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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新的國內國際貿易形勢。今春，商務部進行了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結構調整。在“大貿易”的理念和歐美調整對華貿易政策的背景下，商務部的走向值得期待
□記者 王強 胥曉鶯
咄咄逼人的反傾銷，終于把埋頭做生意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們逼上了前臺。5月22日，在
位于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舉行的“對華鞋產品反傾銷聽證會”上，溫州企業奧康集團、吉爾達鞋業等有關負責人，協同廣東等地鞋業企業，在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帶領下進行了“抗辯”。
此次聽證會中國企業代表團的態度相當強硬，給歐盟方面也造成了很大壓力。“我們一定爭取無損害抗辯，也不接受任何反傾銷稅這方面的妥協。如果歐盟那邊近期不做調整的話，看來這個案子只能到WTO去做一個最終的了斷。”參加聽證會的奧康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吳春悅向《商務周刊》透露。
歐盟對中國皮鞋征收臨時性反傾銷稅，已給溫州皮鞋出口歐盟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來自第99屆廣交會的最新消息是，出席99屆廣交會的歐盟鞋商較上屆急劇減少了40%，這已讓溫州皮鞋業的歐盟訂單銳減30%—40%。
受到影響的不單限于溫州鞋企。根據3月23日歐盟的初裁，4月7日起對所有中國出口到歐盟的皮鞋征收4.8%的關稅，到10月增加到19.4%。屆時，將涉及中國1200余家制鞋企業和400多萬人的就業，涉案金額高達7.3億美元。
這起被稱為近10年來歐盟對華最大的反傾銷案，也是中國商務部繼去年紡織品談判之后面臨的又一難題。今年1月10日，中國商務部副部長、中國貿易談判代表高虎城出使歐盟協商鞋業反傾銷事宜，當天，高虎城與歐盟委員會貿易總司戴維·奧沙利文和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分別進行了會談，但此次出訪只是將歐盟的初裁推遲了兩個月。5月15日，歐盟內部市場和服務委員查理·麥克里維訪華，商務部部長薄熙來當天會見了他，話題的重點仍然是中國鞋類產品遭受歐盟反傾銷。但就目前看，事態仍未有明顯轉機。
5月8日，WTO公布了2005年下半年反傾銷案統計報告。該報告顯示，在2005年下半年報告發起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成員是中國；同時，中國也是遭受新發起反傾銷調查最為頻繁的國家。
這還只是開始。到2008年，隨著WTO后過渡期的結束，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將可能進一步增加，普遍的看法是，中國將成為全球貿易摩擦重災區。而就在此時，中國最主要的兩個貿易對象美國和歐盟，已開始大幅度調整對華貿易政策。
中國正在面臨貿易增長模式的巨大轉變，應付貿易談判和應對貿易爭端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作為負責國內貿易、國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主管對外貿易談判的國家商務部，在職能和機構設置上面臨更多的挑戰。
事實上，一場外界尚未感知的改變，已經在商務部內部靜悄悄地發生了。
不動聲色的大調整
4月3日，商務部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據《商務周刊》所知，參會人員主要為商務部規劃財務司、機電產品進出口司、科技發展和技術貿易司的各級官員。這次會議拉開了商務部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內部機構調整。
會上，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宣布把規財司一分為二，分別成立綜合司和財務司，把機電司和科技司合并為機電和科技產業司，同時新增設服務貿易司。
薄熙來同時宣布了這幾個司的人事安排。原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徐鳴調任綜合司擔任司長，原規財司副司長李榮燦升任財務司司長，原產業損害調查局局長王琴華主政機電和科技產業司，而服務貿易司司長這一新職由原外資司司長胡景巖擔任。
與此同時，在商務部公示的新任命中，還包括原中國駐新加坡公使銜商務參贊李志群接任外資司司長，原科技司司長常曉樹擔任市場建設司司長，原機電司司長李銘林外派任中國駐新加坡公使銜商務參贊。
