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經濟學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曾四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和著作獎，一次獲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一等獎，兩次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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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鄒民生 樂嘉春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呈高位加速之勢。當前的經濟問題表現為貨幣供應和貸款投放偏多、投資規模和貿易順差過大，其根源在于我國長期實施外向型經濟優惠鼓勵政策和主要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滯后。因此，簡單地緊縮貨幣和投資只能是舍本逐末、揚湯止沸，根本出路在于進行重大結構改革和政策調整。

　　目前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長期實施的外向型經濟優惠鼓勵政策與主要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滯后

　　主持人：上半年經濟數據公布后，因投資增長過快與信貸增長過快等問題再次引發了對當前宏觀經濟運行質量的爭議。爭論各方對相關指標談得比較多，對此，你怎么看？

　　張曙光：從表面上看，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表現為貨幣與貸款投放過多、投資增長不降反升之類的短期運行問題，但實際上這些經濟問題是由結構失衡與體制障礙等根本性因素造成的。這是經濟長期發展和體制與機制改革滯后積累的結果。

　　這里，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外向型經濟優惠鼓勵政策的長期實施和非貿易品部門市場化改革滯后，造成了內外經濟的嚴重失衡；二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造成政府企業化傾向嚴重，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嚴重失序。

　　貨幣增長為什么過快？信貸投放為什么過多？這并不是央行主動所為，而是不得已為之。在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外資不斷流入，以及熱錢滾滾等因素導致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情況下，為了保持匯率穩定，央行不得不大量買入外匯和投放本幣，由此造成了流動性過剩。

　　以上半年為例，先不考慮熱錢流入，貿易順差就是614億美元，加上實際利用外資額為284億美元，兩者總計為898億美元，相當于增發了7184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目前的貨幣乘數大約在5左右，實際增加的貨幣創造約為35920億元。

　　如果考慮到熱錢的流入，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1222億美元，央行的壓力該有多大？現在的做法是，不是從貨幣供應的源頭上解決問題，只是在貨幣循環的支流末節上做文章。這不是舍本逐末又是什么呢？

　　而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我國已經陷入了國際經濟循環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怪圈之中。窮人(窮國)借錢給富人(富國)，我國借錢給美國，因而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也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因為，中國出口的是商品，但換回來的是美元外匯。然后，我們再用外匯去購買美國國債或者存放在外國銀行里，因此增加和持有的是債權資產，而人家再用出讓債權得到的資金收購我國的企業和銀行，增持的是股權資產。這種交易不僅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而且還帶來了巨大的直接損失。

　　要知道，債券的收益率只有3.5%左右，而股權的收益率超過了10%。不僅如此，一方面我們在大量出售國有資產，僅三家國有銀行的外資入股就超過千億元人民幣；另一方面又在鼓勵境外投資。在人民幣匯率低估與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在這種交易中顯然處于不利的地位并面臨著很大的風險。

　　這里，我們無意否定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它是國有銀行改革的重要舉措；我們也支持發展對外投資，這也是擴大外匯需求和緩解升值壓力的一個辦法。我們想說明的是，嚴重的內外經濟失衡已經埋下了巨大的經濟風險。盡管這種情況的形成，是由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決定的，且主要責任在美國。但是，由于美國的特殊地位，目前它并沒有調整的意愿，而一旦國際資本流動發生斷裂，美國的損失可能不會太大，它也承受得起，而我國的損失可能很大，我們則承受不起。所以，及早和逐步加以調整，以減少風險和損失，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可惜的是，事情并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在事關中國經濟發展根本前途的重大問題上，我們如果采取一種駝鳥政策，這樣做的結果，只會擴大損失和加劇危機。

　　現在，既然經濟運行情況良好，為什么不能抓住機遇出臺一些重大的調整措施，難道要拖到經濟惡化時才動手調整嗎？既然內外經濟失衡的關鍵在于外部需求過旺，為什么不能改變和取消對外資與外貿的優惠與鼓勵政策，把政策的著眼點只放在抑制國內投資需求上呢(其實，對外資外貿的優惠就是對可貿易品部門投資的鼓勵)？既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足，且作用有限，為什么不啟用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呢？既然外匯儲備全球第一，且在繼續快速積累，匯率升值壓力很大，為什么就不能放松央行管制，擴大實際浮動幅度呢？

　　6月底外匯儲備已經達到9411億美元，年底肯定超過1萬億美元，難道要等到超過2萬億美元時才解決嗎？要知道，按照現有的走勢，2010年達到和超過2萬億美元是沒有懸念的，再過幾年超過3萬億美元也是可能的。這決非聳人聽聞，而是一個明擺著的事情。

