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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已被取締的非法傳銷公司何以還魂再布“連鎖”迷局？
●滇東北小城昭通，數萬外省人發財夢的破滅
昭通，滇東北一座小城，自2003年始，涌入了越來越多的外省人。參與其中的人透露，至今，仍然有不少于5萬人在這座小城游逛，來到又離開的，則無法統計。
所有外省人為一家虛擬的公司而來。種種證據和跡象表明，這家被稱為“深圳文斌”的虛擬公司在昭通所做的業務是“拉人頭、把人當商品”的非法傳銷。
來自云南官方的消息，像“深圳文斌”這樣的公司在云南、貴州、四川交界城市不止一家，所破獲的案件表明受害人已波及十數萬甚至數十萬人。
前不久，記者深入云南東北，隱身于從事非法傳銷的人員之中，在線人的幫助下，親身接觸到所謂的高級人員，調查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證據材料。
云南省公安廳經濟犯罪偵查總隊的一位辦案人員說，所謂的“深圳文斌”不過是一家早在數年前就已經被國家工商總局取締的非法傳銷公司，瓦解后分散為無數個支系，在全國各地打著“深圳文斌”的旗號蒙騙錢財。
親朋舉家赴昭通
“把所有的錢都帶出來了，希望能掙到大錢”
尹家福翻遍口袋，掏出了103元4角，這是最后的一點錢了，如果他再拉不到下線，如果下線也拉不到下線，他和妻女數天后不得不面臨揭不開鍋的窘境。
“王勝利走一個星期了，該有消息了”，他想打一個電話給王勝利，王是他的上線，“走前已經聯絡好了一個人，他是村長呢，別人都聽他的。”
妻子馬桂花撇了撇嘴，對尹家福抱有的希望不屑一顧，她昨天接到了母親的電話，“媽說，王勝利在村里名聲臭了，人家都說是拉人搞傳銷，是非法的，都不來了。”王沒有回去之前，馬桂花曾想動員老母帶幾萬塊錢過來。
表弟張長生一屁股坐在墻角的被褥上，悶頭不吭聲。尹家福覺得對不起表弟，是他從幾千里之外的老家喊來的，帶了3.8萬元錢，表弟是他的下線，更不如他，已經身無分文。“除了王勝利那里，還能叫誰過來？”他像是跟表弟說，又像是和另一邊的表哥說。
“還能找誰？我們認識的人差不多聯系遍了，人家都不來。”表哥楊金明接了一句。尹家福從河南省南陽的老家帶過來的有10人，都是他的親戚，掛在他的名下，是他的下線。
表弟沒有吱聲，幾個人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王勝利是最后一根稻草。
這是一個從5月底以來召開了多次的小型會議，地點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陽區珠泉路附近的一處出租屋內，議題為“如何從熟人中拉人過來做下線”。是走？是留？屋子里的人都把臉朝向尹家福，希望他能盡快作出一個決斷。
尹家福和妻子馬桂花是被王勝利一個電話喊來的，之前，他攜妻帶女從河南老家跑到重慶找生意。“做建材，那是真的做建材生意”，尹在老家一個集鎮上開的商店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他在2005年11月關掉了鋪面，“把所有的錢都帶出來了，希望能掙到大錢。”
王勝利突然在年末給尹家福打了一個電話。“他說云南這邊生意好做，特別是建材，搞西部大開發，建設形勢一片大好”，尹家福撂下電話，帶著家人直奔云南東北角這個叫昭通的小城，“從沒聽說過這個城市。來了一看，哪里有啥建材？”
河南省南陽市一個村莊的一村之長王勝利，朝著翻山越嶺投奔他的村民尹家福嘿嘿笑了笑:“這里沒建材生意，倒是有更發財的生意等著呢，掙大錢啊，幾百萬，上千萬！多得你想花都花不完。”