由于部內的刻意低調，一些商務部官員在被《商務周刊》問及時，只是謹慎地將此次調整稱為普通的“干部輪崗”。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商務周刊》，商務部的人員流動比較頻繁，除了不同司局間的調動，還可能被派到全國各地“特辦”(特派員辦事處)任職，或者“駐外”。目前商務部在上海、青島、大連等16個城市設有特派員辦事處，在至少19個國家派有公使銜商務參贊。
但既然有機構的調整，這次變動就不僅僅是人員輪崗這么簡單。事實上，此次調整從去年開始，商務部就在醞釀之中。記者了解到，去年年底，商務部黨組已研究決定將機電司與科技司改組合并為機電和科技產業司，試圖改變就外貿抓外貿、只抓產品不抓產業的傳統，將對外貿易中比例最大的機電產品進出口工作，放在整個產業的大視野中加以考慮。
“很明顯，商務部希望更多地參與到國內的產業管理中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說，這與我國機電產品面臨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有很大關系，目前，中國已是世界第四大機電產品出口國，機電產品出口占中國外貿出口總額的55%以上，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很少。而以前在貿易與產業分割的情況下，很容易引起國外對中國機電產品的反傾銷和貿易爭端。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說：“其實，這兩個司的業務重合度很高，機電主要就是科技類產品，所以把這兩個部門合并理所當然。”在機電司和科技司合并為機電和科技產業司后，商務部內部對該司的簡稱即是產業司。
新的工作崗位對于王琴華來說并不陌生。在產業損害調查局的時候，王琴華負責的就是產業安全和產業損害預警，以及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案件中有關國內產業受損害程度的調查與裁決工作。到任產業司后，這位女司長面臨的第一件工作是參與研究美國和歐盟聯手就中國汽車零部件進口關稅問題向WTO提起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請求。
而對于徐鳴來說，這是其在商務部的第二次職務變動。2004年底，薄熙來為加速“內外貿一體化”進程，把商務部從事內貿的三個司(市場建設司、市場運行司、商業改革司)的官員與外貿部門的官員進行對調，一直在市場建設司主持工作的副司長徐鳴調任政研室主任，主要做外經貿研究。
原來的規財司除了財務管理外，還是商務部的一個綜合性業務部門，負責擬訂組織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戰略、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監測分析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宏觀運行狀況，提出政策建議等。這次商務部從規財司把研究和政策建議職能分出來，成立專門的綜合司，也表明了重點加強對中國經濟的綜合分析以及宏觀調控能力的改革思路。
這一變化，對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沈丹陽來說，是意料中的事。在不同的公開場合和有關中國商務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報告中，他一直強調，為整合宏觀管理職能，商務部應該設立能統籌商務各項職能特別是監控商務宏觀形勢、即時從宏觀角度提出宏觀調控建議的綜合業務司。
事實上，在沈丹陽主持的研究報告《“十一五”期間我國商務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基本思路》里，對于“十一五”期間的改革步驟，第一個建議就是在2006年內對商務部的職能和內設機構進行一次大的調整。除設立綜合業務司的建議外，該報告還提到，商務部缺乏管理服務貿易出口的機構，服務貿易的管理與促進工作薄弱。
顯然，商務部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在這次大調整中，新增設了服務貿易司。被選擇擔綱這一新部門的胡景巖，曾長期擔任外資司司長，具有豐富的外資管理經驗。這位吉林大學國際經濟碩士從1980年代中期起，在外經貿部外資司負責中國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定及設立外商投資項目的審批工作，1993年開始參加中國復關和加入 WTO的談判。顯然，商務部選擇他主政在未來擔負重要職能的服務貿易司是有理由的。
貿易對手變招
從新聞記者最感興趣的沖突與博弈角度看，一直新聞不斷的商務部此次靜悄悄的大調整，與美國和歐盟對華貿易政策的大調整，是很容易找到相關性的。
