)

一個時代的個人傳記

　　村民的眼里，九星和吳恩福是連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吳恩福是土生土長的九星人，是個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臉上總掛著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辦市場揚名上海灘之后，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異

。但吳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稱“我是農民的兒子”。

　　1966年，吳恩福初中畢業，考入七寶中學，但適逢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家里窮交不起學費，他便回家務農：種田、養豬、種棉花、搞副業，他都干過。有一陣子，搞糧棉高產的試驗，吳恩福種的11畝棉花地畝產皮棉213斤(當時平均一般畝產難超100斤)，成為鄉里的掛紅花的模范，還前往各個村交流經驗。

　　而在1994年，干過五年生產隊副隊長、五年生產隊長、十年工業大隊長的吳恩福臨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勞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辦的幾個聯營廠都經營困難，村子欠債1780萬，而村子的集體總資產不過2100萬，負債率高達84.8%，村子兩年多發不出退休金，更不要說報銷村民的醫藥費了。

　　“當時投資620萬元建造的電線電纜廠，年終帳面利潤只有2萬元，倉庫里成品堆積如山，呆滯資金500多萬，均為應收銷貨款以及庫存產品，廠子已根本無利潤可言。”說起自己剛接任九星“村官”時村里工業發展的窘境，吳恩福記憶猶新，“但是為了履行協議，機器還要繼續轉，就需要不斷往里投錢。要解決企業這種持續虧損的狀況，就需要‘壯士斷腕’的魄力。”

　　于是，吳恩福將企業與村子剝離，采用“合作形式，租賃性質，獨自管理”的方式，對外招標，由經營者管理。這步棋猶如幫流血不止的病人止血，使得九星避免了進一步虧損和負債。

　　土地是農村人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九星村于1996年11月與臨近的東風村合并，擁有4500多畝土地，但隨著上海外環線建設以及房地產開發，九星村先后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畝土地。如何利用好這珍貴的1600畝土地，成為全村村民致富脫貧的重要出路。

　　即使是如今市場繁榮、村民生活穩定的時期，吳恩福仍舊保持著幾十年來養成的習慣：在沒有應酬的晚上與人殺盤象棋放松神經，或者叫上村里幾個負責人一起兜市場；邊聽中央廣播電臺的早間新聞邊繞著市場跑步……

　　上海城郊“種磚頭”

　　“我用四句話來概括95年時九星村的狀況”，這位深受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影響的村官喜歡用幾句話來作概括，“效益低下、經濟貧乏、債務纏身，困境難以擺脫”，“但我跟大家喊了多年口號，要九星奮起直追！”

　　1995年，吳恩福給村子定下“外三產、內工業”的發展思路，外圍借助城郊結合部的交通優勢，興辦第三產業，而在村子里搞一些小工業。“三場一路”：大型停車場、農貿市場、養鴨場和虹莘路一條街，“一年半時間，一下子就賺了1500萬。”

　　養鴨場在最初開辦的時期內因為沒有過多同質產品跟風進入市場而利潤頗豐，九星養鴨場曾一度達到240萬只的規模。但很快周邊村子也辦起了養鴨場，物多價賤，鴨子價格下降，兩年后，九星放棄了養殖業的發展。這也印證了九星不做農業的思路。

　　農貿市場1995年籌建，設有300多個攤位。農貿市場既擔負了附近村民以及城市開發后進入該區域居民的消費品需要，也發揮了集散周邊養殖產品的功能。這個市場發展紅火，當年即實現贏利30多萬元，更伴隨著這個區域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口遷入，市場也越發紅火起來。

　　虹莘路商業街的建設，正迎合了村民與居民對小商品的需求，隨著這個地段越來越繁華，商業街也聚集了人氣，形成了相當的規模。

　　占地100畝的大型停車場每年為九星帶來幾十萬元的利潤，后隨著上海外環路建設，對貨車的限制區域外移而停辦。不管是停車場還是倉庫廠房出租，土地上的產出收益比并不高。因此，九星需要改變思路，經營好手中寶貴的1600畝土地，讓土地升值！

　　九星的發展壯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把握住了投入產出比的經濟規律，就是抓住了“低成本投入、滾動式開發”的特點：通過創造市場氛圍，用較少的自由資金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本。吳恩福把這種經驗總結為“種磚頭”理論。

　　九星在最初建市場的時候，定位不高，走低端路線，用較低的房租吸引經商戶，再用較低的批發價吸引消費者。以壓低商務成本的方法達到減少投入、降低風險的目的。很快，九星匯集了一批中小客商。

　　九星市場已經經歷了三次升級：第一次建設“三場一路”，即大型停車場、農貿市場、養鴨場和商業一條街，實現從生產型農業向市場型農業的轉軌；第二次建設九星商行，九星走上發展純粹第三產業的道路；第三次升級是成立了九星綜合批發市場。

