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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朱榮林
不少商務人士在議論，每分鐘只收0.40元的聯通“長三角商旅卡”使他們領略到區域發展“一體化”帶來的通信便利。事實上，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所引發的變化已經體現在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目前影響發展的障礙仍不少。
從長遠和全局看，長三角區域范圍內各級行政區劃主體的利益是一致的，其利益主體由16個城市共同構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格局。但在這個區域，決策主體是分散的，以致資源整合乏力，惡性競爭頻仍。這種種背離，源自長三角各城市之間形成的兩大邊界，即物理性邊界和財政性邊界，前者的存在降低了生產要素跨地區的無障礙的配置，影響了資源共享程度的提高；后者則阻礙了企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如兼并、收購等活動)。
“區域一體化”這個概念最初始于20世紀50年代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其區域指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空間范圍。無論從制度上、技術上、法律上判斷，區域一體化遠非一般意義上的地區經濟合作可以比擬。在發達國家內部，各行政區劃之間的關系遠比國家層面上的關系簡單，易于處理，故國家內部無“一體化”之說。但由于我國行政區劃管理體制上的缺陷，導致邊界高筑、關系錯縱。因此對于我國而言，區域一體化的追求仍不失為一種需要。區域一體化作為區域經濟互動的高級形式，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種階段就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階段。區域一體化的內涵包括制度一體化、市場一體化、產業一體化和基礎設施一體化，其中尤以制度一體化為最。制度一體化是區域高協同效率的根本保障，也是產業一體化、市場一體化和基礎設施一體化的重要前提。
根據國際成功經驗的判斷，制度一體化主要體現三個方面：
首先是穩定經濟關系的法律制度。國際上常見用協議、條款的形式，將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固化，以求降低貿易和投資的壁壘。歐盟在一體化的每個階段都有相關法律的支持，使成員國的行為通過準則保持一致性。如《巴黎條約》建立了煤炭鋼材的共同體，促成特定行業的生產、投資和交易的一體化；《羅馬條約》建立了關稅同盟，開啟了區域內部貿易自由化的先河；《單一歐洲法案》對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列出了近300項法規。在1993年歐洲統一大市場形成之后，歐共體成員隨即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并于1999年實現了貨幣聯盟。至目前為止，歐盟已建立了一整套結構嚴密的超國家的共同體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部長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法院和歐洲中央銀行等。作為借鑒，長三角地區也應制定區域性的法規，內容涉及貿易(尤其是出口產品價格管理)、投資(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管理)、環保(重點是企業排污超標賠償機制管理)、資源(重點是資源生產率管理)等領域的諸如《上海條約》、《南京條約》或《杭州條約》等。
其次是共同主體的管理制度。國際著名區域規劃專家芒福德曾經指出：“如果區域要更好地發展，就必須設立有法定資格的、有規劃和投資權利的區域性權威機構。”區域互動效率是一體化的根本追求，其實現過程實際上有一個協同(synergy)的過程。協同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任何一種有目的性的活動都可以通過協同方式進行，其效率的提高取決于協同的個體數、參與者的主觀意愿以及活動本身的特征。經過一系列計算和驗證發現，當參與個體處于各自為政的自然狀態下，其協同效率的最大值不會超過44%。要提高協同效率，必須培育一個權威性的共同主體，這個主體必須是具有投資和規劃決策權的法人資格。20世紀初葉以來，隨著歐美城市化的高度發展，大都市經濟圈開始不斷涌現，為便于統一規劃和管理，各種類型的大都市區行政管理機構應運而生，如多倫多大都會自治體、大倫敦委員會(GLC)、鹿特丹大都會的區域協議會、荷蘭海牙大都會區域協議會、大哥本哈根議會、大斯特哥爾摩縣議會、法蘭克福區域聯合體、法國的巴黎大區等等，其性質有官方的、半官方的以及民間的。鑒于轉型經濟時期的特殊性，從我國國情特征出發，是否也可以成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共同參與的區域管理機構？其關鍵則是賦予相應的職能和權力。
最后是制度模式選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必須體現“政府協調，市場導向”的原則，即營造企業主導、市場導向、政府配合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這種制度性安排必須正確處理好企業、市場、政府三者職能的配置關系，還應理順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與16城市政府之間的利益關系，更要優化法規資源、政策資源和規劃資源的匹配關系。(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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