2006年2月13日，布什政府公布了2006年《總統經濟報告》，報告指出，美國創紀錄的貿易逆差要部分歸咎于中國“嚴格管理的掛鉤匯率”和“為限制貨幣升值而對外匯市場進行的干預”。
第二天，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就公布了《美國-中國貿易關系：進入一個更強責任感和執行力的新階段》的報告，據稱該報告是中國2001年加入WTO以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首份綜合性全面評價，歷經6個多月的評估與研究而成。
這份29頁的報告認為，2006年后中國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將帶給美國更多機會，但是，從目前情況看，美中雙邊貿易關系仍然缺乏平等性、持續性和平衡性，眼下已經到了重新調整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關鍵時刻。報告進一步就對華貿易提出了多達35項的新舉措。
報告重點強調，要拓展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執行能力，建立一個專門負責中國事務的總法律顧問帶隊的“中國執行工作組”以確保中國遵守其入世承諾。這是USTR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立針對特定國家的工作組。
在2月14日的報告發布會上，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波特曼透露，整個USTR還將進一步把工作重點向中國傾斜，意在提高USTR獲取和應用中國貿易制度信息的能力。USTR將通過兩個渠道來實現該目標，一方面，增加USTR中國辦公室的人員編制，加強協調來自美國其他政府機構和渠道的關于當前和未來中國貿易問題信息的收集和整合；另一方面，建立一個“貿易政策與談判顧問委員會”(ACTPN)中國工作組，提供與中美貿易相關的戰略性建議。
記者采訪中獲悉，為加大監察中國執行貿易承諾的狀況，年初，美國國務院宣布對駐外人員進行大規模調整，至少向駐華使館增派7位中高級官員。
在推行美國貿易政策的同時，美國正在大力加強對北京的談判能力。上述報告公布，美國將向北京派駐一個談判專員，目的是“擴充美國在華的談判力量”。該專員負責溝通美國商界與中國官方，監督中國遵守承諾并加強貿易執法力度，幫助美國掃清障礙，推動美國商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確保中國貿易政策透明，知識產權保護得力，甚至還包括推動中國的依法治國的進程。
對此，有專家分析，美國只在日內瓦的WTO辦公室和布魯塞爾設有談判專員，這意味著美國已將美中貿易的重要性提升到全球高度。
為加快加大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調整和力度，在美國國內，政府各部門亦加強了協調運作，通過貿易政策評估小組和貿易政策委員會提供的月度報告，匯報各項關鍵目標的進展情況和戰略部署。同時，USTR希望進一步加強與國會的合作，USTR準備向國會議員提供經常性的簡報，確保其獲悉以上目標的最新進展情況，以便在國會知情的情況下，政府制定出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對華貿易政策。
既美國之后，5月初，歐盟貿易委員彼得·曼德爾森也公開表示，目前歐中經貿關系正處于“緊張狀態”，而且這種狀態可能愈演愈烈。曼德爾森宣布，將在今年秋季向歐盟提交新的“歐盟對華貿易戰略”報告，新戰略的重點是歐盟將采取何種更為嚴厲的措施來應對中歐貿易中存在的對華貿易巨大逆差、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乏力以及市場進入困難等問題。
5月8日，歐盟委員會表示，由于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歐盟將在今年第四季度發表有關中國與歐盟經濟和貿易關系的評估報告，以決定下一個十年歐盟應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系。
而此前，歐盟對華貿易政策已在發生變化。3月底，歐盟裁定對中國進口的皮鞋征收反傾銷關稅。接著，歐盟又聯手美國，就汽車配件關稅問題向世貿組織狀告中國。這與歐盟2005年在處理紡織品貿易爭端時相對溫和的態度有很大差異。一些歐洲分析家認為，歐盟對華溫和貿易政策破產了。更有輿論認為，在對華貿易政策上，歐盟與美國走到了一條路上。
