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共26項考核指標中，剔除固定資產和招商引資指標考核，

　　約束“形象工程”，加大民意調查，看重績效分析—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劉永剛 ★傅白水/北京、浙江報道

　　剛剛出臺的《浙江省市、縣(市、區)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實施辦法(試行)》(下稱“《辦法》”)引起了各方高度關注。

　　《辦法》是由浙江省委組織部于8月2日頒布并實施的，在總計26項考核指標中，其中15項定量指標的考核，將由被考核對象上一級的統計、財政、國土、環保、衛生、勞動保障等部門提供數據，統計部門負責進行匯總分析；另外10項定性指標的考核通過民意調查進行；還有1項指標為經濟責任審計情況。

　　這次浙江地方黨政干部考核之所以受外界普遍關注，不僅僅是考核辦法變了，更重要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和招商引資兩大傳統指標，沒有出現在考核標準中，而用以約束和限制“寅吃卯糧”、舉債搞“形象工程”的社會穩定與保障類指標被寫進了《辦法》中。

　　這一做法在全國尚屬首例。

　　有專家指出，新的地方黨政干部考核辦法，不僅將從制度上推動和加快地方政府科學發展觀的建立，同時也將直接催生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干部考核新《辦法》

　　亮點多多：

　　剔除固定資產投資和招商引資，增加社會穩定與保障類指標……

　　外界看來，在浙江省試行的《辦法》中，取消固定資產投資指標考核和招商引資指標考核最為引人關注。對此，有專家表示，在浙江許多地方，GDP十多年的超常發展，已經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壓力。“取消單純的GDP考核的意義，更主要是讓環境保護這一項的考核更為有效。”不過，也有人對此擔心，認為這樣會不會帶來地方領導干部的“懶政”？專家對此評論說，效果可能恰恰相反。一方面，考核不僅僅是環保，還有其他幾十項；另一方面，治理環境成為下一步各地方政府的競爭項目，而環境治理的投入哪里來，“還是要靠發展經濟帶來的收入來進行。”

　　《辦法》的另一亮點是，增加了一項屬于約束地方領導干部的考核指標——社會穩定與保障類指標。該指標的相關考核數據由財政部門提供，借以約束一些“寅吃卯糧”、舉債搞“形象工程”的領導行為。這在全國也屬首創。

　　除上述兩大亮點之外，《辦法》還把基層老百姓的評價、城鄉社會事業發展水平等定性定量指標，與GDP為代表的經濟指標，一起列入對市、縣(區)黨政領導班子的考核評價體系中。這意味著，干部考核將更多參考“民意調查”。

　　“實績分析”考核項目也稱得上是《辦法》的一大創新，26項指標中，15個定量指標既包括地方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等人均經濟指標，也包括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保率、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率、環境質量等社會文化發展指標；既考察經濟增長的規模、幅度，也考察萬元GDP建設用地增量、萬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地方政府負債率等涉及發展的成本代價指標。指標數據的采集也不是來自考核對象的同級部門，而是由上一級的統計、國土、環保、衛生、勞動保障等部門提供。

　　有關專家稱，這個符合實際、較為全面科學的指標體系，勢必遏制違背宏觀調控政策、片面追求GDP增量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增幅的做法，把廣大干部引導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護耕地環境，節約資源，重視民生上來。

　　浙江省有關領導分析指出，《辦法》中考核指標的變化，目的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綜合指標盡量科學準確地評價使用干部，引導廣大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辦法》能否解決浙江的“成長煩惱”：

　　水電能源緊張，耕地銳減，環境污染，投資代價趨大……

　　試行《辦法》的背后，是浙江曾遇到的“成長煩惱”。 專家認為，《辦法》雖然有很多求新的舉動，但面對浙江的“成長煩惱”還需要更多的思考。

　　從2003年起，浙江省就開始了被人們稱之為“成長煩惱”的生產要素荒。首先是土地、電、水、原材料、資金等生產要素和環境制約，而生產要素荒嚴重地制約了浙江經濟快速的增長。

　　其次，耕地銳減、能源困局、環境污染和投資代價趨大。浙江經濟年年實現高增長，但與之伴生的“負效應”也同樣“可觀”，浙江為GDP的增長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發展受到資源要素緊缺的嚴重約束。

　　近年來，浙江幾乎一直就是中國缺電最嚴重的地區，全國電力缺口一半在浙江；土地的制約進一步加大，甚至有媒體報道說，浙江的可用耕地最多只能再支撐10年；環境污染嚴重，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生態環境承載力已基本達到飽和。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大批企業無地建廠，無電開機。

　　為此，浙江曾艱難求變。 實施“以民引外，民外合壁”的招商選資戰略，曾經成為浙江的選擇。具體做法是，由政府出面協助當地民營企業找跨國、跨省大公司洽談合作。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招商引資中的主力軍作用，推動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合資合作，實現民營經濟與外資經濟、內源性經濟與外源性經濟“兩輪驅動”，從而推進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浙江省擺脫困境的另一推手是重點發展第三產業。以發展第三產業，提升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的比重，為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突破口。發展第三產業在培育經濟新增長點、緩解資源要素和環境瓶頸制約、緩解就業壓力、提升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增強地方財力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等產業性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產要素的短缺現象，但從長遠來看，干部考核辦法的調整，才是從制度上確保科學發展觀的建立，徹底擺脫經濟大省的“成長煩惱”。

　　《辦法》醞釀探索三年，

　　經濟增長悄然轉型：

　　考核指標從100多項到39項再到16項；地區經濟實現了低投資、高增長……

　　浙江省的這26條新考核辦法，表面上來看似乎條條都是緊箍咒，但對于地方政府和地方經濟來說，其實是個轉變和發展的機遇。

　　實際上，從2003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和獎懲制度”之后，浙江就開始了改革創新干部考核辦法的探索，在各地初步實施。2004年，省委組織部在100多項指標的基礎上，反復征求意見，不斷篩選，于當年底形成包括39項指標的考核體系進行考核。2005年以來，結合浙江發展的實際情況，再行調研，逐步完善，最終形成新的干部綜合考核辦法。

　　而在這一系列完善和探索的過程中，浙江經濟已經開始了悄然轉變。

　　今年，浙江一改前兩年經濟迅速下滑和能源嚴重緊缺的被動局面，進入了“最好增長期”。上半年，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123億元，同比增長了14.1%，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1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2.5%，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14.8%，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14.8%，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1.4%，比去年同期上升0.2個百分點，對GDP的增長貢獻率達到43.4%。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17.6%，遠低于全國水平；進出口總額622.8億美元，增長26% 。

　　無疑，浙江經濟出現了低投資、高增長，投資、消費、出口三架馬車協調發展的態勢，初步擺脫了單純靠投資推動快速發展的“投資依賴癥”。

　　而前幾年，尤其是2005年浙江的狀況卻不如此，由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市場和資源約束趨緊，浙江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工業企業利潤等經濟指標增速紛紛回落甚至負增長。去年初浙江出現工業產值、投資、效益增勢“三回落”，工業企業利潤連續五個月下滑，2005年的利潤增速列全國第24位。

　　顯然，《辦法》在制訂過程中就已經顯示出了對當地經濟的影響。有專家指出，新的考核《辦法》將促進和樹立有利于經濟發展模式順利轉型的干部政績觀，從根本上確立各級干部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角色，對浙江經濟擺脫“成長煩惱”具有直接的效果和長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