國家默許的連鎖部隊？
“把大量閑散人員轉化成連鎖部隊，建設、開發大西部。”“我們做的是連鎖經營”
2006年5月底的一天，尹家福在10位親朋催逼著他這個“領導”做決定的時候，想聽聽同是老鄉，一位據說已經發了財的人拿拿主意。
那人姓呂，尹叫不上他的名字，據說是“高級經理”了。“吃的住的都和我們不一樣，住的是專門的經理室。”尹露出很羨慕呂的樣子，“他們說一個月至少掙6萬。給下面人發錢都是用袋子裝現金，每月8日點一次。”
尹家福算了算，他如果做到像呂某那樣，至少還需要有300個下線。他搖搖頭，對他來說，那是一個無限遙遠的數字。
昭通市政府側旁有一個市民廣場，圖書館樓下的方舟茶樓是一個聚會的地方，清茶兩元錢一杯，滿茶樓是操著河南、湖北等地口音的外鄉人。尹家福挑了一個位置，靜等呂的到來。“他是河南內鄉人，聽說在家生意做得很大”，尹以他為榜樣，“黑白兩道都通的。”他聽過幾次呂的“課”，以呂為老師。
那位傳說中的呂姓高級經理姍姍來遲。50來歲，河南普通話蹩腳得像是昨天剛學的。“我是被朋友以修建兩個標斷的高速公路為借口，從老家忽悠過來的。”呂開門見山，不避諱起初的尷尬，“來了一看，哪里有高速公路項目？”13個月前，呂說他在朋友的帶領下，聽了幾天“課”，決定留下來，“這是個發財的事。”2005年5月28日，呂正式加入了“宏大的事業”。
“這看著像傳銷，其實不是”，呂壓低聲音說，“這是國家為了抵御外貨，培養的連鎖部隊。”他從口袋里摸出手機，“你們看，這是昭通1860發的。”
呂手機上的短信內容是:“21世紀，我國已從社會經濟-知識經濟過渡到智能經濟，智能經濟中央政府尚未公開。重大原因:一、關于第三次世界經濟大戰，二、涉及到我國經濟平衡發展，三、大量工人、農民就業問題，四、國家治安問題。為此，中央政府必須采取重要措施，封閉西部連鎖部隊運作的實質性，對內嚴格培訓，對外加強保密！中共昭通市委、市政府！1860轉發。”
“我開始也是感到暈乎乎的，每個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樣吧，我理解著如果是傳銷，昭通市當地為啥不打擊？這里有10來萬外地人在這里居住，他們難道不知道？”呂說他在參加高級經理會議時，得知昭通在2003年就已經有人在做這項“事業”了，“最早只有104個人，到2004年8月就發展到了幾萬人，2005年我來的時候到了八九萬人。”2006年初，有3萬余人分流到了云南、貴州交界的其他城市，在六盤水、攀枝花、曲靖都有分布。
呂認為尹家福應該堅持把這個“偉大的事業”做下去，既發財，又能幫助國家“抵御外貨，抵御WTO”，是發財賺錢利國利民的好事。“這是中央政府同意的，讓下邊在西部暗箱操作的。把大量閑散人員轉化成連鎖部隊，建設、開發大西部。地方政府知道這個事情不打擊，是默許的。(不然)這么多人成天在街上轉悠，當地政府能不知道嗎？”
“我們的公司叫深圳文斌貿易公司，是經過國家工商部門批準的”，盡管呂信誓旦旦這項“事業”如何偉大，但他說從未見過公司的任何文件和營業執照等法律文件，也不知道公司的辦公地址在哪里，但他深信:“我們做的是連鎖經營，不是非法傳銷，可以叫做直銷吧”。
穿“天星”牌劣質西服的外省人
“我們不賣產品，就是拉人頭”
尹家福的表弟穿著一件“天星”牌西服，他抖了抖衣服笑笑:“交一份錢就有一套西服，還有一個高級公文包，一條領帶，一件襯衣。”一份錢是3800元，但是即便交了10份、20份錢，很多人拿到的也只是這樣一套，“其他的都不給了，這一套是行頭。”
