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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強
專家估算，如果將國企利潤的50%納入財政預算，并分配給教育和醫療事業，則政府對教育和醫療衛生的支出將增加85%。
彭建國最近成為海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位國資委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6月11日通過《瞭望》雜志表示，國資委已經與財政部達成共識，討論今年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有望在年內出臺。《瞭望》是新華社主辦的周刊。
這并非政府首次透露類似消息。不過，刊發專文對此消息加以確認，對國資委而言卻是第一次。由于涉及央企6000億元利潤的走向，文章刊出之后引起很大反響。海內外媒體紛紛轉載并配發評論。
實際上，早在年初一次工作會議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曾透露，已與財政部在原則問題上達成一致，“由財政部負責編制央企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國資委則負責編制所有央企的經營預算”。
隨后，在今年“兩會”召開之前，國資委副主任王勇再次確認，今年將拿出國資經營預算制度的草案。有關方案將涉及國資委所監管的168家央企。但他沒有透露預算制度的具體內容。
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稱，如果國資預算制度能落實，將完善國資委的權力體系，真正實現“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制度設計。趙曉曾任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
兌現國資委財權
據了解，在1994年之前，中國國企實行“統收統支”制度，即企業將所有的利潤上繳財政，然后，再由財政向企業追加投資或彌補虧損。1994年稅制改革后，國企的稅后利潤則全部歸企業所有。
因此，有些企業既壟斷了國有資源，又享受稅收返還等財政支持政策。對這些企業來說，它們不需支付任何資本成本。但對市場中別的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來說，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不公平競爭。
同時，由于未建立國有資本收益收繳制度，效益好的企業職工收入不斷膨脹，而困難企業的職工卻收入下降，由此產生了企業內部分配秩序混亂的弊端，日益導致社會分配不公。
另外，由于國企利潤結余全都自主支配，因而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其預算外資金容易亂投亂花，因決策失誤造成的浪費、損失和各種形式的流失時有發生”。
趙曉告訴記者，自2003年國資委成立后，就在醞釀建立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否則，資產和利潤都在企業手里，不歸國資委管，怎么體現‘老板’的權力呢？這是真正落實國資監管條例的需要。”
公共財政增收需要
彭建國表示，國資委如果最終將財權攬入懷中，將方便其對國有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確保新增國有資產的投資方向，符合“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有保有壓”的原則。
不過，在世界銀行經濟學家Louis Kuijs、William Mako以及張春霖看來，建立國資經營制度最大的好處，是能夠增加國家在公共財政方面的收入與支出。
在去年10月，這幾位對中國問題頗為關注的學者曾編寫一個報告，對中國國企的分紅制度進行闡述，并向中國政府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他們在這份24頁的報告中稱，健全的分紅政策之所有重要，除了有利于提高國企投資項目的效率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改善公共財政資源的整體配置。
他們的邏輯是，正因為國家或者說社會承擔了改革成本，所以，國企才能輕松地進行改革，它們的利潤水平才能不斷提高。因此，國企的利潤也應該上交一部分，用來彌補國家承擔的改革成本。
這或許是財政部與國資委最終達成共識的根本原因。實際上，在丹麥、法國、德國、新加坡等國家，其國有企業向國家上交紅利，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配套措施亟待完善
比如，新加坡的淡馬錫在過去30年里，平均每年要將其市值的7%作為紅利，上交給新加坡財政部。奧地利的OIAG基金，曾在2004年將其普通盈利的90%，作為紅利上交給國家財政部。
世行的報告稱，如果國企能夠上交部分紅利，將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國解決在義務教育、醫療事業改革中存在的資金短缺問題。
以教育為例，在2002年，非金融類國企的利潤總額為5589億元，而同期小學和初中的學雜費收入為270億元。因此，政府若能從國企獲得4.8%的分紅，就可以免除所有當年對義務教育的收費。
根據這幾位學者的估算，如果將國企利潤的50%納入財政預算，并分配給教育和醫療事業，則政府對教育和醫療衛生的支出將增加85%。
不過，趙曉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對國資經營預算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制度設計者的目標，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現在還沒有看到配套措施。光有權力沒有責任，這個權力就可能會被濫用。”
趙曉所講的配套措施，指的主要是國有資本預算的問責制，以及預算管理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建立預算制度之后，這些資產怎么來‘玩’啊？定價機制如何？交易規則如何？程序化規則又如何？相關制度都要完善。”
法律還需完善配套
現有的一些法規障礙，也還需要清除。根據1995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國務院財政部門具體編制中央預算、決算草案。其中預算收入范圍就包括“依照規定應當上繳的國有資產收益”。
2001年財政部發布的《企業國有資本與財務管理暫行辦法》，則進一步規定，各級財政機關負責企業國有資本與財務管理。
因此，如果由國資委單獨編制中央企業的經營預算，必須首先修改相關法規。據了解，為了掃清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法律障礙，財政部將于今年10月完成對《預算法》的修訂，而《國資法》的制定，也被列入了本年度立法計劃之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喬新生教授認為，《國資法》不出臺，國資委對國有資產的監管實際上就“師出無名”，缺乏法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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