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配額在改善貿易條件與防腐敗雙重目標下掙扎

　　梅新育

　　山西焦炭出口配額大案確實令人觸目驚心，商務部將本系統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鎖定三大重點領域：進出口配額和許可證的審批與管理；各類展覽會／展銷會攤位分配使用；重大項目的招標投標。其中，“進出口配額和許可證的審批與管理”高踞榜首，確實不是無的放矢。審視中國對外經貿全局，我們會發現，這起案件不過是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中國

出口配額制度在改善貿易條件與防止腐敗雙重目標下的艱難探索。

　　進出口配額又稱進出口限額，是一國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對某些商品的進出口數量或金額實施的直接限制；在規定期限內，配額之內的貨物可以進口／出口，超過配額要么不準進口／出口，要么必須繳納高額關稅或罰款之后才能進口／出口。我國之所以對多種出口商品實施配額／許可證管理，有著深刻的根源。

　　眾所周知，中國雖然已經是全世界排名第三的貿易大國，但在貿易定價權、貿易收益分配等方面還算不上貿易強國，中國對外貿易條件多年沒有顯著的改善，甚至有所惡化，以至于“買什么什么就貴，賣什么什么就便宜”成了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對外貿易條件真實寫照。與近幾年才突出的“買什么什么就貴”問題相比，低價競銷導致肥水外流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久治不愈的痼疾。

　　正因為如此，20多年來，國家一直在努力加強重要出口商品的分類協調管理，希望藉此達到改善貿易條件、提高出口效益的目的。

　　在這個管理體系中，焦炭名列二類出口商品，即國際市場容量有限、有配額限制和競爭激烈、價格比較敏感的出口商品，以及國內貨源有限，需要內外銷統籌安排的出口商品；其協調管理方式也從當初的指導性出口計劃逐步發展到現在的配額管理方式。換言之，我國出口配額制度的根本目標是改善貿易條件、爭取國際市場定價權、提高出口效益。

　　與此同時，對于心術不正者而言，出口貿易配額這樣一種本意良好的制度意味著尋租的機會，因此我國出口配額制度的設計、改進還必須遵從最大限度防止腐敗的目標。問題是這雙重目標未必能夠完全統一，決定了我國出口配額制度必然要遭受雙重目標的煎熬。

　　例如，倘若不考慮其它約束因素，如果要最大限度地減少配額分配過程中的腐敗，公開招標投標顯然是最好的辦法。問題是這個世界上不僅存在正常的出口商(包括貿易商和廠商)，也存在專事投機的配額炒家，而且他們在玩弄招標投標機制方面通常比正常的出口商更為嫻熟，因此很可能在政府、商會主持的一級市場上贏得多得不成比例的配額，然后在二級市場上索取高價轉手，讓我們出口配額制度提高廠商出口效益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落空。

　　在紡織品配額招標中，我們已經看到配額炒家曾經將受限紡織品出口配額一級市場價格炒到了何等高價；如果焦炭配額也實施同樣的方式，我們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當然，在通常情況下，市場機制會約束炒家行為，使過高的配額價格回歸。在紡織品配額市場上，我們看到輸美男女棉制T恤衫年初的配額中標價高達9美元／打，由于超過廠商承受能力，到5月下旬最低轉讓價竟然只有0.7～0.8美元／打；輸歐4類T恤衫配額價格4月底還是2.5美元／打，5月下旬也只有0.7美元／打。

　　可是，這種情況難以在焦炭市場上完全拷貝，因為在配額價格過高時，紡織品服裝廠商可以減少生產乃至暫時停工，促使配額價格回歸；但煉焦爐不能熄火，否則就要報廢，因此焦炭配額炒家勒索廠商的能力強于紡織品配額炒家。

　　任何管制、任何公共權力都有滋生腐敗的可能，但簡單地取消管制，或是不夠深思熟慮的管制改革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負面作用，我們不可不慎重行事。當然，不管怎樣改進焦炭配額制度，強化廉政建設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上考察，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更加深遠的意義。

　　在解決與日俱增的貿易摩擦時，貿易伙伴可能會要求我方采取出口限制措施，那么，在與貿易伙伴談判磋商解決方案的時候，我們是否應當說服對方與我們共同尋求最大限度降低腐敗風險的方案呢？畢竟，在世界范圍內，國際貿易都深受腐敗問題的困擾，不僅跨國賄賂(transnational bribery)是國際貿易界提出已久的問題。

　　美國《海外腐敗行為法》起因于1976年“洛克希德案”，甚至廣為流傳的“尋租”一詞也是由安妮·克魯格在一篇探討國際貿易中保護主義政策形成原因的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中提出來的，以安妮·克魯格和巴格瓦蒂為代表的國際貿易學派也與公共選擇學派并列尋租理論兩大流派。

　　在中國的實踐中，有媒體指出，我國調查的腐敗案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雖然這個數字未必精確，但從早年的原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鐵英收受港商巨額賄賂案，直到近年敗露的朗訊等案件，已經連續不斷地向我們敲響了警鐘。甚至當前中國的這場反商業賄賂風暴，尋根溯源，也起因于

　　(作者為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