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這為我國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長期以來，我國在“重經濟、輕社會、輕生活”的指導思想下，把追求GDP的增長速度放在突出地位，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而今，各地發展指標體系發生新變化，折射出“以人為本”為根本要求的科學發展觀，已成為各級政府核心執政理念。

　　新華社在7月24日發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當天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從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經濟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和“兩會”的議案、提案中，記者發現各地在制定新的發展規劃時，指標體系出現一些耐人尋味的變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問題越來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國計”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圍繞“民生”展開。

　　降低能耗與干部政績考核掛鉤

　　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的“十一五”時期單位GDP

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目標，成為各地規劃的“共同選項”。據了解，一些省市還制定了降低水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標，而這些指標大多數是第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北京提出“十一五”期間水耗要降低20%，其中2006年降低5%。山西省提出萬元地區生產總值平均耗水量年均下降8.3%，5年降低35%；萬元地區生產總值污染物排放總量年均下降10%，5年共降40%左右。在經濟逐漸步入快速增長期的中西部省份，各地規劃中也透露出不“唯項目論”、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強烈信號，陜西省政府率先提出要建立節能降耗統計發布制度。

　　但實際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8%，今年實現能耗下降4%左右的目標面臨嚴峻挑戰。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馬凱日前明確表示：“將把能耗標準作為項目審批、核準和備案的強制性門檻，遏制高耗能行業過快增長。”前不久，國家發改委與地方及中央重點企業簽訂了45份節能目標責任書。

　　據了解，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嚴把能耗增長源頭關，從嚴控制新開工高耗能項目。山東已確定1000戶重點企業的主要節能指標。江蘇等沿海地區開始率先在省內公布各個地區的發展能耗指標，并與干部政績考核掛鉤，讓各級干部在發展決策上把經濟成績與能耗成績同步考慮。

　　據專家分析，我國在新一輪增長周期內，沿海等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方式正在從粗放型向準集約型轉變，作為衡量經濟增長方式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的科技進步貢獻率，在部分省份已經超過了45%，標志著這些省份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發生了較大轉向。

　　幸福指數是把和諧尺

　　把“幸福感”作為衡量一個地方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已擺上多數地方政府官員的議事日程。西安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數。”北京市政府也表示，今年將開展幸福指數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標體系，并將其納入和諧社會指標評價體系中，將“幸福感”作為衡量北京市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

　　研究和諧社會內涵、探索具體路徑，使“和諧社會”由一種理念變成一系列可操作、可評測的指標，成為今年很多地方政府又一個關注的課題。針對我國國情和深圳市民要求，同時吸取聯合國、世界銀行等機構的研究成果，深圳市政府提出“和諧深圳評價體系”，將社會發展、社會公平、社會保障、社會關愛、社會安全、生態文明6個一級指標作為“和諧尺”的“寸”，其中又細分出39項指標作為“分”，以期構成一個社會和諧度的綜合監測體系。據了解，在“和諧尺”上，體現市民生活水準的“分寸”，除人們熟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房面積、恩格爾系數、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等外，每萬人擁有醫生、律師、專利申請數和每10萬人批準登記公民組織數等被列入“社會發展指標”；體現社會公平的“分寸”除基尼系數、收入差距等常見指標外，還包括性別平等指數、政府民主決策率、重復上訪率等指標；體現保障和安全的“分寸”有登記失業率、社保參保率、最低工資標準等方面內容的“社會保障指標”。有了這把“和諧尺”，深圳市民可衡量社會和諧程度、個人幸福狀況，評價政府部門的政績；政府部門也可用這把尺來規劃工作。

　　軟硬指標之變凸顯新政績觀

　　既重經濟指標，又重民生指標，傳統視野中的“軟”指標正漸漸變“硬”，將公民滿意度、幸福不幸福作為檢驗政府工作的終極標準，這意味著“以人為本”正成為政府的核心理念。

　　多年來，發展指標一直存在“硬指標”和“軟指標”之分。國內生產總值、財政稅收這類指標，被一些地方所追捧，屬于“硬指標”一類；而城市污水處理、每萬元生產總值能耗這類指標，因各種原因常被冷落，屬于“軟指標”。在各地相繼通過的地方發展規劃中，工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外貿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這些正逐漸退出政府的指標體系，被節能、科技、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新指標取而代之。

　　現在，越來越多的政府官員認識到，財富并非“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個人經濟狀況滿意度、個人職業狀況滿意度、個人社會保障滿意度和養老憂慮是影響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強調以人為本，將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在發展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回答了“為誰發展”這一核心問題。城市噪聲問題，農村醫療衛生問題，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

房價高、上學難、看病貴，以及環保、治安等各類問題，無論事情大小，最讓百姓牽腸掛肚的，也是地方政府普遍關注的。

　　隨著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逐漸退出一些領域，擺脫“萬能政府”、“無限責任”政府的形象，已成為一些地方政府自覺的理性選擇。體現到發展指標上，就是分類設定發展指標。據報道，上海市的規劃中共有5大類38項主要量化指標，過去指標體系中最受重視的經濟增長率，被歸為預期性指標，而事關民生的指標則成為了約束性指標，被放在了突出位置。長春市政府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目標的各項指標設定分為導向性指標、預期性指標、約束性指標三類。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及一些產業產值等指標，都被列到預期性指標中；列入導向性指標的是城鎮化率、全市森林覆蓋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等內容；而城鎮開發就業崗位、城鎮職工

醫療保險人口參保率、城市污水處理率、每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耗等涉及公共服務或公眾利益領域的內容成了約束性指標。

　　統籌兼顧再創新政績

　　從各地的發展指標可以看出，堅持發展的系統性、協調性，正確處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地統一起來，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各方面的力量，在統籌兼顧、協調發展中創造出新的政績，正在成為各級領導干部政績觀中的重要內容。一向發展速度較快的浙江，把未來5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定在9%以上，相對于這個省“十五”期間年均12.8%的增勢；上海、江蘇、山東、廣東等地，亦將“十一五”期間GDP增長速度紛紛調低。經濟結構調整和運行方式的重新“定位”，是建立在不再比拼經濟增長速度，而要兼顧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這個指導思想之上。

　　有關專家指出，我們必須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資源和生態的承受能力，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實現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社會的持續發展。走出不計成本不求效益、以犧牲環境生態為代價、忽視社會公正、犧牲后人發展的“發展”誤區，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創造出新的政績，是這次各地發展指標的顯著特點。

　　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制訂發展指標？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朱慶芳建議：要把教育當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放在突出地位，作為硬指標納入法制軌道，把提高人口素質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來抓。.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較完善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調整福利政策。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從戰略上調整城鄉關系。要把可持續發展放在突出的地位，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徹底改變單純追求速度的考核指標。應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發展觀的綜合指標體系，增加經濟效益、投資效果、環境質量、安全生產等可持續發展的質量指標，并加強對考核目標的督促檢查。

　　而今，越來越多的官員認識到：為官一任，干好當前，謀劃好未來，為今后的發展打基礎、蓄后勁；創造的政績，不但要能夠經受住現實的檢驗，也要能夠經受住科學的檢驗和子孫后代的檢驗。 (人民論壇記者 陶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