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 張雪麗

　　“英雄殺人”如何判罰？雖然審判過程中有很多政界要員、商界人士為黃宏生求情，但法官最終仍給了黃宏生一個嚴格的判罰，這無疑對國內證券市場的違法案件起到了警示作用。

　　企業內部監管的力度不夠，缺乏必要的審計部門，很多家族企業中領導者一人獨斷，結果通常是決策權由一人掌握。這樣不僅容易造成決策者判斷上的失誤，在防范和化解法律和金融風險時，使企業失去了群策群力的機會，缺乏監管也使企業無法從根本上保障賬目的透明度——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表示。

　　產權與經營權不分是很多家族企業的通病，企業養成了先人情后治理的習慣。這種人情化的管理直接促成內部腐敗問題的滋生，也是很多職業經理人無法真正融入到企業管理核心的原因之一——北大縱橫管理咨詢公司高級合伙人陳江

　　7月13日，香港東區法院7樓22庭擠滿了來自內地和香港的各類人士。到場的不僅有從深圳趕過來的創維集團員工，還有不少黃宏生黃培生兩兄弟的親戚朋友。記者席也擠滿了來自香港及內地的記者，60個座位的旁聽席上早已座無虛席。

　　經過近一天的苦苦等待，當日下午法官宣判審判結果。判決稱，黃宏生和黃培生，在2000年11月1日至2004年10月31日期間，串謀其母羅玉英及王鵬，偷竊一筆屬于創維網絡公司的逾220萬港元款項及另一筆屬于創維數碼的款項，涉及款額逾4800萬港元。另外，黃宏生還被指控在2001年1月2日至6月27日期間，串謀羅玉英偷竊一筆屬于創維集團的50萬港元款項。

　　黃宏生入獄的宣判結果雖在預料之中，但最終法官宣布的6年的審判結果仍使不少出庭人士感到意外，此前的預測結果是最多不會超過7年，但是更多人認為可能會被判2至3年。

　　黃宏生案判決結果一出，在法學界立即引起了一片叫好之聲，很多法律人士表示，黃宏生案件的判罰體現了香港法律與大陸法律在審判中的差異，香港法官在黃宏生案件的審判中強調：“案件非常嚴重，涉及金額龐大，對公眾和社會影響較大，盡管黃氏兄弟兩人的行為令人傷感，但由于案件非常嚴重，因此要作出有阻嚇力的判罰。”則被認為給大陸的司法審判上了很好的一課。

　　中國式家族企業凸現監管困境

　　1956年，黃宏生出生于海南臨高，度過了清貧的童年和青年時代，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讓黃宏生在苦悶中看到了希望。同年，他考上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工程系。

　　1991年，在移民到香港的第三個年頭，黃宏生把目標瞄準了正待拍賣的迅科彩電公司開發部的技術骨干，也正是這一步，使黃宏生開始帶領創維走向發跡之路。

　　在得到強大技術支持后僅僅9個月時間，創維就開發出國際領先的第三代彩電，并在歐洲市場一炮打響，之后陸續得到了多項風險投資。這些使創維在當時具有了其他彩電生產廠家無法比擬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創維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國內彩電生產行業中的翹楚地位，并于2000年在香港主板上市。

　　然而，自從上市以后，創維高層人員構成，以及創維家族股份所占比重，就一直為外界所質疑。

　　黃氏家族的主要成員，黃宏生妻子——林衛平，加入創維13年，現任創維集團副總裁；黃宏生弟弟——黃培生，曾任創維數碼控股有限公司前執行董事；黃宏生的母親——羅玉英則是創維集團一家非直接全資子公司創維電視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黃宏生家族一股獨大，財報顯示，黃氏家族在上市公司中披露占股達77.45%，其它董事所占股份皆3%以下。正式這種家族企業中的監管缺失使黃宏生走上了牢獄之路。

　　這種中國式家族企業的缺點在黃宏生案件中明顯表現出來，而這種黃氏模式也在影響著很多類似的家族企業。

　　“中國很多家族企業內部管理不規范，治理結構不健全，董事長一人說了算，‘家長制’成為中國家族企業的痼疾。”

　　“企業內部監管的力度不夠，缺乏必要的審計部門，很多家族企業中領導者一人獨斷，結果通常是決策權由一人掌握，這樣不僅容易造成決策者判斷上的失誤，在防范和化解法律和金融風險時，使企業失去了群策群力的機會，缺乏監管也使企業無法從根本上保障賬目的透明度。”胡星斗表示。