歐盟和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變化，引起了中國相關部門和專家的注意。采訪中，曾多次參加國際經貿談判的著名WTO問題專家、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認為，中國對外部環境的這些變化應該認真對待，并要就一些具體問題給予適當反應，包括商務部在行政思路上和內部架構上進行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調整。
“大貿易”是一次結構性變局
當人們為實現某一目標而改變之時，內因提供了發展變化的可能性，外因則提供了發展變化的現實性。商務部如此大規模調整內部機構，其實是內外部環境共同改變的必然要求。
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外貿順差規模達到1018.8億美元，比上年增加698億美元。今年“兩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做《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目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注重優化進出口結構，努力改善進出口不平衡狀況。因此，商務部把改變貿易增長模式，尤其是降低貿易順差作為今年的一個主要任務。
4月1日，在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舉辦的2006年國際貿易爭端形勢分析會上，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表示，未來5-6年，中國外貿的一大目標是如何擴大進口以保持外貿平衡。這對于已經長期習慣于“出口”和“順差”導向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轉變。高虎城說，過去15年來，“出口創匯”一直是一面旗幟，各級政府和企業甚至為達到出口創匯的目標制定計劃，但“現在已經到了轉變外貿發展思路的時候了”。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季鑄認為，長期的出口型政策導向，與我們的經濟理論、貿易政策有很大關系，“中國一直認為，出口是好的，是經濟增長的增量因子，進口是不好的，是經濟增長的減量因子”。
“這樣的思路左右了中國的外貿政策多年。”季鑄說，“實際上我們應該轉變觀念。美國從1972年起就貿易逆差，很多經濟學家和媒體說，美國7000多億美元的逆差，肯定會出問題的。但這么多年了，美國也沒出什么大問題。為什么？因為美國實現了結構性增長，尤其是服務貿易已經異常發達。”
在4月1日的形勢分析會上，商務部外貿司副司長霍建國透露，2006年，中國將調整多項外貿出口政策，多渠道鼓勵進口。目前，正在醞釀出臺進口優惠信貸政策，鼓勵企業進口資源性、國儲性、高科技產品，并擴大關鍵技術設備產品進口。
3月底，商務部有關負責人也公開稱，“十一五”期間，中國必須大力推進外貿增長方式的三個轉變：一是外貿出口要從數量擴張轉變為數量和效益同步增長；二是從“千方百計擴大出口”轉變為有保有壓、鼓勵與限制并重；三是從重視出口、追求順差向重視進口、保持進出口平衡轉變，加快推進市場多元化。
最新的消息是，為進一步制止低價出口行為，減少遭遇反傾銷的風險，商務部已經邀請外貿領域的專家、出口商會和各地相關部門負責人，對《關于處罰低價出口行為的暫行規定》進行修訂，該規定預計今年上半年公布。
與此同時，內外貿的步伐正在逐步統一，以前長期跛腳的內貿得到大力加強。據《商務周刊》了解，商務部今年力推的包括“萬村千鄉”、“萬商西進”、“東桑西移”、“科技興貿”、服務外包“千百十工程”等“12項工程”，其中起碼有一半以上是促進內貿工作的。
而協調內外貿，正是商務部當初成立的原因之一。經過1982年和1993年兩次機構重組，原商業部、糧食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和物資部合并成國內貿易部，1998年3月，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決定，國內貿易部改組為國內貿易局，隸屬于國家經貿委。原來四個部委的內貿管理職能最終壓縮到只有一個司局。2003年，經貿委和外經貿部及計委的部分機構再合并組建商務部，新商務部中設立有市場建設司、商業改革司、市場運營司三個司局主管內貿，這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1990年代被弱化的內貿工作重新得到了重視和恢復。
由于商務部的部門機構和人員來自不同部委，成立初期，內外貿條塊分割依然明顯。薄熙來調任商務部部長后，將主管內外貿的官員來了個大對調，以干部的輪崗促進內外貿工作的融合。這一招看來相當見效。一些到商務部辦事的企業負責人表示，商務部各部門間的協作更多了，“以前是內貿開內貿的會，外貿開外貿的會，現在部門之間互相參與”。
人員的交流還帶動了工作方式的改變。商務部一位內部人士表示：“原經貿委和計委的工作研究宏觀層面多一些，而原外經貿部的工作專業性比較強。輪崗確實培養了干部更全面的能力。”