昭通的大街小巷到處是穿著“天星”牌劣質西服的外省人。每天早上，這些從鄉下、小鎮、縣城來到這里的一群群的人，把西服弄得筆挺，踱著一雙沾滿了泥巴的、鄉鎮集市上幾十塊錢買來的皮鞋，夾著裝滿了復印來的“業務洽談手冊”，先鉆進珠泉路、鳳凰山下的一家家街邊小鋪，花一兩元錢吃了早餐，用手抹一下油嘴，昂首出門，這些裝著“發財夢”的“老板們”的工作的一天開始了。
他們先回到沒有床的住處。“浙江人是有床的，他們有錢。”尹家福羨慕地看了看摩托城的方向，那里的出租屋住滿了從浙江來的人，他很想弄張床，好讓小女兒和妻子不再睡地板，高原小城的天氣即使在夏天，夜晚也會冷得難以忍受。
“老板們”席地而坐，一般是十個人、二十幾個人一組，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就從會議開始了，通常，這些人都是一個體系內的。主持會議的人是體系內的頭兒或者分支的頭。“我也主持過，因為我是我們這些人的頭”，尹家福訕笑了下，“其實就是讀一遍業務洽談手冊，大家商量下如何把認識的人拉過來。”
“業務洽談手冊”詳細介紹了如何賣“產品”、積分、晉級。“一份產品3800元，每人可以買10份最多可以買20份，交錢后可以獲得一個營業編號”，尹家福說，買多少份下面就可以有多少個下線，“拉來的下線和下線賣出去的‘產品’，都有提成。”整個銷售獎勵體制被他們稱為“五級三晉制”。據說如果能做到最高級別，向公司交3800元錢，就可以領到380萬元。
他們銷售的“產品”其實是人，所謂的服裝不管交多少錢只有一套。
每個人先把自己認識的人列出來。同學、同事、老鄉、一起做過工的人、表親、直系親屬，等等，有的人甚至列出了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和孩子。然后，每人再把列出的人和自己的關系，所列人的背景、資金實力等一一講出來，由大家來打分是否向這個人發出“邀請”。“我們每天都要列一遍，講一遍，重復了很多次”，尹家福說，他后來實在沒有可以列的人名單了，因為他認識的人絕大部分在家鄉那個小鎮上，“我可能把老家上小學的一些孩子的名字也列出來了。”
名單被大家討論，有的被否定，有的被認為可以發出“邀請”。接下來，大家會集體想出一個“理由”，如何能夠讓理想人選來到這個小城。“做建材”、“修高速公路”、“辦廠”、“工廠招工”等等理由被重復使用了無數次。總之，不能告訴真相。
越來越多的人被“賣”到了這里。“我們不賣產品，就是拉人頭，電腦網絡加人際網絡，說白了就是融資。像蓋房子一樣，幾個人今年把錢拿給一個人使，明年再拿給另外一個人使。”呂某給尹家福做了他認為的最合理的解釋。
呂說，他從公司高層那里得到的消息，將來會有產品銷售，“我們先把阻擋WTO的人墻做起來，就可以銷售產品了。”
到深圳去，到深圳去
所謂他崇拜的去了深圳的“高級經理”，可能只是在昆明等周邊城市遙控指揮
每月8日，是“深圳文斌”在昭通給購買了西裝的“老板們”發錢的日子。“一大捆現金往桌子上一堆，點現錢能刺激下線賣力做事。”呂說到錢，顯得很激動。
“爭取明年的春節在深圳過”，陜西人韓松對尹家福說這話的時候，同樣是在那家方舟茶樓。韓自稱曾經是陜西省漢中市一家報社的記者，后下海做糧食生意。“今年年初，一位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昭通有1萬噸稻谷，問我要不要做這筆生意。”韓松匆忙跑到昭通，一粒稻谷的影子都沒見，“我現在不恨那位朋友，他騙我來是發財的。”那位拉韓松來的漢中人是被一位河南淅川人“彪”(陜西話，騙的意思)來的，此人曾經在漢中賣過多年道口燒雞，轉身變成了“經理”。
騙人到云南發財也成了韓松后來蒙騙別人時心里的安慰藥劑。“騙人發財總沒錯吧”？他說自己拉來的人也都很能干，已經彪來了300多人，做到了第四個級別，“再往上走一級就好了。”
