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預存補償與農民就業隱憂

　　本報記者 張艷紅 徐晨華 發自廣州

　　從廣州驅車沿廣州大道南下，經洛溪大橋，一路往東，城市的喧囂逐漸被遺忘在車后，迎面而來的是廣袤的河網、良田和香蕉林,以及散落在農地之間的大型項目工地。此行的目的地是化龍，廣州市番禺區東北部接近黃埔港的一個普通小鎮。

　　由于同時毗鄰廣州黃埔新港、廣州經濟開發區和廣州大學城，面積53平方公里的化龍成為未來廣州南拓發展的重點區域，因此，這個小鎮下屬的17個村都正在經歷著從農村邁向城鎮的變革。

　　資料顯示，在化龍轄區內共規劃建設著省、市的6個重點工程項目，分別為廣州地鐵四號線、京珠

　　2003年至今，化龍連同周邊的新造等鎮一直都是廣州市土地征用的熱點區域，因此，它們也親身經歷著廣州市征地補償制度的變革。

　　讓征地補償透明化

　　廣州市以往的征地過程中，屢屢出現補償款拖欠或者被地方截留的現象，這些都源于操作過程當中的不透明。因此，自從制定《征地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下稱《試點方案》)以來，廣州的征地補償很明顯地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重點在于理順有關制度和程序，啟動新的用地報批和征地程序。目的便是杜絕黑箱操作，讓征地和補償程序透明化，并且貼近農民。

　　有區級國土房管部門負責人對《試點方案》作了兩點歸納，即：由原來征地審批后的兩次公告合并為征地報批前的一次公告；原由市局擬訂的征用土地方案將統一由區一級國土部門進行擬訂。事實上，這意味著征地補償的工作正在自上而下地轉移。

　　比如今年廣州市國土房管局的第6-9號“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穗國土征補［2006］6-9號)便是涉及番禺化龍、新造下屬多個村的征地補償。

　　在此次征地過程中，番禺區國土局組織相關人員到各村發布征地公告，開展土地權屬、地類、面積及地上附著物等現場調查，并將調查結果與被征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戶和地上附著物產權人共同確認。同時，番禺區政府還負責對征地補償標準的合法性、安置途徑的可行性、保障措施能否真正落實，提出結論性意見。

　　此外，如果被征地村和農戶提出申請，區國土房管局組織安排有關征地補償的專門聽證會。并根據聽證情況修改完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制作征地方案，通知申請單位按征地方案確定的金額出具支付征地補償款承諾書。

　　預存補償款與片區價

　　“現在的補償當然是比以前高啦。”化龍鎮東南村一名最普通的村民，盡管仍舊搞不明白征地補償的具體金額，但是卻作出了上述的判斷。數據顯示，2003年3月，東南村所涉及的一次征地過程中，土地補償金額是以水田56.673萬元/公頃的標準支付；而最近一次征地及2006年3月的補償中，則是按照水田64.936萬元/公頃的標準執行。

　　在補償標準上，廣州還從去年7月開始實行了“片區綜合價”，即由市政府根據不同地段、地類、人均耕地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情況，劃定不同區域，綜合確定的征地補償費用。“片區綜合價”征地補償除了要考慮土地被征用前的價值，還要考慮土地的區位、土地市場供求狀況、當地經濟發展狀況及政府的宏觀政策等因素。

　　據悉，“片區綜合價”的出臺是針對“產值倍數法”在操作當中的不足而制定的，這些不足包括統計部門缺乏各種地類(耕地、魚塘、園地、林地等)的平均年產值的統計口徑，無法準確計算出各種地類單位面積的平均年產值，倍數標準也存在一定的彈性。

　　按照片區綜合價，化龍鎮、新造鎮下屬多個村在今年的一輪征地當中都按照同樣的標準獲得補償。其中，東南村被征用的35公頃各類土地總共獲得2100多萬元的補償，其中，實際應發放到全村1200多人口手中的安置補助和青苗補助費合800多萬元。

　　此外，從2005年10月1日起，廣州市正式出臺并實施了醞釀已久的預存征地補償制和實名制。即征收土地前，征地單位必須將預計需要的征地補償款預先足額存入征地補償款專戶，取得進賬憑證后，方可申請辦理征收土地報批；用地批復后，征地補償款將按規定實名撥付給被征地農民。

　　補償后生存隱憂

　　盡管廣州市已經在征地補償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改革步伐，不過進一步的制度研究和創新尚在積極開展當中。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走訪了廣州開發區早期被征地村社以及番禺最新被征地村社之后發現，失地之后的生存問題仍舊是現實當中的一個棘手問題。

　　位于廣州開發區路口的沙涌村，一排排整齊的出租屋正是珠三角工業區農村顯著的烙印。上午10點左右，出租屋之間不足一米的巷子內顯得冷冷清清。“都出去玩了。”正在整理家務的一位老阿婆告訴記者，要在這個時間段找人，需要到村里水塘后面的活動中心去，好多人都去那里打

　　在村內的“沙二股份經濟合作社”對門的涼亭里，幾位年長的村民告訴記者該村的大面積土地征用是從1983年開始，失地已經近20年，因此，即使年長的老翁也不太記得當初征地的細節。目前，該社幾乎所有的農民都辦理了農轉非手續，但尚未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村民大多數都待業在家，靠出租房屋和合作社每年的分紅維持生計，少數人會到周邊或者城里打工。

　　不過，讓村民們擔憂的是經濟合作社的分紅近年來日漸減少，去年平均每人有六七千元，然而今年第一季度，不少人只分到了幾百元。就在經濟合作社門口還貼著2005年的“征地利息分配表”，該表顯示，有著1440多股的何某分得2500元左右的股息，而其他不少只有幾百股的村民只有幾百元不等的股息。

　　然而在番禺的明經村，盡管村民告訴記者還有大量土地未被征用，其中水田就有300多畝，但是大部分土地都已經承包出去，供人養魚、種花卉或者香蕉。因此，多數農民早就已經告別種地生涯，到城里打工謀生。土地被征用對于當地農民而言，僅僅意味可以拿一筆不菲的補償款。

　　據介紹，多數村民都是在外面打散工，“看看大門、在工廠干活”等，而村民主要的收入來源仍舊是集體經濟的分紅。數據顯示，1999年，東南村工業總產值便達到12628萬元，人均收入5730元。最近幾年，該村經濟仍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長，在效益好的時候，該村平均每人每月可分得1000多元，不過最少的時候則只有100多元。

　　顯然，無論是早期被征地的開發區農民，還是正在被征地的番禺農村，失地農民都得益于珠三角的工業優勢，通過承包土地或者出租廠房的方式，獲得集體經濟的補償。不過如何確保集體經濟的壯大，保證農民的股息分配，以及吸納失地人口再就業等，在經濟發達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廣州，仍舊是一個未能完全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