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信社成為農村金融主力 農行需要轉換思維定式

　　賀江兵

　　《2006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農信社的農業貸款在全國金融機構農業貸款中，占比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1%。這意味著，包括農行在內的其他金融機構(各類小額信貸組織、其他商業銀行甚至城市商業銀行)，其農業貸款的總和，占比尚不到9%——農行絕非農村金融主力

　　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2006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在肯定農村信用社支農作用的時候，無意間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農信社是農村金融的絕對主力，并且地位還在強化，而中國農業銀行(以下簡稱農行)在農村金融中的地位已經微不足道。

　　誰是農村金融主力

　　《報告》顯示，2006年3月末，全國農村信用社農業貸款余額1.1668萬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49%；農村信用社的農業貸款，在全國金融機構農業貸款中，占比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1%。

　　農總行政策室主任李志成前不久對《財經時報》表示，“分拆農行會嚴重削弱政府調控農村金融的能力。”

　　他認為，分拆農行，農行現有聯結城鄉的傳統支農優勢完全喪失，同時，內部轉移支付渠道將被切斷；中西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分行經營效益的差距，將演變為支農服務能力與服務要求的錯位；國家以城哺農、以城帶鄉、以東部沿海帶動中西部貧窮地區發展的三農戰略，將失去全國性大型商業銀行這一重要調控手段的支持。

　　如今，央行《報告》的權威數據似乎已經回應了這種說法——其實農行支農作用并不像人們想像得那樣大。到2006年3月底為止，除農信社以外，包括農行在內的其他金融機構(各類小額信貸組織、其他商業銀行甚至城市商業銀行)，其農業貸款的總和，占比尚不到9%。

　　需要轉換思維定式

　　或許，統計數據恰恰否定了“分拆農行將削弱政府調控農村金融的能力”的說法，最早提出“農行分拆論”、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同樣認為，分拆后，各地農行仍是地方性國有商業銀行，其性質不變，同樣可以執行國家宏觀政策，而且比現在更加靈活。

　　更有專家認為，農行提出“分拆會削弱政府調控農村金融的能力”的說法，說明農行舊有思維定式尚未徹底轉變。

　　有專家問，農行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如果改制后的農行與工、中、建一樣是“純粹的商業銀行”，那它只會受到政府調控的影響，而無需擔負政府調控的職能；如果改制后的農行，其主要業務像現在一樣，與農村關系不大，那又何談“削弱政府調控農村金融的能力”？

　　這實在有些自相矛盾。所以，有關專家認為，農行應先理清改革思路，然后再說改革應怎么辦。至少，中國不需要再把農行定位為一家“政策性”銀行。為農業服務的銀行，也應當提供“商業化”服務。

　　反過來說，如果農行改革后的主要業務在農村，郭田勇認為“還是分拆好”。這是因為，中國各省的農業經濟、自然條件差異巨大，加之中國農業一家一戶的特點，根本不適合全國性的大銀行操作。而且，全世界也沒有成功的先例。

　　對于“內部轉移支付渠道被切斷”的說法，郭田勇表示，如果農行成為上市公司，并以利益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話，那銀行行長要是將東部收益轉移到中西部，恐怕董事會就會把他趕走。

　　莫再找借口

　　在一位經濟學家看來，決定變革方向的是現實，而不是“歷史原因”。至少，中國已不需要再多一家“同質化”競爭的國有大銀行。所以，“農行不宜過度強調歷史原因”。

　　據專家介紹，從過去10年歷史看，“每當國家需要農行為國分憂時，農行會強調自己是商業銀行；而國家要求它商業化經營時，它又強調自己歷史包袱過重，甚至把全部經營責任推卸在政府頭上”。

　　熟悉農村金融的人都知道一個事實：從1979年農行恢復、到1996年農村信用社與農行“脫鉤”，農信社是由農行“代管”。此間，根據農總行的要求，農信社對農戶發放貸款，而基層農行主要是支持鄉鎮企業、供銷社和其他企業。1996年之后，農行直接對農戶發放的貸款更少(由于西藏沒有農信社，所以西藏農行會對農民直接放款)。

　　當時，農行決策層認為：對農戶發放貸款成本高、風險大，于是，將任務交給了農信社。但事實剛好朝相反方向發展，當農行

　　根據統計，今年3月底，全國農信社不良貸款比例為13.5%，比2002年末下降23.4個百分點。全國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分別提高到7.43%、12.32%和8.44%。

　　2000年以來，農行已撤并網點2.25萬個、裁員16.9萬人。而農行撤掉的大都是鄉鎮營業所或分理處，下崗的通常是為農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代辦員”，而農行各級機關的人員基本沒有變化。

　　目前，農行在河南、山西等一些地方所發放的支農貸款，尚不及社科院和其他小額信貸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