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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新生[2006-06-26]
在研究法國商法的過程中，筆者曾經感到困惑：作為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財政大臣科爾貝爾居然是法國歷史上最為有名的商法典的起草人。這部于1807年正式頒布的重要法律文件，到現在仍然有效，成為調整法國商業關系的綱領性文件。
為什么由一個主張囤積真金白銀、拼命增加國家財富的重商主義者，主持起草促進流通的基本法呢？直到很久后我才明白，正因為科爾貝爾奉行重商主義，所以才會通過制定商法典促進國內流通，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換句話說，在那個時代，科爾貝爾就已經看到了“經濟全球化”的陷阱，一方面通過限制貴重物品的出口，防止國家財富流失；另一方面則大力發展國內的流通事業，盡可能地做到物盡其用，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重商主義其實是早期的經濟愛國主義。在保守的國際貿易政策引導下，重商主義者通過促進國內流通，實現財富的增值。
直到今天，法國總理德維爾潘仍然奉行這種重商主義政策。他在國內促進商品流通，實現財富的快速分配，對外國資本進入本國企業卻采取干涉政策。2005年，他宣布11個產業將會受到國家保護，今年又列入20家大型企業，作為政府特殊保護企業。
這種做法當然會阻止商業資本的跨國流動，違背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國際組織制定的貿易規則。所以，對法國總理的這些做法，連歐盟一些國家首腦都看不下去，他們希望通過政治談判，打開法國總理的“心結”，推動歐洲市場上資本的自由流動。但現在看來，政治游說活動尚未發生效力。
其實，這種在資本流動中內外兩個標準的做法并非為法國所獨有，美國、俄羅斯等一些國家近年來也采取措施，限制本國資本流向國外，防止外國資本參股國內的核心企業。在這股經濟愛國主義或者經濟民族主義的浪潮下，中國顯得有些逆勢而動。
中國的資本開放政策到底能夠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后果，人們還不得而知。在過去的歲月中，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堅船利炮打開了殖民地國家的市場大門，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昌盛。如今，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如雨后春筍逐漸發展壯大起來，而傳統的發達國家卻開始奉行科爾貝爾主義，限制本國資本的跨國流動。這并不說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在走向衰落，只在昭示新興國家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開放道路。
在人力資本不能跨國自由流通的今天，商業資本包括金融資本的跨國流動，必然會對本國產業結構造成嚴重沖擊。如果在經濟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財政儲備不足的情況下，貿然打開國際資本市場的大門，那么，必然會給整個國家經濟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發達國家一方面口口聲聲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制造各種非關稅壁壘，阻止外國資本進入本國市場。這足以提醒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不要一味迷信所謂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而應當從傳統的重商主義或者科爾貝爾主義中，發現本國財富增值的秘密。
中國政府正在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國內商品流通和服務業的發展。但必須指出，中國尚缺乏科爾貝爾式的人物，還沒有制定出促進國內商品流通的商法典。我國正在起草民法典，其中的物權法草案正在廣泛征求意見。不過，民法典不能代替商法典，因為民法典體現的是一種互助精神，而商法典體現的是一種營利精神，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當前我國制定的一系列促進國內流通的法律規范，缺乏綱領性法律文件作指引，立法機關應該考慮科爾貝爾式的做法，進行商法典的編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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