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婚紗

　　采寫：劉小萌 口述：張玲

　　采訪地點：北京市東城區豆腐池一

　　我出身在一個資本家家庭，與共和國同齡。上小學三年級，迎接少先隊十年大慶，要選代表上人民大會堂，還有毛主席接見，聽說這消息，別提多振奮了。同學們都以為會選

我去，因為我拔尖啊。結果批下來之后，是兩個出身好的同學去了。人家說，我出身不好不能去。小時候不懂什么叫出身，這次不讓去人民大會堂，才意識到自己出身不好。

　　我記得那個場景特清楚，回家時我爸正挨那兒坐著。在這之前，人民大會堂剛建完還沒開放的時候，組織工商業人士參觀，我爸也興沖沖地去了。回來以后還給我講呢，里面怎么怎么好，穿的釘子鞋，怕把地板碰壞了，干脆就提了著鞋，光著腳走了一圈，特新鮮。我當時還說：“好不容易有這么一個機會，怎么不讓我去。”等到我告訴他“去人民大會堂沒有我，說我出身不好”時，我爸看著我笑著說：“沒關系，長大當上勞動模范就能進去。”

　　1967年我在中學鬧串聯回來，學校說要“復課鬧革命”，接著給畢業生辦學習班，動員上山下鄉。我是66屆初中畢業生，最后報名去了內蒙土默特左旗，那是1968年9月。

　　插隊第一年，國家發給生活安家費，我們知青小組買供應糧吃，一起勞動，還沒有顯出什么差別。可到第二年生活費沒了，吃什么呀？吃你頭一年掙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鄉前我受過一種刺激，精神狀態不是太正常，到現在也不能說完全恢復了，這刺激大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頭。當時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對我很照顧，但再照顧，你不出去勞動，工分沒有啊？她分給你點工分那不可能啊。

　　正好是那段時間，有一次我去看場院，從外邊回來，碰上了李剛小他媽，也就是我后來的婆婆。當時村里那些好心人，對我們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給我們送去。對別人家送的吃的，我們都痛快地收下了，唯獨這一次，剛小他媽煮的十個雞蛋，家里的知青說什么也不收。我從外邊回來，她兜著雞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說：“張玲，我送了點雞蛋他們沒要，給你吧。”知青為什么不收她的雞蛋？她名聲不好，也就是作風有問題，沒人愛搭理她。我當時正在困難的時候，也顧不了那許多，就收下了。

　　從我們下鄉之后，剛小就一直幫助我們，他是漢民，那個村里蒙民比較多。我們遇到什么事比如煙筒堵了，炕冒煙了，他都來幫忙。有時別人老遠的看著，他不在乎，走過來關心地問問，跟我們沒有什么界限。他祖輩是從山西過去的，好像內蒙那邊的漢人大部分都是從山西過去的，解放以后還有一部分貧民是政府給遷過去的。我們去的時候也是這樣，蒙人是雙份自留地，漢人都是一份。

　　他媽看見我要了她的東西，乘我看場的時候，就讓她的女兒給我送烙餅啊、餡餅啊，當時真是救濟了我。她這個人雖說作風有問題，但是挺熱心、也挺能干，再說剛小，69年10月份，我倆的婚事兒就定了。我們那個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結婚的，但她不是我們公社的。我們村就我一個與農民結婚的。

　　我決定在農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慮：一個是下鄉前精神受到過刺激，留下了后遺癥。開始時我特能干，后來連鋤頭把兒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對我影響太大了，如果我是一個正常人，本來身體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條人生道路了。但是在當時情況下，既喪失了勞動能力，又沒有經濟來源，只有走這條路。我覺得既然決定留在農村，就要找個歲數合適的。剛小和我的年歲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勞動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貧農，是中農出身，按說中農也可以參軍，但比貧下中農還是費點事啊，可他沒有參軍要求，我覺得這點也很合適。再有一個，無論是他們家還是我們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煩事，我家是成份不好，而他媽的作風問題對他也是一個很大的包袱。我想，我們倆應該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種新生活。

　　從決定這件終身大事到操辦婚事，前后也就是一個多月的時間。婚禮的頭天晚上，我一個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場。那時，我的心情很復雜，因為這是在沒有出路條件下做出的選擇，這一輩子就得留在農村了，今后面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樣子，沒法想像。我覺得，就是一個火坑也得往里跳，確實也沒別的路。