商務部在內外貿融合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作為研究者的梅新育的肯定。梅新育特意為記者翻找出了2004年重新修訂的《對外貿易法》文本。“新法修改了有關條例，允許從事國內貿易的內資企業同樣可以從事對外貿易。”梅指出，也就是說，企業從事國際貿易不再存在來自本國市場準入方面的法律壁壘，在他看來，這標志著我國內外貿統一工作的基本完成。
而在加強內外貿統一的過程中，薄熙來和他的同事們又發現，要做好貿易，還必須把貿易和產業結合起來。在此次商務部12項工程中，產業損害調查局至少需要參與約1/4的項目。尤其是公共商務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產業損害調查局的主要工作是搭建公共信息平臺，建立產業安全數據庫。2月8日，該局印發了《商務部辦公廳關于擴容產業安全數據庫完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有關工作的通知》，這個為監測預警進口商品對中國產業形成傾銷等損害提供支持的數據庫，規模將從原有的6個大類456種產品擴容到1萬種，堪稱工程浩大。
產業數據的建設是一項人力物力投入巨大且見效緩慢的基礎工程。商務部花大力氣打造產業安全數據庫，也來自外貿談判“戰場”上的教訓和感悟。因為商務部主管貿易，對產業具體情況并不熟悉，與主管產業的其他部委及各行業協會的信息分享系統也不暢通，而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又過于籠統，因此在貿易談判中，商務部已屢嘗前方在談判“沖鋒”，而后方產業數據“炮彈”不足的窘迫。去年與歐盟的紡織品談判取得了較好的結果，商務部事后總結，認為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等行業協會商會及相關企業密切配合，給談判提供了大量數據和信息支持，在其中功不可沒。因此，此次，商務部進一步加大了對產業的管理建設。新成立的機電和科技產業司，是產業損害調查局之后商務部第二個以“產業”命名的司局級機構。
此次新增設服務貿易司，也是商務部進行進出口的結構性調整的一個重要步驟。
一直以來，“中國是貨物貿易大國，也是貨物貿易順差大國，但服務貿易逆差很厲害。”梅新育告訴《商務周刊》，僅2005年上半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達到396.5億美元，而與之相對應的服務貿易逆差卻達到39億美元。
“這說明，中國服務貿易相對是比較落后的。”何茂春說，服務業一直是中國經濟的瓶頸，這幾年雖已有相當大的發展，但與發展了幾百年的西方服務業市場還是差距巨大。發達國家服務業占其經濟總量的比重大多在80%，世界平均水平是60%，而中國還不到40%。
2005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世界服務貿易論壇上，薄熙來就表示，中國將把服務業作為下一輪對外開放的重點，力爭成為全球服務業外包的重要基地之一。
“以往，中國吸收的外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從長遠看，服務業將成為中國吸收外資的主要領域。”薄熙來表示，今后中國需要“像重視貨物貿易那樣重視服務貿易的發展”。
為加快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服務貿易的進步，商務部部長助理黃海在去年就透露，商務部將成立獨立的服務貿易部門，以加強對我國服務貿易行業的研究、引導和管理。商務部已經設定了具體目標，在由薄熙來主持制定的中國對外貿易“十一五規劃”(草案)中，到“十一五”末期，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量將達到4000億美元。在商務部推動的12項重點工作中，亦包括一項服務外包“千百十工程”，據悉，外資司已對各地商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進行有關服務外包的知識培訓，并赴微軟、IBM、惠普等企業調研。
商務部如此急切推動服務貿易的發展，也在于迫切希望化解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爭端和國外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因為服務貿易一般是不計入國際貿易收支的。何茂春解釋到，因為服務貿易統計是個非常復雜的程序，很難通過海關數據進行，各個國家的統計方式也有所不同，聯合國和WTO都沒有嚴格的關于服務貿易統計的規定。
