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曉欣

　　今年6月，我國貿易順差達到了145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這是我國連續第26個月實現貿易順差。今年上半年我國貿易順差達到614.5億美元，同比增長54.9%，進出口總值占GDP的70%，其中出口要占到40%以上，這說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出口和進出口的大幅度增長。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448億元，同比增長13.3%，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4個百分點。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外貿的快速增長令人欣喜，消費卻令人擔憂。對此，一些專家認為，應加快啟動內需來解決貿易順差。

　　長期以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不是齊頭并進，而是二馬當先，一馬拖腿墊后，即對外貿易和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消費增長相對滯后。消費增長滯后，不僅影響當前的消費，不能拉動消費品生產，而且還影響了投資效果，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不可否認，巨額的貿易順差對近年來的

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目前全球資本自由流動、

人民幣匯率窄幅波動的背景下，這種“出口拉動型”經濟形態已開始左右我國的經濟政策，并給經濟平穩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貿易順差的增長造成了銀行結匯量不斷增加、

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外匯占款節節高升、銀行流動性繼續泛濫、金融機構貸款沖動再起、固定資產投資進一步反彈等。而且，在全球貿易保護日盛的格局下，巨額貿易順差極易引發更多的貿易摩擦。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從高速增長轉向穩定增長的良好態勢。連續幾年高增長的投資也到了項目陸續建成投產的階段，產能釋放將使供給的力量大大增強。如果消費需求不能有效擴大，產能過剩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中國經濟在今后幾年有趨冷的可能。如果經濟變冷，將引發企業倒閉、職工失業等，會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可以說，內需不足已影響了中國經濟健康發展。

　　今年是“十一五”規劃的啟動年，也是增長方式的轉型年，轉型方向是國民經濟從“外需依賴型”轉向“內需擴大型”，著力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然而，啟動內需卻異常艱難，艱難的原因之一在于國際需求填補了國內需求的不足，外貿和出口拉動了國內的投資需求，消化了產能的過剩。然而，這種均衡是不穩定的，也是難以持續的，在經濟結構矛盾沒有緩解的情況下，新一輪經濟升溫無疑將加重原有的矛盾，縮短平衡被打破的時間。

　　近年來，我國政府在啟動內需方面做了許多努力，其中包括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全面取消農業稅，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政策已經相繼出臺，但似乎效果不顯著。老百姓為什么不愿意消費呢？一方面城鄉居民內需沒有完全啟動與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完善和建立有關。人們對僅靠養老金維持退休后的生活普遍缺乏信心，一些人認為，退休后自己生活水平將“嚴重下降”；另一方面，也與消費環境和條件有關。如果居民對于政府現有的消費制度和環境有信心，那么，這種心理會刺激居民的即期消費，否則就會轉為儲蓄。

　　我國的內需不足，還與傳統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傳統的經濟增長強調投資拉動，不是以人為本。所以經濟管理者和推動者為了提高GDP的增速，做好政績，會人為地主動降低經濟發展的成本，降低勞動者收入因素。其結果，一方面居民的收入增長，特別是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國家GDP的增速；另一方面，現在居民收入的增長并不是表現為廣大人民收入的普遍增長，收入的差距不斷拉大。

　　啟動消費的前提是政府要加大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逐步做實個人賬戶，解除老百姓的后顧之憂。同時，提高城鄉居民收入，讓一般群眾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因此，必須把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不斷拓寬消費領域和改善消費環境。

　　從外需與內需及經濟增長的關系角度來看，抑制貿易順差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提升產業結構目標之間在短時間內存在著一定的沖突。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采取一切政策措施啟動內需，逐步使國民經濟從“外需依賴型”向“內需擴大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