　　婚后十幾天，就發現剛小有賭博的惡習。當面數落他，他不承認，過后依然故我。因為他屢教不改，我氣得自殺過，一瓶安眠藥，才吃掉了4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氣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兩腿發軟，動也動不了了。幸虧被及時搶救，才保住了命。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況還有了孩子。

　　第一個孩子是在70年冬天出生的，農村過月子有吃一百個雞蛋的說法，但我一個雞蛋也沒吃過，頭幾天就是喝點紅糖水，接著一些天吃細面條。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凍慘了。結婚時，我住的還是剛小家的舊偏房，第二年我們蓋了新房，當然是土坯的。內蒙的冬天特冷，北風呼嘯，遍地積雪，夜晚溫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村東，更感到風頭的強勁。

　　熬過這年冬天，心里忽然產生回北京探親的強烈愿望。下鄉一年多，時間不算太長，但經過結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從天真無邪的城市少女變成了每日圍著灶臺轉的農家婦女，對過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覺。在“廣闊天地”的磨礪下，我已經脫胎成另外一個人，一個連我自己都時時感到陌生的人。

　　當我提出帶孩子回京時，卻遭到剛小家一致的反對，他們不了解我的心，擔心我一去不復返。在我的一再堅持下，他們最終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這樣，我還是毅然離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從村子到火車站有十幾里路，為了趕十點多鐘的火車，我起了個大清早，一路上，眼前不時浮現孩子紅撲撲的笑臉，腿上像灌滿了鉛般的沉重。在車站排隊買票，從隊尾到隊頭，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輪到賣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氣來掏錢買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牽腸掛肚的孩子，一般難以割舍的親情，猶如兩只無形的大手撕扯著我的心……南去北京的火車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種就啟動了，望著漸行漸遠的火車，我不禁嚎啕大哭，站上的人們都困惑地看著我，但是又有誰能洞悉我內心的苦痛呢？從上午到下午，我在車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淚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當我拖著沉重的雙腿回到村里時，已是深夜。回到家，發現婆婆把孩子抱到他們屋子去了，我那屋他們也占了。可是我沒回城增加了他們對我的信任。他們當時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來了。看到我回來，他們了解張玲了。

　　71年秋天有了點收成，我帶著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媽自己承受著種種苦難不說，不知為這個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淚，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傾注在幾個孩子上。“文革”前，我們就像一群無憂無慮的小雞，受到母親精心呵護，只有到下鄉離家，人各一方，特別是自己也身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識到母愛的博大。

　　后來的日子逐漸好了一點。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幫助剛小改掉賭博的習慣，原以為我這心血沒有白費，結果卻發現他根本沒改，老是為他擔著心。他有時輸了錢，心情不好，回來就跟我吵，弄得我膽戰心驚的。我們的生活是挺困難，可有時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點面條，我說你就坐下來高高興興地吃，哎呦，又吵得翻了天，沒有一天安定日子。按當地習慣，過年吃年飯，全家人圍坐一起烤旺火，吃餃子。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誰知他又去賭了。

　　知青找了當地的農民，絕對是有差異。如果剛小不耍錢，其他的事我都能處理好，換了別人不知道能不能？婚姻問題我反復想過，跟農民結婚當然有積極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東西，他沒看到過，通過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層的東西不會因為這個改變吧。從大的方面說，農村更不會因為你找了農村的青年有什么改變。

　　二

　　我在農村一直生活到79年，上邊終于發話，要給我們這些在農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這事，因為在農村結了婚，還有了二個孩子，老大是70年出生的，老二是72年冬天出生的，除了帶孩子，還要喂豬、做飯、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農婦沒有兩樣。這次忽然說要給安排工作，還說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國家就不管分配了。這就像天上掉下了餡餅，意外之喜，說什么也不能錯過。那時我的身體也是不太好，還是借了一輛自行車，跑了老遠的路，去領指標、填表。

