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雷

　　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烏振英處長最近很興奮。

　　烏處長的興奮來自一份印有“財稅[2006]66號”字樣的文件。在這份文件中，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明確，從2006年1月1日算起，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通過8家基金會用于公益救濟性捐贈，將“準予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額扣除”。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便是其中一家。

　　而這，不過是近期圍繞慈善捐贈出臺的稅收減免系列文件之一。從今年4月到6月，三個月時間、7份文件、22家受惠的基金會，圍繞“慈善捐贈”如此高頻率地發布《通知》，在新中國財稅歷史上，這是第一次。

　　觀察家們從中看出了趨勢：在此輪中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路線圖中，被稱為“最短的短板”的慈善捐贈正在得到加強；伴隨著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逐漸完善，慈善捐贈“第三次分配”的地位也將日益突出。

　　財稅政策助力“第三次分配”

　　財稅部門的《通知》讓烏振英和他的同事們對手中的慈善事業有了更多的憧憬。

　　“它意味著企業將更有慈善捐贈的激情，意味著我們將可能吸引到更多的捐款。”7月21日，烏振英對記者說。

　　同樣受惠的還有包括其他21家基金會，不過優惠的力度有所不同。

　　按照文件規定，對于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等10家基金會用于公益救濟性捐贈，“企業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個人在申報應納稅所得額30%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和

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

　　“準予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額扣除”與上述規定一起，構成了目前中國企業慈善捐贈所能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

　　而在民政部救災救濟司社會捐助處處長鄭遠長看來，針對慈善捐贈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斷加大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財政部和國稅總局一直在推行這項政策，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一直在辦理，不斷在審批。”

　　在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時他指出，這種扶持力度的不斷加大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條件在逐步成熟。從個人、社會的實力來看，有能力對困難群眾、公益事業做出更多的貢獻。

　　其二是有這個必要。因為社會上對慈善事業的發展寄予越來越高的期望。“互助是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手段。目前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在這方面，政府有愿望，社會有期望。”

　　對此，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也曾表示，從目前

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分析，現在非常有必要強調第三次分配，這不僅是因為目前存在的貧富差距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道德建設方面。

　　“短板”變長：落實是關鍵？

　　有數據顯示：美國的捐贈款每年都在2000億～3000億美元之間。而中國，從民政部的統計看，2005年民政部門直接接受社會捐贈30億人民幣，加上其他社會慈善組織的捐贈款，共約60多億。兩國的慈善規模相比，我國每年的捐贈款只是美國的四百分之一。

　　在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桓教授看來，這種“第三次分配”的明顯薄弱，一方面與先富的第一代文化素質不是很高，缺乏社會責任感有關，另一方面，也在于目前慈善捐贈方面的制度缺失。

　　“按照現有規定，只有3%免稅額度，比如賺100萬，想捐50萬，可是只有3萬元可以免稅，47萬元捐款還要交稅。這種制度不是鼓勵大家捐款的制度。”劉桓教授說。

　　不過劉桓教授也指出，這種3%的比例規定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是財政收入保全的需要。

　　這是因為，在捐款還沒有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對用款單位還沒有進行嚴格

審計，還不能保證其資金能夠完全按照正的用途去使用，不通過比例來限制的話，就有可能造成稅款的流失。

　　而隨著慈善捐贈的逐漸規范，審計的逐步嚴格，財稅部門可以逐漸有條件地擴大捐款范圍和捐款的抵扣幅度。

　　而鄭遠長則指出，雖然財稅在支持慈善事業方面的力度在不斷加大，但并不是說稅收的減免政策一味地擴大就能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問題是，怎么把目前已經制定的這些減免優惠政策落到實處，落實是問題的關鍵。”

　　同時他也提出，額度的擴大有一個逐步放開的過程。在慈善的整個信用體系還沒有真正完善起來的情況下，單純靠擴大減免的額度、比例，不是惟一的解決辦法。

　　在額度逐步提高，提供更好的激勵機制的同時，還要減少稅收的優惠政策的辦理程序，并把整個慈善捐助的信息公開透明，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

　　“這些措施是配套的，單靠某一方面，在現階段慈善事業發展方面恐怕是難以實現最終目標的。” 鄭遠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