但是，有一點不容忽視。按照加入WTO的談判原則，中國需要逐步開放服務業。何茂春提醒，到今年年底，按照我們的承諾，90%的要兌現了。在他看來，雖然嚴格意義上看中國與國外的服務貿易爭端才剛剛開始，但隨著時間推移，國外對中國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會有一個全面的監督和評議，更重要的是，金融、財會、咨詢、電信、IT等國內服務業還不夠成熟，目前在一些領域，國外服務業甚至已經形成事實壟斷，因此全面開放后，沖突摩擦必然會大為增加。
因此采訪中，多位專家和業內人士認為，推動中國企業和產業轉變自身貿易增長方式和調整進出口結構固然是最重要的，但從政府的職責看，理順管理架構、完善服務功能、加強與國際的溝通并提升談判能力，則是最緊迫的任務。
是否借鑒“美國模式”
此次商務部完成內部調整之后，一個更需要關注的問題是，今后商務部將遵循何種模式？
自從薄熙來主政商務部以來，一直有輿論認為，薄熙來要走美國模式，打造中國的“大商務部”。
應該說，2003年將原國家經貿委、外經貿部和國家計委部分部門共同組建商務部，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參考學習了美國商務部的模式。美國商務部與美國財政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是美國聯邦政府三大主要經濟部門。其中，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執掌財稅、金融利率等宏觀調控手段，美國商務部則進行經濟運行的日常監管，并通過經濟分析和監測結果為上述兩個機構運用經濟杠桿提供數字依據。商務部是美國政府中主管面最寬，規模最大的政府機構，也是承擔著經濟、工業、貿易管理職責的重要部門，其下設立九大機構，雇員達到3萬多人，管理的范圍包括出口管制、經濟發展、經濟統計和分析、人口普查、海洋及大氣、國際貿易促進、通信、信息、專利商標、技術情況服務等，在全國100個城市和駐海外80個使領館設有商務辦事處。
一份由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王繼先總工程師執筆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商務部實際上集中了相當于中國商務部、發改委部分以及信息產業部、國家質檢總局、國家統計局、海洋局、氣象局、國家專利局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等多個部門的職能。
進而，有學者建議，在職能和機構建設上，商務部應該有明確的遠期目標，就是要參考美國商務部目前的機構設置，實行面向全社會的大市場、大流通、大貿易的市場管理體制；在機構設置上，實現內貿、外貿、工商管理、質量監督等合并。而在管理方式上，可選擇中央與地方兩級管理與中央垂直領導兩種形式并存。一些研究報告還建議，應將產品定價等經濟業務職能從國家發改委那里劃歸商務部。
如果單純從部門職權擴張來看，這種建議對于商務部來說當然是最優選擇，因為這樣一方面商務部獲得了更多的職能權限，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外貿行政管理職能。
但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季鑄認為，機構改革的目的應該是加強效率，而不是分配行政管理職能。他的研究發現，美國商務部很少行政色彩，其職能主要是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國內協調。王繼先等的報告也指出，由于美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因此在對經濟、產業、貿易的管理理念和手法上，美國商務部的“管理”職能遠不及“研究分析”職能或是“監測”職能更為突出。
美國商務部隊伍雖然非常龐大，但更多的人員集中在信息機構和宏觀政策制定部門，沒有太多的執法職能。按照美國的體制，美國商務部不是行業管理和企業管理部門。美國商務部也不負責對雙邊多邊談判，雙邊多邊談判由貿易談判代表執行。商務部則承擔多邊雙邊協定的執行，并收集反映企業意見。
“美國商務部的權力不算大，但它在與國內企業溝通、保護國內產業安全，協調國內機構，平衡與國會的關系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經驗。”何茂春認為，薄熙來主政商務部以來，在機構建設上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是行政體制的改革不光是一個部門的事情，涉及到整個經濟管理體系的調整和部門間的利益調整，需要國家綜合協調。
“更重要的是，走什么樣的模式，打造一個怎樣的商務部，關鍵在于首先進行深層次的制度設計，今后應該更多的在法律和市場的框架內思考問題。”季鑄說。
最頭疼的談判地位
和最棘手的談判能力
外界學者說法不一，但中國商務部目前最頭疼的問題之一，卻是談判地位問題。《商務周刊》最近在溫州采訪期間，眾多制鞋企業對商務部未能在談判桌上說服歐盟給予中國鞋企“市場經濟地位”感到遺憾。