　　黃宏生案件中偷竊巨額款項，再次顯示了家族企業中缺乏必要的監管部門，容易形成資金黑洞的缺點。

　　“產權與經營權不分是很多家族企業的通病，企業養成了先人情后治理的習慣。這種人情化的管理直接促成內部腐敗問題的滋生，也是很多職業經理人無法真正融入到企業的管理核心的原因之一。”北大縱橫管理咨詢公司高級合伙人陳江對《法制早報》記者表示。

　　有著多年企業管理實踐經驗的陳江認為，軟的人情制約硬的規章制度已經成為很多家族企業無法回避的話題。

　　據他介紹，很多企業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對在企業內部任職的“親戚經理人”采取產權收益與經營權收益分開計算的方法，使企業能夠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人情因素的影響。

　　資料顯示，黃宏生案件之后，創維集團在新任首席執行官，年近七旬的王殿甫的主導下，8天內增設了一個獨立委員會，三個委員分別來自律師界、財務界和會計界。獨立委員會的職責，一是必要時察看創維的賬目以及運作，二是核查創維的財務控制，三是檢討創維的運作并提出建議。

　　對于這一措施，陳江認為雖然不能立即顯示出效果，但可以使創維的公信力逐漸得到社會認可，而在黃宏生時代，創維的好壞都是創維自己在說，現在由專家來說話，是在逐漸改變企業內部治理和監控體系。

　　香港監管上市公司方法之鑒

　　“桔生淮南為橘，生淮北為枳。”不同的生長環境造成了不同的結果，在香港和大陸上市的中國企業通常具有這樣的特點。

　　黃宏生此項判決如果成為最終判決，也就意味著他將在10年內失去擔任創維數碼董事的資格。港股觀察家王吉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根據香港有關法律，被判刑的上市公司董事，在刑期屆滿后的4年內不能再任董事。

　　在香港上市，需要遵循更為嚴格的監管和審批手續，這迫使很多中國企業在上市途中強化自身的內部治理，增強賬務透明度。而對于很多國內上市的企業則不然。

　　“內地赴香港上市的企業領導層應該多了解香港的上市法律，比起國內股市的監管力度，香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要嚴格得多。”陳江談道。

　　國內很多企業如果仍然抱有僥幸心理，黃宏生一案顯然給他們敲響了警鐘。

　　很多國內企業，由于習慣了證券市場監管不嚴，導致公司內部治理和權益的界定頻繁出現問題，監管體系的不完整促使很多上市公司抓住了法律的漏洞進行非法的證券交易。

　　“很多國內上市企業還是一種私企的延續。”胡星斗教授表示，國內企業內部存在著財務，會計，變現和資產等諸多問題。而在發達國家上市公司往往重金引進外部董事，獨立的外部董事沒有公司的股份，主要負責監督財務會計，以此制衡股東利益，平衡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的權益，而我國聘用獨立董事的公司并不多。

　　胡星斗認為，對于已經上市的中國企業應該注重引進戰略投資者，落實上市公司中股東大會的決議權，削弱董事長的一票否決權；強化監事會對公司賬務和資金的監管作用；在戰略決策、選拔任命、監督管理、財務審計等方面以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的意志為依歸，撥正董事長或總經理一人說了算的局面。

　　中國證券市場的“法治”與“人治”

　　“上市公司法律監管中‘人治’大于‘法治’，很多上市公司有著與政府密切相關的利益聯系，尤其是一些大型上市公司，因此在判罰過程中往往會涉及到更多的‘人為’因素。”胡星斗表示。

　　我國的證券市場長期以來監管不足成了很多人的“心病”。警告、公開譴責、禁止入市這三步判罰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了那些打算違法和已經違法的股市“行家”，使他們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換回巨額經濟利益的回報。

　　據胡星斗介紹，2000年到2005年，滬市就有477人被公開譴責；2004年一年的時間里，滬市就有10位上市公司高管攜款而逃。

　　“英雄殺人”如何判罰？雖然審判過程中有很多政界要員，商界人士為黃宏生求情，但法官最終仍給了黃宏生一個嚴格的判罰，這無疑為國內證券市場的違法案件起到了警示作用。

　　“黃宏生被判6年之所以讓人感到意外，是因為在國內上市公司出現違規操作時處罰力度太輕。”陳江對記者表示。

　　“國內證券監管機構應該改變被動執法的局面，我國對于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比較滯后，并且很多具體的法規法條規定不明確，執行力度不夠，這都是內地股市長期萎靡不振的原因。”一直對創維一案有所關注的廣東金源律師事務所金焰律師向《法制早報》記者表示。

　　信息不對稱，缺乏內外部監管機制，法律意識淡薄，顯然都是國內上市公司亟待解決的矛盾。當然，加強企業的自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同樣成為中國上市公司所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