　　80年5月我到廠子報的到。一同報到的有12個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是在在農村結婚多年的。一直到88年把戶口轉回北京，我在這個“大集體”整整干了8年。“大集體”的待遇跟國營單位絕對不一樣，白手起家，自負盈虧，頭三個月都開不了支，生產、管理沒有一點“王法”，整個一個“土”政策。

　　說是進了廠子，連個穩定的住處都沒有，上哪兒施工就住哪兒，臨時搭個帳篷。任務主要是維修鐵路，也就是篩石頭，清篩，把土篩出來再把石頭擱回去。鋪設新鐵路的活也干過，從抬土、抬石頭到鋪鋼軌，那鋼軌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還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個高的跟個低的，大家一個樣，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會兒壓壞的。我們一個個的腰都是這樣，腰椎受強壓，關節受損。內蒙的冬天可冷呢，沒錢買棉鞋，都張著嘴了，拿鐵絲拿繩湊合勒一勒，腳指頭凍的一直麻著，摸著沒感覺，跟“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玉榮白毛風天遭的罪沒什么兩樣。

　　就這樣，在線路上干了兩年，定期回家去看看，總算有了點工資，比在農村好過些。在農村一直就沒錢，年終分紅，也就10塊8塊的。

　　我的戶口從農村出來后落在呼市吉寧段，屬大集體戶口。人家不是說孩子隨母親嗎？但孩子的戶口沒上來，派出所不給辦，說哺乳時期隨母親，年齡一大就不符合轉戶口的條件。80、81兩年，我在線路上跑，還顧不上孩子戶口的事，當時孩子就跟我住帳篷，都上學了。82年以后開始安定下來，就想著法把孩子戶口從農村弄出來。我想了個轍，要求辦離婚手續。這在當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離婚，有的是假離婚。離婚證的條件是：所有財產歸男方，孩子歸女方。就這么寫的。我就要那兩孩子。孩子歸我了，當然得給他們上戶口。

　　看別人辦的挺容易，到我這可難了。公社管事的是剛小的親戚，他不給辦，說剛小有賭的毛病，離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說這是假離婚，為的是給孩子上戶口。他還是不聽。后來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民政給他寫了一封信，講明原由，總算給辦了。廠子里我們一共8個知青，我是最后一個辦成的。孩子的戶口給上了，糧食關系又不給上，又費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禮，才辦成糧食關系。當時糧食關系還是挺重要的。因為我們還沒有獨立戶口，只好把孩子戶口也上到集體戶口上。

　　辦完孩子戶口，接下來該考慮剛小的問題。我帶孩子出來之后，剛小也不愿在村里呆著了，出來找事干。過了一段時間，有些正式工開始在鐵路旁邊蓋小房，路邊有的是空地，沒人管。我們也順勢蓋了一間小房。有住處了，這才又想著給剛小弄戶口。有好多國營廠子，對知青照顧特好，想方設法給他們的農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個臨時工。我們那兒可沒這好事，幾個知青都“是后娘生的”。廠子對他們自己的子女很照顧，但這幫子知青是沒辦法帶進來的，就事事卡你。我們曾要求跟男人對換，我們留在家里，讓男的出來干活，上面就是不同意。

　　我們原來考慮過去靜坐、去臥軌，想來想去，覺得這樣做不妥，才決定一起給國務院寫信。后來回到北京，我為住房的事還給北京市委寫過信。

　　給國務院的信發出沒多久，上邊就批準給農村配偶上戶口。我是在82年辦的假離婚，后來給剛小上了戶口也沒再辦復婚。當初開那個離婚證只是為了給孩子上戶口，在戶口本上我們還是兩口子。把剛小戶口從農村轉出來，主要是讓他心里踏實，沒有多大的實際好處。我當時還留了個心眼，說咱們不如兩邊干，這邊掙著錢，那邊自留地留著，多好的事啊！我的腦瓜還是比較靈活的。他不行啊，看見人家戶口都轉了，他也得上啊！其實他一上戶口，自留地也沒了。戶口是上了，工作不給解決呀，都是自己干，后來就想著做點小買賣，收雞蛋賣雞蛋，在廠子邊上開了一個小雜貨鋪。

