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與家園

　　有關材料證實，黨和政府對移民安置工作是盡心盡力的，可謂處處為移民著想，但由于經驗不足，移民數量多，加上當時國家經濟上還不富裕，難免造成一些移民流離失所。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家園就是農民的一切。幾千年來，農民為了奪取土地做過不懈的斗爭。在黃河灘，爭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時期。在庫區的采訪，使我更加深切認識到，農民與土地和家園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離開土地和家園，一個又一個不幸的事件就會發

生在他們身上。

　　我們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為了支援國家建設，他們被迫遷往他鄉。但當他們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知道水位高程可以下降、土地還可以耕種的時候，他們便聚集起來，一次次重返家園，搶種灘地。

　　1991年12月2日上午，我采訪了一位叫朱蘭亭的大荔縣

　　黃河灘地伸縮性很大，河水滾到河東去，我們陜西的地多，河水滾到河西來，山西的灘地多。山西有人坐船來種地，我們也坐船到他們那兒種地。舊社會地多，雖然為了爭地打架，但不嚴重。然而，1958年我們陜西黃河灘人民遷移后，山西人一看，陜西庫區未被淹沒，聯合各村紛紛乘船過來種地。1962年返庫，他們種我們收。有一天，人家山西來了200多農民，乘大船過來搶莊稼。我們知道后，去了20多個人一看打不過他們，把他們停船的錨一拔，讓他們也不能走。我們準備叫人和他們打架。可是，還沒有等我們叫來人，山西的人先下了手，打死了我們陜西的一個小伙子。那次雙方都傷了人，公安局也逮了領頭鬧事的人。

　　這是一個為土地而戰的典型事件。如果守不住土地，他們的命運將會很悲慘。

　　在庫區我采訪到了很多悲慘的事件——

　　1964年，在安區澄城縣劉家洼鄉，一位姓劉的移民饑寒交迫，半夜起來偷生產隊的棉花，被看棉花的活活打死。有一位叫楊志民的，為了換回200斤小麥，把女兒嫁給大荔縣一個半傻的男人，女兒剛結婚就服毒自殺了。

　　在安置區，有些移民的女兒外出討飯，只要給一碗飽飯吃就能嫁人。

　　有個叫小伍的人，為了借別人的糧食，把老婆送給別人。

　　1991年12月3日下午，我到韋林鎮采訪移民李申鋒。他告訴我——

　　我1958年被遷移到寧夏，日子太苦。1962年冬天，我逃離安區，跑到外蒙古，外蒙古和蘇聯關系好，我在烏蘭巴托遇到了一個蘇聯女孩，她父親是個工程師，常駐中國。她懂中文，我比她大兩歲，她聽說我是從中國來的，就和我跑回了中國。剛回國，我們一起跑到了新疆，我們經常討飯吃，期間生了兩個兒子，她受不了這份苦，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了我。但她也養不活這兩個兒子。把兩個兒子，一個送給了喀什的一個維吾爾人，另一個送給了在吐魯番的一個陜西人。她給我寄了一封信，講明兩個孩子的落腳地。我根據郵戳在新疆喀什找到了媳婦，這個女人告訴我，受不了在中國的苦，她一定要回國。睡到半夜，我一看，不見了妻子，又去找，這一找就是二十多年，再沒找到。找回了兩個兒子。

　　在我們交談的時候，他的兩個兒子正在村臺做木工活。兩個小伙子黃卷發，長得很神氣，他們記不得媽媽什么樣，但很想見媽媽，希望我能夠幫他們找到他們的媽媽。

　　有一位叫張喜懷的移民，妻子和三個小孩出門討飯，3年沒有音訊，張喜懷1984年上吊自殺。

　　有一個移民村，有30多戶用姑娘換自然條件較好地區的戶口。所謂換戶口，實際上是把這些姑娘嫁給那些條件稍好一點的人家，而男方要么傷殘，要么癡呆。

　　朱蘭亭對我講，這些姑娘一般離家的時候只有十二三歲，她們的條件是到了新的人家，只要能吃飽飯就行。事主對外講是娃娃親，不辦結婚手續。但她們從小就受到了摧殘。她們十八九歲以后一般都會逃婚。

　　有一位叫周漢倫的移民告訴我，和他一起遷到寧夏陶樂縣月牙湖鄉的張武兒一家七口人，餓死了六口，只有女兒拖著浮腫的身子沿路乞討回到庫區。

　　還有一位叫陳丙賢的，遷到蒲城，生存不下去。1961年，把媳婦賣給了鄰村一個人，半年后自己跳井自殺。

　　我采訪過苗福群、陳文山、王福義、王志義、劉懷榮、劉巧云(女)六大返庫“司令”。也采訪過數以百計的普通移民。他們當時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想方設法脫離安置區，重回家園。