韓松到昭通半年，騙來的人還都沒發到財，就連他自己，也尚未掙回全部的投資，雖然名下下線很多，可有一些卻是自己借別人的身份證花錢買的份數。“這樣能使自己級別提高快。”他用了正在西安上大學女兒的名字和妻子的名字各花38000元買了20份，加上他自己投的錢，共花費10幾萬元。
“我是現在昭通的文斌公司最高級別的領導了”，一位自稱姓曹的人在尹家福再三聯絡下，答應親自向尹面授機宜一次，曹說他原來是河南省內鄉縣城管稽查大隊的頭，“手下100多號人呢。在家的生活也不錯，有車開，不缺錢。”
2005年4月，曹來昭通轉了13天，下決心投錢做這項“事業”。“我做得很快，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做到了高級經理了，本來上個月就應該去深圳的，可是這邊的體系需要再管理一段時間，我把這邊的事情處理好就過去。”曹炫耀著上月去深圳的榮光，“我去公司看了一下，很大很正規。公司將來會對我們這些高級經理提供培訓，學習駕照啊、公司管理啊，對人生是一次再提高，也可以在公司領一筆錢，去做別的生意，也可以到更高級的網絡里去做。”
“你見到公司老總了嗎？”尹家福問曹道。
“我沒見到老總，但我見到更高級別的人了，你要相信這個事情是合法的，但我不能告訴你公司在深圳哪個區，電話號碼多少，也不能告訴你公司法人代表是誰，這個事情是秘密的”，曹謹慎地回答尹，“反正這個事情是合法的。”
曹堅定認為是合法的“事業”在他自己開始做的時候，也遭到過約不來人的難堪局面。“我開始約人就直接給人家講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們都說是傳銷，沒一個人干，約不來人。后來只好編些理由讓他們來，騙他們來。”他掰著指頭數了數，“現在，我的體系內，有大學生，也有國家干部，一個湖北省荊州市的處級干部，一個河南省鄧州市工商局的科長，都在昭通是我的下線。”
曹最后告訴尹家福:“已經有28個省的人在昭通做這事，你就繼續干吧。”
韓松在茶樓與尹道別時說，當天夜里有兩個從湖北荊州來的人，還有幾個福建的，他得抓緊給他們“洗腦”。“來的人不能讓他們跑了，要不我何時能去深圳呢？”
韓松可能還蒙在鼓里，所謂他崇拜的去了深圳的“高級經理”，可能只是在昆明等周邊城市遙控指揮。尹家福費盡周折搞到了一些深藏不露的“高級經理”的手機號碼，經查詢，這些號碼大都為昆明的全球通、神州行號碼。
“去深圳”可能是拋給底層“老板們”的一張誘人的大餅。
出重拳的時候到了
市委、市政府的態度是“堅決打擊”，但同樣無奈，“如果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們就會馬上轉移到其他地方
尹家福決定前往昭通市工商局咨詢，自己正在從事的深圳文斌公司的“事業”到底是不是傳銷，當地政府是否真的背后支持。他在一天下午來到距離住處不到500米遠的昭通市工商局公平交易科時，該科的姓張的科長正在主持一個會議。
“我可以說，昭通市委、市政府對這個事情是持堅決打擊的態度，楊副市長親筆做了要嚴厲打擊的批示”，張科長放下正在開的會議，將尹帶到另一間辦公室，拿出了一份文件，他在手里晃了晃，“實話給你說，我們正在開的會就是布置打擊你們這些非法傳銷的。對于非法傳銷，我們一直在打擊。”他拿出一份簡報，指著其中一頁給尹家福看，那是2005年10月，他們對深圳文斌公司在昭通的非法傳銷的一次打擊行動總結，昭陽區工商局和公安局合作抓獲了兩個高級傳銷頭目。“我們做的調查工作還處于保密階段，不方便透露。”
尹家福掏出手機，遞給張看一條短信:“我今天在云南日報上看到，副省長鄧先培指出，對目前昭通出現的大批流動人口要全力做好服務工作，他(它)將給這里的經濟帶來一次大的飛躍。”許多在昭通的深圳文斌的“老板們”都收到了這條短信。