　　我們設想一下，到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時，中國經濟會是一種什么情況？這一問題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一是對宏觀經濟運行和貨幣政策的影響，比如，央行的資產結構會變成什么樣，基礎貨幣和貨幣供應會達到多大規模，央票需要發行多少，債券市場和商業銀行行為會是什么情形？二是國內經濟結構會發生什么變化，比如，可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結構會怎樣，就業結構會發生什么變化？三是直接的成本收益多大，面臨的風險如何？所有這些都是不難預斷的。

　　治理經濟問題的治本之策：需要多種政策選擇和多項政策配合

　　主持人：你談的問題很尖銳，分析的角度也很獨特。那么，面對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諸多風險，你認為我們有沒有辦法或應當采取怎樣的政策措施來化解這些影響中國經濟走向的突出風險呢？

　　張曙光：事實上，面對這樣的經濟局勢，我們是有應對辦法的。就以內外經濟關系的調整來說，可以有多種政策選擇與多項政策配合。自去年7月21日匯率重新定值和體制改革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由于央行的直接干預和強力管制，到今年7月21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升值了0.13個百分點，實際升值幅度只有1.5%左右。與此同時，美元匯率貶了4%。這也是匯率升值預期增大和外匯儲備進一步積累的原因。

　　其實，匯率低估不僅造成了內外經濟失衡，而且還扭曲了國內的產業結構，它將資源引向生產貿易品的制造業部門，并抑制了提供非貿易品的服務部門以及就業的擴大。因此，在目前情況下，逐步調整內外經濟的失衡關系，匯率的進一步升值是繞不過去的。雖然匯率升值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不升值也解決不了問題。在短期內，由于匯率升值是一個緊縮性因素，這與當前的政策趨向一致，因而利率和匯率不是二者擇一，而是如何匹配的問題。

　　為了抵消其不利影響，還可以配合以財政擴張政策，即實施減稅政策。在制定今年稅收工作的方針時，政府仍然把保證國家稅收的穩定較快增長作為目標。近幾年來，稅收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兩倍，盡管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增長過快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由于確定了上述目標，今年的稅收增長會更快。上半年稅收增長22.3%，超過1.9萬億元，按此推算，全年超過4萬億元已沒有什么問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有的省、市、區稅收增長超過了40%和50%甚至60%。我們真不知道，這些地方使用了什么辦法創造了這么多的稅收收入？這么高的稅收征收率又是如何收交上來的？

　　其實，從理論上說是有最優稅率設計的，政府稅收增長過快并不是功，也沒有什么好處。稅收是由企業和居民創造的，政府拿得多了，留給企業和居民的自然就少了，對企業的激勵也就小了。“竭澤而漁”的故事和“與民爭利”的道理人人知曉。40%-60%的稅收增長率有沒有竭澤而漁和與民爭利之嫌呢？這是值得深思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政府和官員行為缺乏約束的情況下，政府稅收的高速增長，增大了政府和官員支配資源的能力，其負面作用是很明顯的：一方面是增加了官員腐敗和浪費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市場化改革的障礙。

　　除了減免農業稅以外，實施減稅政策主要是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和增值稅的轉型。在調整內外經濟關系和抑制外向經濟過度發展方面，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與匯率升值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外資稅負的增加方面。因為，統一后的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將從15%提高到24%左右，這對外資的進入和出口的增長會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其擴張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內資企業稅負的降低上，即從現在的33%調減到24%左右。由于內資企業的比例較大，減稅后的激勵增強，因此統一稅率的最終結果將是擴張性的。

　　然而，這一進程卻是那樣的困難，可以說是一波三折。至于由生產型增值稅轉向消費型增值稅，不僅有減稅的作用，而且有公平稅負的意義。前幾年提出振興東北經濟時已經在東北試點，本應在試點的第二年就在全國推開，但我們沒有這樣做，而是在確立了中部崛起的目標以后，今年又將其作為優惠政策給了中部地區。

　　要知道，優惠政策其實就是歧視政策。內外歧視、地區歧視，中國經濟發展和市場化改革進行到今天，政府應當把公平稅負擺在首要地位，不宜采取以歧視性政策和利益傾斜作為激勵約束的主要手段。由此，也會加劇地方政府之間的無序競爭，這與所得稅和增值稅稅法和稅制上的這種歧視性安排有著很大的關系。

　　在匯率政策和稅收政策的調整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匯率升值會減少引資和減少出口，進而會減少就業和降低經濟增長。在存在大量失業的情況下，不增加反而減少就業。抽象地討論，上述觀點并沒有錯，但是，上述觀點并沒有明確區分長期和短期影響，沒有指出這種影響對當前經濟運行及以后經濟發展的實際意義，故這種觀點是可存疑的。

