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楊鋒磊 姚雪青

　　編者按：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四，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今年上半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再創歷史新高，突破了2萬億元。伴隨著綜合國力和公共財力的增強，如何加強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建立一個全民共享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尤其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十一五”期間我國每年將新增300萬失地農民。如何保障這批失去基本生產資料人群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對我國原本就不完善的社保體系提出了嚴峻挑戰。

　　農民失地：經濟高速增長必然付出的代價？

　　《中國經營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預測，“十一五”期間，預計每年新增被征地農民300萬。近十年，由于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被征地農民達到4000多萬。失地農民問題越發嚴重，那么這種現象形成的根源是什么？失地農民的增加是否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必然付出的代價？

　　張曉山：我國現在還處于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工業化、城鎮化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下，農用土地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而農用土地的減少，必然伴生的就是失地農民問題。但也有專家持比較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通過相應的土地的整治，以及集約用地等方式，農用地減少不會成為一種比較突出的現象。

　　張玉林：“發展”或者“增長”都需要土地，但是未必一定導致圈地運動。圈地與其說是發展或增長的伴生物，不如說是制度所導致。從這一角度來看，學術界所爭論的所謂農民有無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已不是問題，因為在現有的體制下，即便農民擁有了所有權，某些地方政府也同樣可以加以剝奪，就像城市里的強制拆遷一樣。

　　如何保障失地農民的知情權和談判權？

　　《中國經營報》：失去土地，對農民來說，意味著失去了生存的必需品。因此，確保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意義不言而喻。目前，突出的矛盾之一是土地補償費過低。請問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王德文：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有兩個方面的收益：一是這塊土地如果是長期以來經營農業，那么要把一個人一輩子甚至一兩代人的收益都要計算在內。另一個方面，有級差地租的問題，因為區位的變化，土地升值帶來的收益，農民也應該享受一部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土地是村民集體所有，農民沒有參與到分配中來。農民和當地政府之間的矛盾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用地制度不合理、不完善帶來的，需要通過制度來改變。同時，如果能讓農民參與到其中進行利益分享的話 ，可以大幅度地減少摩擦。

　　張曉山： 要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一要保障他們的生存權；二要保障他們的發展權。失地之后，農民唯一的生活保障就沒有了。應將其納入到整個社會保障當中，也就是我們所講的城市的低保、失業保障等。另一方面，農民的生產資料沒有了，賴以謀生的手段沒有了，就應該給他創造其他謀生的機會。

　　《中國經營報》：如何給農民最起碼的知情權，真正做到讓農民明明白白“失地”，并盡力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

　　張曉山：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但現在誰能代表集體，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而且集體所有既意味著村的集體，也是村民小組的集體。實際上很多普通農民沒有知情權，也沒有參與權、決策權，往往這種權利是掌握在少數干部手里，這就造成了農村的很多沖突。因此關鍵是要改善農村的治理結構，培育出一種有效的制衡機制。

　　政府、企業都應參與失地農民培訓

　　《中國經營報》：在各地針對農民的就業培訓中，存在著與市場需求脫節、“走過場”等問題，而且隨著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企業的轉制、兼并和倒閉，過去已實現“招工安置”或“就業安置”的失地農民大多被裁減或失業回村。這種現象能否避免？

　　張曉山：在培訓時一是要考慮失地農民本身的資源稟賦、本身特性。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年輕的，就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些技術培訓，更多的是基礎培訓，使得他們成為高素質的勞動力，適應勞動市場。對于那些年齡比較大的、文化素質相對比較低的農民，可以考慮為他們提供一些比較簡單的、服務性的工作。

　　現在對失地農民的就業培訓主要還是政府主導，比如正在實施的“陽光工程”。我認為一些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當中已經占用了農民土地的企業，應該有一些社會責任感，應該考慮當地失去土地農民的出路，給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為由企業來培訓，可能比政府更加靈活，而且更加能夠符合現實。

　　王德文： 培訓內容方式手段要與企業的需求、就業崗位掛鉤。政府的培訓應該根據企業的需要，聯合對農民進行培訓，這樣既解決了針對性問題，又剛好滿足了就業崗位的技能需要，提高了就業能力。還有就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對已經納入城市范圍的農民進行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類社會保障。同時，要將其納入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住房公積金中去。

　　“土地換社保”、“土地換股權”嘗試

　　《中國經營報》：針對失地農民的出路問題，很多地方也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以土地換社保”、以土地租賃、入股等方式參與農村土地資源的非農化開發，再比如廣東韶關、蘇嘉杭地區農民土地入股

　　張曉山：“土地換社保”這種說法實際上不太全面。因為土地是雙重的，一方面是農民唯一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是作為農民的生產資料，土地換社保只是滿足了農民的一個方面。土地是農民的集體所有，農民本身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對土地有一種財產權利。財產被拿走了，就應該得到相應補償，所以要保障失地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就應該將其納入到相應的社會保障網絡中。

　　農民通過土地入股之后，能夠從土地升值的收益當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在廣東等很多地方都在探索之中。現在廣東已對此出臺了有關的文件，其他各地都有一些嘗試。這意味著國家關于農村土地的這部分法律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以適應形勢。

　　王德文：土地換社保解決的是生存問題，土地入股解決的是發展問題。一是讓農民參與到土地升值的利益分配中去，解決從農村到城市生活成本突然增大的問題；二是通過培訓和教育，解決勞動者以及子女未來的就業問題；第三就是把他們納入城市保障體系中來。

　　我覺得土地換發展是更好的一個思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用土地來促進城市的發展，使土地充分發揮生產要素的效率，真實反映出土地要素的價格，才能發揮出土地資源配置的優勢。城市的發展要通過集約式的發展，而不是外延式的發展。這樣才能發揮規模經濟的效益，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農民要參與到土地交易體系中去，得到土地升值帶來的好處。這也會減輕地方政府未來為失地農民承擔的義務。

　　如果按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到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去，土地入股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它只能解決當地農民的收益分配問題，還會出現排斥外來人口的現象，這對城市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

　　曾業松：土地換社保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即農民土地被征以后，土地收益的一部分要返還給農村的集體，集體就拿這些錢讓農民買保險，對他們進行社會保障。這是對農民出讓土地、返還利益的一種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用自己的土地來入股，參與利潤分成，這當然是一種途徑，但前提是農民必須是自愿的，還有就是必須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平等地對待農民，確保農民土地入股的權益。

　　農民入股還應該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合同應該通過法律的公證，確保農民土地的利益和權利。只要農民愿意，而且符合市場規律的原則，符合法律的規定就可以實行。對農民而言，土地的使用權是他們的，怎么使用土地，自主權在農民自己。不是政府要強行推廣，而是農民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則，根據自身利益的原則，自己做出的一種自主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