“你已經不是第一個來這里咨詢的人了，這是他們那些人通過手機給你們群發的短信，這種短信多了”，張科長看了短信后笑了，“鄧先培是昭通市委書記，不是副省長。”
“那條短信是荒唐的，絕對不是黨委、政府發的”，尹家福又去找昭陽區委，副書記曹阜忠接待了他，曹看了短信后也是笑了笑，“你們那么多外地人來到這里，我們是知道的，對于每個人的身份證資料，公安部門都有大致掌握。昭陽區城市人口不到20萬，一下子來了幾萬人，我們能看不出來？我們近期肯定安排打擊非法傳銷的行動，我可以表明黨委政府的態度，堅決打擊非法傳銷，決不姑息。”
尹家福有一個疑問:“既然要打擊，可為啥這么多年了，來這里的做傳銷的人卻越來越多了呢？”
公平交易科的張科長聽到這個問題一臉復雜表情:“很多像你這樣的人來這里咨詢，我們只能勸誡，他們在這里又沒有證據表明在做非法的事情，又不能抓，真不好搞。”
張覺得很無奈:“我們和民政局搞了個救濟基金，給他們買火車票，讓他們走，可是不能跟他們很遠啊，他們往往在昭通上車，在下一站下車再拐回來。”因為沒有直接的物品交易，所謂的“深圳文斌”在昭通無辦公場地，“高級經理”行動詭秘，“很難掌握他們犯罪的直接證據。”
“這么多外地人來到這里，上當受騙，我們不能讓更多的人受騙了。這樣下去對昭通當地的經濟、社會穩定是會造成影響的”，昭陽區委副書記曹阜忠認為，出重拳的時候到了，但同樣無奈，“如果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們就會馬上轉移到其他地方。他們這些人也是從云南其他地方轉移過來的。”
“文斌的體系多得很”
“一切都是虛擬的，公司是，產品也是”
“我家16個人在這里做，閨女、老婆、兩個弟弟、弟媳的全家”，尹家福多番聯系，他所在線上的最高層李景文答應見一面，李仍然像另幾位“做得不錯”的“高級經理”一樣勸他做下去，“國家支持這個行業，昭通是個試驗田。如果不承認這個新鮮事物，想掙大錢不容易。”
李景文自稱原來在河南省內鄉縣供銷社上班，接觸過很多“成功人士”:“像南陽市一個工商銀行的行長高東勝，在這兒做了一段賺了幾百萬，回去開的臥龍大酒店。”
李景文很驕傲:“我們家現在有三個人去了深圳，我已經住在經理室。在昭通，我算是最高級的了。再往上走就是去公司，可以說，在昭通，文斌的體系多得很，河南人多得很。我如果過公司去，公司老板會親自接待。”
但他并沒有到過深圳，他承認，只是在2006年“五一”前，去往昆明參加過公司的一次大型會議。“那是在昆明毛家飯店吃的飯，有七八十個人，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頓飯，公司的一位副總出面請的客。”
李景文回憶起被老總召見的榮光，從云南、貴州、四川各地云集昆明的七八十個傳銷頭目“共商大計”，圖謀更大的“市場”。“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前后兩天時間。跟上邊高一級的人討論下一步的工作，讓他們給指點指點。”他說那是第一次接觸到公司老總，雖然以前曾經上交過數百萬的錢。
對于為什么沒有去深圳，李解釋說:“那么多人，要買很多機票，公司受不了的”，但他又說，“深圳文斌公司自身資產上億，每年的利潤都是上億，至少幾千萬，很有實力的。”
尹家福問:“見到公司老總了嗎？是誰啊？”
“公司老總是陳總啊，那是總裁，我還沒到見到他的級別。分公司的幾個老總我見過，吃飯的時候，公司余文杰(音)副總裁會見了我們，我見了。在全云南，我們有27個分公司。”李景文說，余文杰應該是在云南的最高領導。
李說，他處理完“家中事”之后，將前往深圳。