　　村辦市場的成功探索

　　農民致富靠什么？農業、工業、房地產業？九星村因地制宜選擇了村辦市場。

　　艱難的尋找

　　“九星村辦農業，行不通！”吳恩福首先否定了這個出路，“產出低，一畝田地年收入不過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談何致富。況且，發達的交通已經拉近了農村與城市的距離，處于上海郊區并且業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勞動力成本上升，同全國千千萬萬勞動力價格低廉的農村相比，九星發展農業已經毫無優勢可言。”

　　“搞工業？”吳恩福向記者攤開雙手，“當時全國眾多農村選擇工業化、搞鄉鎮企業的路子，但鄉鎮企業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臨辦工業帶來的風險，既缺少資金投入，也無專業人才。”

　　而當時的國情是，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尚且發展困頓，多以為國企做配件生產的村辦企業的發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產開發？看似有大筆資金進帳，但實質是‘賣地’，是對未來資源的一種擠占，如果把收入分攤到未來的幾十年中去，其所得不過是極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生計將無以依托。”看多了“失地既失業”的吳恩福拒絕重蹈其他村的覆轍。

　　吳恩福明白：上海近十多年來的城市開發，引發對土地需求的膨脹，其結果是讓許多的郊區村子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村民成為市民，而作為代價的是村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事實上，上海許多郊區的村子就是這樣，一步步地高樓林立，或者廠房林立，同時村子失去土地，村民成為市民，獲得政府安置，至于安置之后的結果，則要看個人所在的單位的效益。確實有相當數量的農民揚眉吐氣當征地工，又灰溜溜當下崗工；也有農民被征地補償一次性買斷而自謀職業。

　　破冰“村辦市場”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個村屬商業市場。當時的政策并不允許村級辦市場，政策規定市場只能由工商部門來辦。雖然取名為商行，但其提供場地、對外出租的性質，卻是市場的范疇。

　　上級領導部門給了九星足夠多創新的空間，在九星所屬的七寶鎮工商所向閔行區工商所作了匯報后，上級部門給出“試一試”的結論，由此，九星頂住壓力開始了村辦市場的探索。

　　1998年，政策瓶頸得以松動：這年7月，經閔行區人民政府批準，由閔行工商局注冊頒證，九星綜合市場正式成立。

　　于是，從8月至11月短短的3個月時間，九星村辦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貨、膠合板、農副產品五大批發市場。如今，更成功開設了包括五金、陶瓷、燈飾、石材、鋼材、電器、茶葉、窗簾、家具、玻璃、菜場、水產、膠合板、防盜門、不銹鋼在內的二十多類專業商品分市場區。

　　目前，九星村建成了占地面積106萬平方米、建筑面積60萬平方米、營業用房1萬多間、分設22個專業區域的上海規模最大的市場、吸引了全國各地5400多戶商家、18000余名經商務工人員，被譽為華東地區最大的市場村和申城市場的航母。

　　這幾年，九星村的經濟效益始終保持著高位增長的勢頭：2005年，實現農方收益33132萬元，凈利潤18035萬元，上繳國家稅收8502萬元，勞均收入35000元。迄今，已經連續兩年在上海市特色億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在今年4月16日，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授予了上海郊區12個村“中國特色村”稱號，九星村以其村辦市場特色，榮獲這一殊榮。除了特色經濟村之外，此次評選還歸出“農業精品村”、“民主管理特色村”、“民俗文化特色村”共四大類特色類型村莊。

　　九星模式，不可復制？

　　90年代的上海，經濟發力，城市大發展、大建設催生了房地產熱潮，帶動建筑行業的火爆。而上海對房屋的需求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當時，

　　正因為九星起步時趕上上海對建筑裝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借助構建建筑裝潢材料市場起步。如今，九星市場已成為經營以生產資料為主，建筑裝潢為輔的多品種大型綜合性批發零售市場。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產開發業的火爆，是不是就沒有如今的九星？

　　從前九星是遠郊區，手中的土地沒人看得上；同時，1600畝的土地足夠建立市場，因為市場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來的。隨著上海城市化的推進，九星成為近郊而后是城郊，這個時候要再去想拿這塊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市場拆遷費用，這也是九星市場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在于那套“種磚頭”理論，其核心是“滾動發展模式”，九星十年里建造了60多萬平方米的市場，由小到大，這期間，沒有一分欠債。在建倉房沒有錢付工程款時，采取的辦法是給工程隊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后再回收。以后的改造思路也是從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場的時機非常微妙，80年代做，人們的思想還跟不上；進入20世紀再跟風做市場，門檻必然高出許多，并且已經錯過了發展的大好時機。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開放程度較高的時期，九星進入市場，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質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辦市場的路子。

　　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大環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條“村辦市場”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