　　84年以后，我們生活基本上比較平穩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剛小買賣做的紅火一時，殺羊賣肉，誰也賣不過他。買肉餡的顧客來了，他白給你鉸，別人的羊肉半天賣不出去，他的羊肉一會兒就出去了。他做買賣在行，人也好，又能干。85年正好鐵路沿線改造，在我們搭小棚的地方蓋起兩幢樓房，我們作為拆遷戶第一次住進了樓房。現在那兒還有我們兩居室呢。如果當初你沒在那蓋房，拆遷也沒你的戲。我們自己有了房子，戶口才遷到了一塊兒。

　　三

　　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戶口辦回北京，主要是為孩子的前途著想。剛小的戶口不好辦，就先那么拖著。那會兒兩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話，學校還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為了轉戶口必須先有接收單位，沒有接收單位只好辦假接收，如果沒有接收單位他不給你落戶口。我開了證明，費了好長時間，找了一個假接收單位，總算把戶口落下了。接著趕快安排孩子上學。兒子從沒離開過我，原來擔心他不能適應這里的生活，沒想到他上學還混的不錯，學校挺重視他，升旗還讓他去，這孩子特老實，很快入了個團，學習成績越來越好，我就塌實了。

　　女兒轉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師都特好，過去教過我的老師挺幫忙，本來插班是要交錢的，我這兒什么都沒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給收下了。

　　把子女安頓好以后，就決定回內蒙。我是90年過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呆2年多。我在北京辦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兒女的戶口雖然辦回來了，我卻成了不折不扣的失業者。回去后我就是養病，躺了一年，身體弱，一直怕風。好在剛小很能干，他做買賣，我在家里料理，幫他剔個羊肉。他弄來雞蛋，我幫著賣。孩子們都不在身邊，我就專心對付他。那幾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92年我們就沒有欠帳了，還斷斷續續攢了些錢。我從來沒見過存折，那時有了第一個存折，3000塊錢，挺高興，他也沒去賭。

　　93年的買賣不太好做，買東西的人少了。買賣總是開始時好做，越做下去越賺不上多少錢了，剛小的干勁也就差了。我說：實在不好做，咱們門前擺個車攤，這歲數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雞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這兒修個車，你有力氣，這也能干啊，還能跟大伙接觸。我給他想了這么一個碴兒，他不干。

　　一次，有人來買雞蛋，我一看，哪兒還有雞蛋？他根本就沒收回來，兩個簍子都空著，車也在那兒，就是人沒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驚，就知道不對碴。對他好賭這點，我特別敏感。一個是買賣不太好做，就有點兒放松。再一個，我們當時幫他叔伯兄弟找了個媳婦，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給張羅的這事，辦的挺好的，還給他出了1000塊錢。誰知這媳婦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說是“放鷹”的 。剛小受不了這個刺激。人在強刺激下，意志又沒了，就像吸毒的復吸，剛小又落入賭博的深淵。從此，買賣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來北京看看，臨走時將歷年積攢和子女掙的一萬多元錢都拿走了，說是要“做大買賣”。那年頭，一萬元可不是個小數，“萬元戶”還是個很值得羨慕的稱號呢？可沒過多久，就傳來噩耗，說剛小腦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據說買賣進行得不順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經常酗酒，身體里潛在的病狀一下子爆發了。剛小的喪事是在村子里辦的，兒女怕加重我的病，沒讓我回去，他們回去辦的喪事。說實在的，剛小應該算是個不錯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靈，待朋友真誠，如果不是陷入賭博泥潭難以自拔的話，恐怕不會是這么一種結局。

　　四

　　剛小一死，我完全沒了經濟來源，再加上沒有一個穩定的住處，這段日子對我真是“雪上加霜”。原來我爸有一個院子，剛解放就上交了，剩下三間北房也被人給占了。后來又落實回來，兩間由我哥哥住著，剩下那間算是我們的，可是又被我媽單位換走了。等于我們住著公房，原來那間私房也要不回來，這中間的關系特別亂。那間公房到底有多大？說起來嚇你一跳，也就是8平米的一間小耳房。我媽已經70多歲，我只能擠在她的單人床上一起睡。我媽本來身體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體狀況就更差了。我看總這么下去不是辦法，就只身到小湯山療養院照顧一個癌癥病人，臨時找個寄身的去處。以后，病人去世，小湯山不能再留住，我又去給親戚帶孩子，過著“打游擊”的生活。