“余總說了，深圳文斌貿易公司絕對是一個正當的、有實力的公司，和社會上的傳銷不一樣。我們搞的是多層次的直銷，下設了多個公司，服裝廠，有很多企業，各個廠都按照訂單生產，有24家企業。”盡管李景文如此認為公司很有實力，可他也曾經很“虛”過，“開始也覺得這是一個模糊的行業，看不見，摸不著，我當時確實虛啊，虛得很。”
李景文覺得“虛”的原因是:“一切都是虛擬的，公司是，產品也是。”
虛擬公司斂財大網
“如果這公司是假的，那么多錢弄哪兒去了呢？”
“我可以透露的一點是，對李景文的情況，我們已經掌握。”云南省公安廳經濟犯罪偵查總隊的一位辦案人員說，“我們的偵查人員已經深入到他們的體系中，其他的傳銷頭目也被我們掌握了。李景文并不是那里的最高層頭目。”這位辦案人員說，所謂的“深圳文斌”不過是一家早在數年前就已經被國家工商總局取締的非法傳銷公司，瓦解后分散為無數個支系，在全國各地打著“深圳文斌”的旗號蒙騙錢財。
云南省工商局經濟調查總隊的幾位處長與公安廳的幾位處長一起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層的召見。“我們正在商量辦法，不打擊不行了，成災了。”總隊的張隊長很郁悶，“仿佛是一夜間，云南全省各市都出現了大批非法傳銷人員，越打擊越多，這是為什么？”
張隊長親自參與過幾次打擊行動:“有的是珠海××公司，有的是美國××公司，各種名號五花八門，打著深圳文斌公司旗號的最多，分布面積也最廣。”他分析了各地非法傳銷的背景，“這些公司都不存在，都是虛擬的。”
無辦公地點、無任何法律批文的“虛擬公司”在云南遍地開花。“我們將出臺一個打擊方案，全省會有一個統一的行動。”張隊長說，“不打掉這些‘公司’，不知道還要被他們卷走多少錢。”
尹家福一開始就懷疑公司是否真的存在，韓松等人也曾懷疑過:“我上網查過，說是這家公司早就被取締了。”韓松找上面人詢問，誰也說不清楚，一會兒說是貿易公司，一會兒說是制衣公司，“反正誰也沒說清楚過。”
呂某雖然級別很高，但他也是對公司背景懵懵懂懂的，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昭通的下層參與非法傳銷的人，更是對“深圳文斌”一人一個說法。
“如果這公司是假的，那么多錢弄哪兒去了呢？”尹家福說，僅是通過他自己的手，就有數十萬元上交給了上面的經理，可經理再把錢交給了誰，他就不知道了，“在昭通的少說有5萬人還在搞，大部分是花了38000元買了10份的，好幾個億啊。”他們所發的“業務洽談手冊”上寫著“45%的銷售將作為公司利潤”，如此計算，被“虛擬公司”卷走的錢是一個可怕的數字。
在“虛擬公司”的操縱下，那些做著發財夢的，身著西裝的“老板們”的夢在一個個破裂。“很多人都走了，一分錢都沒掙到的大有人在，沒錢了只能卷鋪蓋走人”，尹家福掏出一份他們的體系圖，“這個體系中，有很多個分支，現在只有一個分支還在活動，其他的分支的人都賠完了錢之后回家了”。
尹家福苦等的王勝利那邊沒有傳來好消息。“他不會來了，剛打來了電話，他放棄了。”尹顯得很低沉，最后一根稻草化成了灰燼。
在經過幾天的思想斗爭、多番咨詢之后，他決定再次召開家庭會議。這次的討論不再激烈，經過差不多一天的沉悶之后，他、妻子、表哥、表弟等所有在昭通的親屬，所有在昭通的他的下屬，做出一個痛心的決定:自認倒霉，賠幾十萬元錢。
尹家福覺得無顏回家。“本來是帶著他們來發財的，可賠得一干二凈，家里都欠了一堆債。”他準備帶上親人們去往東南沿海的一個城市，找一位親戚借些錢，在那里，開一個小吃店，養家糊口，聊以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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