　　當他們到達銀川汽車站被攔截時，便穿過毛烏素沙漠，一部分人流落到內蒙古，有的甚至流落到蒙古國，還有一部分輾轉穿越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在逃亡途中斷水喝尿、沿途乞討，終于回到故鄉。政府知道移民當時要逃離寧夏，每個村都選派村民留守監視，縣鄉干部到車站、渡口攔截。只要聽到是陜西口音，沒有“移民通行證”不準乘車、乘船。朱蘭亭講，賀蘭縣某移民村40余人夜晚偷渡冰封的黃河，黃河浮冰斷裂，當場13人葬身黃河。

　　返陜的人群擠滿了寧夏到陜西沿途所有的火車、汽車，他們像一支潰敗的大軍在撤退，失望、絕望的氣氛彌漫在這支隊伍的所到之處。

　　我在一個陰冷的下午采訪了移民“女司令”劉巧云。她告訴我——

　　我1953年嫁到庫區平民縣北科村，就是現在的新建村，丈夫叫李育芳。結婚那年我18年，丈夫21歲。那個時候庫區的日子好過，我們主要生產棉花和花生，最高勞動工值1天1塊錢。可是，1961年我們全家遷移到澄城縣以后，每個勞動工值不到1毛錢。活不下去，我就只能又到黃河灘搶地種。我丈夫是公社的采購員，公社領導讓他做我的工作，我煽了他一耳光，我生氣啊，我搶地種地，也是沒有活路才這么做。我們搶地種地，就是讓農工和部隊上的人向中央告，讓中央知道我們的情況。我曾經兩次被拘留，我上訪過6次，我睡過露天地，睡過豬圈。現在好了，我又回到了我們的家園。

　　當年領著移民鬧返庫的女“司令”劉巧云，現在日子過得挺好。三個兒子一個在外工作，兩個經商，蓋的房子貼上了

　　1991年12月2日晚上，韋林鎮鎮長帶我去望仙村70歲的王福義家。王福義也是移民“司令”中的一個，老人家身體很硬朗。他底氣很足地對我說——

　　我們這個村叫望仙村，原因是原來有個望仙觀。站在那里，能望見五岳華山的仙人掌。我原來是沙窩胡蘆灘人，我們那個村有一棵柳樹，大的很，上面掛著鐘，有事就有人敲。現在沒有了，在舊社會那是個好地方，我給地主熬活，一年能掙3擔糧。6擔小麥能買一畝地，只要勞動好，3年就能當個戶主。1957年、1958年政府要我們遷移，響應共產黨的號召，響應政府的號召，總想不會錯。誰知道，這次遷移卻改變了我們一家的命運。

　　我1959年遷移到蒲城縣的馬湖鄉，到了安區，一家五口人只給了我300塊錢，你說這怎么能安個家呢？

　　我從1961年開始拉“吊樁”，人家叫我混灘王。我一年有9個月在庫區，有3個月在安置區，每一次回到安置區，看到移民們受苦挨餓的樣子，我就氣憤。我就鼓動他們和我一起，到庫區搶地、搶糧。那不是搶地，那地原本就是我們移民的。那也不是搶糧，他們憑什么搶占我們的家園？

　　1991年12月13日，我采訪了移民生產“總指揮”、移民“司令”劉懷榮。他一見我，就領我到他的房子給我看一塊玻璃匾，上面寫著“熱烈歡迎上訪團榮幸歸來”，落款是“移民群眾”，日子是1984年12月。另外還有三塊匾，一塊上書“真奇實偉”，一塊上書“故土光明，同心同德”，還有一塊匾上寫著“移民救星”。他同時展示給我一首詩：“為民請命三十年，千里江陵一日還。萬民合掌祝高壽，生死墨面樂心田。”他說：“這是華陰移民墨永泉寫給我的，說我是黑面包公。”

　　1991年12月5日，我采訪了當時56歲、平頭白發的又一個移民“司令”王志義，地點就在他開的小賣部。他說——

　　我1951年參軍，在青海。1952年抗美援朝，當過上士炮長。1957年復員。1958年動員我遷出庫區，我遷到了澄城縣。當時吃食堂飯，每月只給15斤糧。那個時候遷出去的人日子普遍不好過，陳勝、吳廣沒有吃的他就造反，我們移民沒有飯吃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懶惰，是我們失去了土地，庫區的水沒有把土地淹沒，我們有權種，平民舊社會是個縣，我組織移民在原平民縣的地方成立了一個平民大隊，有人說我成立了個“黑隊”，非法的。移民認賬就不是“黑隊”。為這事我被判了4年刑，出了監獄我繼續帶著移民在庫區發展生產，我的那個平民大隊制度嚴，定了十幾種制度，規定平民大隊的人不能偷搶，我們到庫區的目的是種地、是活命，不是為了和政府作對，也不是為了占山為王當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