至少到目前為止，商務部還是無法實現與美國和歐盟在貿易摩擦中獲得平等的談判地位。2006年3月14日，曼德爾森在歐盟的一次公開講話中稱，中國政府不應指望很快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認可。
但商務部也是徒喚奈何。中國當年為加入WTO，曾簽署了四個附加的條款，包括反傾銷案件中非市場經濟地位規定，期限15年；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期限12年；紡織品限制措施，期限8年；還有一個就是過渡性報告審議機制。
在反傾銷案件中，非市場經濟地位使得WTO其他成員國可以對中國直接利用歧視性手段，核定成本時可以以非市場經濟國家定價受政府干預為理由，不拿該產品國內價來衡定，而是選取一個他們認為與中國類似的市場經濟國家為替代。
2004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3 年過渡期結束，從這一天開始，中國進入了WTO后過渡期，發達國家甚至包括發展中國家開始更多地向中國揮舞“反傾銷大棒”。當年被迫自設的“門檻”，讓今天的商務部在談判中非常被動。
“但現實的尷尬也與中國整個對外交涉能力和談判能力不夠有很大關系。”何茂春批評到，盡管已經屢遭教訓，目前中國對外貿易談判和部門間的協調仍然比較弱。
2004年，國際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成立，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兼任國際貿易談判代表。但據記者了解，整個談判辦的編制也就十幾個人。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相比，中國國際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不論是在人員上、職權上還是級別上都相差很大。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法定職能包括貿易政策的咨詢、協調、決策、談判等，對內肩負著制訂和協調美國國際貿易，商品交易及直接投資政策的任務，對外牽頭進行或指導相關的對外談判工作。美國貿易代表作為總統的內閣成員，直接對總統負責，是總統最重要的貿易顧問、談判代表和在貿易及其相關投資領域的發言人，全權負責處理有關美國在WTO框架下的一切活動。
何茂春告訴《商務周刊》，USTR有200多名專職工作人員，而且具有很強的國內協調能力。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牽頭成立由19個聯邦政府機構組成的跨政府機構，實行跨部門的協調工作機制，同時擁有很強的專業咨詢力量。
歐盟也具有強大和專業的人才隊伍和機構負責處理貿易摩擦和對外的談判工作。歐盟實行共同貿易政策，其中包括統一的對外談判權能，具體多雙邊貿易談判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負責，具有排他性的立法權，最終經歐盟理事會表決批準后實施。在歐委會中，在貿易委員的領導下，由貿易總司總體負責貿易政策和談判，通過雙邊、區域和多邊貿易談判，實現保護歐盟內部市場和擴大出口的利益目標。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是一個正部級的內閣部門，而中國國際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則設于商務部內。何茂春說：“我們現在這個只有10多個人的談判機構，根本滿足不了這么復雜、艱難和長期的貿易談判。”事實上，稍微留意一下新聞即可發現，高虎城每次與外國談判，基本用的都是其商務部副部長身份，“貿易談判代表”成了一個“空頭銜”。
但商務部這次內部機構調整，并沒有更多的涉及到談判部門和談判能力的建設。“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一位業內人士指出，提升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的權能，需要協調動用多個部委的資源和權力，在中國，這顯然是非常棘手的問題，更不是一個商務部所能解決的。
著名WTO專家、中國駐國際展覽局代表周漢民建議，中國應當設置一個如美國USTR那樣的跨部門的貿易談判機構。他認為，就目前的情況而言，WTO所談判的議題已大大超出了我國商務部或其他任何一個政府部門的管轄范疇。因此，建立一個跨部門的談判機構有助于降低協調成本，能夠更好地行使貿易談判的職責。與此同時，跨部門的獨立談判機構有助于擺脫部門利益影響，在更高的層面上制定客觀的談判策略，為中國企業和納稅人在談判桌上爭取到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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