　　我的這些困難，被我以前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革”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隊。98年初我們集體返鄉途中，她帶著深切的同情傾聽了我這些年的坎坷經歷，在當年5月22日《中國婦女報》發表的長篇報道《嫁給農民的女知青》中，專門寫了我的遭遇，文中寫到：“如今張玲戶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卻沒有一張屬于自己的床”。報道發表后被多家報刊轉載，引起許多有過知青經歷的人的關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趙昌明幾經周折找到我，對我的處境表示關切。

　　不久，昌明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對方也是老三屆，同病相憐，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沒有談成，據說是嫌我身體不好，后來昌明才告訴我實情，對方是因為我沒有工作。前面說到，我在88年把戶口轉回北京時不得不辭掉了工作，從此失業。我這人不懂政策，但總有個疑問：國家讓我們戶口回北京，本意是為了解決我們的困難，既然這樣，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難題呢？

　　回過頭再提與吳春海結婚的事 。春海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歲。他小時候得過腦膜炎，留下后遺癥，腦筋不如常人，過去干過臨時工，燒鍋爐需要上崗技術證，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鍋爐工的助手，推煤。這是力氣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氣，但還是干不長。不是因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實巴交的被人欺負。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標留給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顧他，春海得以衣食無憂。

　　昌明給我介紹春海，女兒不大滿意，嫌他沒有工作。我說既然提了，就去看看，這樣就約了日子見面。春海家住什剎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樓大街豆腐池不遠，離北海都不遠，我們就上北海溜達。我一個人說呀說，春海只會一聲接一聲的“嗯”。就說這歲數，我說你是59年的，我比你大10歲呢。他說，那他們怎么說比我大9歲呀。我說：“那你覺得怎么樣？”他說：“無所謂。”他特愛說“無所謂”。我問：“你會做飯啊？” 他說：“會做飯。”我說：“走，上你家瞧瞧去。”我這人就是，辦事從來就不帶拖拉的。他特高興，就領我去了。

　　進了大門，穿過一條狹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間接出的廚房，完全遮擋了屋內的陽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開燈。我說：“哎呀，住窯洞來了。”再一看床上鋪的被褥，別提多么臟。那些天，我因為照顧家里病人特別累，進屋休息，沒多會竟打起盹來了。一會兒功夫，春海就把飯做好了。蒸的米飯，炒了兩個菜，一個是青椒肉絲，一個肉片豆角，飯菜可口。真沒想到，春海還有這么一手，我對他的生活能力徹底放心了。心里說，這人不用別人怎么幫他，頂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沒跟兒子提起，只是說：“我給你們找了個做飯的吳叔叔”。當時兒子和兒媳剛來北京，孩子很小，兒媳不會做飯，吳叔叔天天過來給他們做飯，一來二去，很快熟了。兒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別人怎么看，總是說這個人不錯。春海天天過來給做飯、買菜、換煤氣，家里這攤事他全包了，你想這一家人回來吃飯，挺重要的事。因為我弄這一攤事兒弄不了，身體不太好。后來兒媳婦學會做飯了，不用他幫了，而是做好以后說：“讓吳叔叔過來吃飯吧。”他們對“吳叔叔”的印象就是樸實、勤快。過了子女這一關，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來了。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沒辦結婚登記。我覺得這不過是個手續，沒多大實際意義，再說，交300多元辦手續，也舍不得。另外，擔心這樣會影響春海申請最低補助。左思右想，還是一切從簡吧。我們的事引起許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關心。田小野、張援等人希望給我舉辦一個特殊的婚禮，并在小野的知青網站上發了一個通知。反映之強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紀的第一個星期日。這天下起罕見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濘，交通阻塞，我真擔心婚禮的冷落。畢竟，在答應要來的賓客中，幾乎沒有我們的親屬。沒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趕來參加我們的“世紀婚禮”。 回想過去大半輩子，的確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歡快的婚禮進行曲和賓客的笑語中，我一時又覺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許多人的經歷盡管比我還坎坷，但他們也曾受到過如此誠摯深厚的關愛么？婚禮上，我高興地告訴來賓：我這一輩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紅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紅，第一次見到這么多人參加我的婚禮，做夢都沒有想到會這么熱鬧！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