　　不錯，匯率升值會減少引資和出口，這正是當前經濟調整所需要的，根據我們的研究，這種影響一年后減少一半，7個季度以后基本消失。至于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短期內是必不可免的，這是長期實施重商主義的外向型發展政策的代價，但經過調整以后，以服務業為主體的非貿易品部門會加速發展，這就能夠促進就業的進一步增加和經濟的長期增長。

　　貨幣政策操作：謹慎有余而力度不足

　　主持人：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上調準備金率及“國六條”等。你對目前貨幣政策操作的效果是如何評價的？

　　張曙光：從總體上來看，政策決策是及時的，政策方向也是正確的，貨幣政策措施基本上也是可行的。除了政策作用的時滯以外，有很多問題仍然值得思考和討論。

　　先看貨幣政策操作。4月份的升息是對的，因為息率太低了，自然意味著寬松和擴張的導向。從世界趨勢看，低息時代已經結束，歐美和日本都已開始或者多次提高利率。現在來看，上半年經濟擴張的實際證明，升息的幅度小了一些，進一步升息是必要的。但是，存款利率不動，只提高貸款利率的決策則是欠妥當的。本來，國內銀行存貸款的利息差就比較大，超過了3個百分點，比國外銀行的利差大得多，銀行可以過安穩日子了。在銀行流動性過多的情況下，這次升息使利差進一步擴大，不僅起不到緊縮的作用，反而是在激勵商業銀行進一步擴大貸款。

　　為什么做出只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選擇呢？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的儲蓄存款增加過快，提高利息會起到激勵存款增加的作用。其實，這里的問題關鍵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在于投資渠道過于狹窄，老百姓有錢沒有辦法使用，只好存在銀行里，除了預防性儲蓄的因素以外，也有點被迫儲蓄的味道。

　　政策決策不是從這一實際出發，而是在價格趨升的情況下，讓老百姓承擔政策操作的成本，同時卻把大部分利益轉送給國有商業銀行。在存款利率嚴格控制和貸款利率可以浮動、以及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這種操作的失當之處是相當明顯的。

　　銀行的理性選擇是，一不會主動提升貸款利率，二不會緊縮貸款規模。當然，這種政策對銀行也決非全都是福，如果與注資之類的操作聯系起來，它的弦外之音是，政府的隱含擔保將繼續發揮作用，銀行用不著下功夫改善內部治理和提高經營水平，到時候自然會有人照顧的。

　　當然，近期貨幣政策的操作效果有所顯現，但6月份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操作卻有點謹慎有余，而力度明顯不足。從信息發布前后的市場預期和實施后的情況來看，其作用和影響不大。于是7月21日，央行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從8月15日起實施。這是必要的。不過，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這種操作避開了前述中國經濟運行的癥結和要害，有點舍本求末、揚湯止沸的味道。

　　地方政府間無序競爭加大了宏觀經濟失衡

　　張曙光 張弛 段紹譯

　　從當前中國經濟看，無論是內外經濟失衡，還是投資增長過快、貨幣和貸款投放過多，抑或是住房供給結構不合理和

房價上漲過快，其制度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之間無序競爭加劇。因為在這些問題的背后，我們都可以看到政府那只閑不住的手在活動。土地是地方政府批的，貸款是地方政府擔保的，如很多高校的貸款，引資中優惠政策的惡性競爭也是地方政府實施的，主要服務業也是由政府壟斷的。

　　對于這些問題，宏觀政策是無效的，政府管制也解決不了問題。這是政府制度安排和政府工作方針中的問題，即如何界定和限制政府和官員權力的問題，如何規范和約束政府和官員行為的問題，如何選拔和任用政府官員的問題，如何對政府和官員進行監督和考核的問題，以及在政府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下必然會出現的問題。不去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大談宏觀調控，簡直是有點“南轅北轍”。

　　這里，也引伸出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即什么是宏觀調控，什么是政府管制，以及什么是戰略決策？是不是所有的政府行為都是宏觀調控？或者說，在目前的政府決策中，哪些是宏觀調控，哪些不是宏觀調控？從目前看，很多官員并不清楚，似乎政府的一切經濟政策決策都成了宏觀決策和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成了最時髦和使用頻率最高的字眼，正如民諺所言：宏觀調控是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因此，在理論上做一點區分也許是有益處的。

　　其一是，在經濟學中，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經濟的短期運行，解決經濟的周期波動問題，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匯率政策，有時還使用收入政策。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還要輔之以行政措施。但是，宏觀調控決不是直接解決水資源、土地資源和能源資源等在國家層次上的配置問題，也不是直接解決類似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北煤南運、南水北調之類的問題，這些都是重大的戰略決策問題，不是短期宏觀政策能夠應對得了的。

