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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粗放到集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指導思想早已確立，東部西部在成長的煩惱中，在增長的困局中，也發出了轉型的聲聲呼喚。可是，我們為什么在實踐中遲遲看不到它的果敢的作為，聽不到它的雄渾的潮聲？
人們都說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場深遠的變革。其實，增長方式轉型何嘗不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政府、企業、民眾等多元利益主體，無不在這革命中經歷著利益的調整，經歷著
這革命中或重或輕、或長或短的轉型之痛。為了陣痛之中的變局、契機，為了陣痛過后的復興、雄起，我們必須去承受，著力去消解。
增長方式的轉型，難免影響一時的經濟發展速度。一如“長三角”。在當年出現“井噴式”增長勢頭之后，一騎絕塵，領跑中國。誰曾想今年以來首次呈現整體“疲態”。這是一個盤整、換擋、變軌的過程。因此，相關指標的適度回落，是理性化的回歸，是變局中的契機，是轉型前的蓄力，不必莫名驚詫。問題在于，增長速度的背后，牽連著的是實實在在的就業崗位，是真金白銀的財政稅收。對于那些一再研制優惠政策開挖“投資洼地”追求超速發展、執著于“為官一任，發達一方”政績觀的政府官員，這確是心頭難以言喻之痛。增長轉型，意味著經濟發展的環保門檻要加高，外來資本的市場準入要收緊，無疑這將導致一些地方的某種興業機會、獲利途徑要放棄，要轉移。那些上悖國情、下違民意的投資決策要掂量，要改轍，那些極大浪費資源、超標污染環境的投資項目要退出，要升級。這在那些資源富集、生態又很脆弱和一張白紙、押寶在重化工業發展機會、還在為吃飯財政奔波拼搏的地區，難題分外突出。但是，我們不能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犧牲整體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只是，其中的痛楚也是真切的。經濟要轉型，還意味著資源價格市場化進程將加快啟動。長期以來，政府行政管制扭曲著生產要素的價格，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負擔。過低的生產要素價格刺激著產能過度擴張，造成資源錯配，為諸多行業的產能過剩、銀行壞賬和經濟粗放型增長的膨脹埋下了禍因。如今，水、電、石油、天然氣、土地、煤炭等資源價格改革路線圖即將成形。這是一個勢在必行的改革，但它對于普通百姓帶來的利益沖擊將如何處置？我們無意重復西方發達國家當年借助于海外殖民地低價掠取原料、高價推銷產品、肆意轉移污染的故事，我們也無法回避現實發展中諸多的轉型與增長、眼前與長遠、國計與民生關系中的種種“兩難”抉擇。
“怎么辦？”這個浸透濃重歷史色彩的拷問再一次刺人眼目地懸掛在中國快速前進的行程中。
“兩難”抉擇并非就是無解。首先要舍得放棄。對于那些難于打破資源約束的產業，對于那些飲鴆止渴、以“寧可毒死，不愿窮死”為借口的項目，對于那些一味在“吃祖宗飯、斷子孫路”中轉圈的投資，還當有壯士斷腕的雄心。其次要把握協調。我們畢竟還是發展中國家，也難以逾越工業化進程中的重化工業階段，更不能回避貧困地區廣大百姓現實的生存和發展的困窘境況。同時，推進自主創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集約化經濟增長，業已成為中國經濟實現快速穩定健康持續增長的一條必由之路。這就需要各級政府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理性地統籌、協調，以漸進推動突破，以增量化解存量，實現經濟的良性運行和積極轉型。再次要努力超越。跳出相生相克的“兩難抉擇”，探索經濟增長的“第三條道路”，在循環經濟的創新中，在產業生態化與污染治理產業化的有機統一中，開拓出新型工業化的廣闊天地。科學發展，自當堅守以人為本。推進轉型，還應時時留意廣大百姓的現實利益。從產業進步看，我們自當努力提高經濟的科技貢獻，促進產業結構的高端提升，同時也不能忽略日益增長的就業壓力，還應正視中國經濟的多層次、不平衡發展現狀，大力發展依然具有比較優勢、具有強勁市場競爭能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知識密集與勞動密集相結合的高新技術產業，大力發展就業潛力大、準入門檻低的社會服務業。從環境保護看，在生態脆弱地區更多地承擔保護生態而非經濟發展的責任的同時，應當建立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從生產要素市場化的改革看，既要使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資源稀缺程度，也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準。能不能順利實現增長方式的轉型，關鍵還在于各級政府的行為取向。官員們仍然握有過多的配置經濟稀缺資源的權力，仍然具有獨立利益主體的謀利沖動。如何通過利益導向機制的建設，去矯正、調節政府行為？理順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完善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并在實踐的層面上將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的試點改革逐步推開，以規范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建設服務社會的公共財政，應當成為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當全社會形成共識，做好準備，去勇敢地承受、去努力地化解轉型之痛的時候，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歷史性的跨越，已經悄悄地開始了它堅實的起步。(伯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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