　　其二是，盡管宏觀調控和政府管制都是由政府及有關部門實施和操作的，但兩者的具體目的和手段并不一樣。宏觀調控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手段，來間接影響微觀主體的行為選擇，以熨平經濟波動，保證經濟穩定增長，而政府管制主要是運用行政權力，直接限制微觀主體的市場行為，如市場準入、數量管制和價格管制、自然壟斷和共有資源的管理等。

　　就目前的政策決策和政策操作而言，征收房屋交易營業稅和提高

開發商自有資本比率是宏觀政策，但提高首付比例和兩個70%的規定，并不是宏觀政策，而是政府的管制措施。至于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由于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也有政府管制的問題，你不可能在同一條線路上架設兩條高壓輸電線和埋設兩條輸氣管道，南水北調東、中、西三線有無競爭性需要研究，如果無競爭性，就有自然壟斷的問題。更何況，這些事情可能是私人企業不愿做、也做不到的，政府也就責無旁貸。將由政府管制做的事情歸入宏觀調控是不恰當的。

　　其三是，把宏觀調控和政府管制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是不對的，正是由于我們正在走向市場經濟，才需要宏觀調控和政府管制，才有可能進行宏觀調控和政府管制。計劃經濟下無所謂微觀獨立決策，就沒有必要區分什么宏觀和微觀的問題，也就無所謂宏觀調控和政府管制，因為一切都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的，進一步的區分不過是畫蛇添足而已。市場經濟之所以需要宏觀調控和政府管制，是因為市場會失靈和失敗，宏觀調控和政府管制只是為了矯正市場，使之更有效地運行，而不是為了抑制和取代市場。不僅市場會失敗，政府也會失敗，用一個失敗去對付另一個失敗，不一定能取得勝利，也許失敗會更大。這是值得高度警惕和關注的問題。

　　(作者單位：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張弛，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段紹譯，婁底市廣大實業公司)

　　●從表面上看，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表現為貨幣與貸款投放過多、投資增長不降反升之類的短期運行問題，但實際上這些經濟問題是由結構失衡與體制障礙等根本性因素造成的。這是經濟長期發展和體制與機制改革滯后積累的結果。這里，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外向型經濟優惠鼓勵政策的長期實施和非貿易品部門市場化改革滯后，造成了內外經濟的嚴重失衡；二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造成政府企業化傾向嚴重，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嚴重失序。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我國已經陷入了國際經濟循環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怪圈之中：窮人(窮國)借錢給富人(富國)，我國借錢給美國。中國出口商品，換回美元。然后，用美元購買美國國債或存放外國銀行，增持的是債權資產，而人家用出讓債權得到的資金收購我國企業與銀行，增持的是股權資產。要知道，債券的收益率只有3.5%左右，而股權的收益率超過10%。這種交易不僅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而且還帶來了巨大的直接損失。

　　●面對這樣的經濟局勢，我們是有應對辦法的。就以內外經濟關系的調整來說，可以有多種政策選擇與多項政策配合。在目前情況下，逐步調整內外經濟的失衡關系，匯率的進一步升值是繞不過去的。雖然匯率升值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不升值也解決不了問題。在短期內，由于匯率升值是一個緊縮性因素，這與當前的政策趨向一致，因而利率和匯率不是二者擇一，而是如何匹配的問題。

　　●為了抵消調整的不利影響，還可以配合以財政擴張政策，即實施減稅政策。實施減稅政策主要是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和增值稅的轉型。在調整內外經濟關系和抑制外向經濟過度發展方面，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與匯率升值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外資稅負的增加方面，這對外資的進入和出口的增長會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而其擴張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內資企業稅負的降低上。由于內資企業的比例較大，減稅后的激勵增強，因此統一稅率的最終結果將是擴張性的。

　　看點

　　與張曙光教授的這次對話，是在看了他們對上半年經濟形勢的分析報告后動念的。因為他們對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一些糾纏不清的問題，看的要深刻得多，解剖的也要精確得多。對話中，張教授特別提到了幾個關鍵問題，即長期實行的外向型經濟政策問題和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滯后問題，以及政府部門的企業化傾向和地方政府之間競爭失序問題，確實抓到了要害之處。

　　另外，他對減稅問題與央行貨幣政策謹慎有余而力度不足問題提出的尖銳批評，也給人們有多種啟發。盡管對他的見解，你可以有不同看法，但你對他的分析不會不在乎。而在我們的對話中，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指出問題的同時，張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這是不太容易的。因為，通常人們對一些熱點問題指指點點比較容易，但真要切入正題，你不老老實實做研究是不行的。特別是要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來，就更需要言說者拿出自己的真眼光。對此，讀者諸君然否？

　　——亞夫

　　編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