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結構下的新農村建設：不只是一場運動

　　前言

　　建設新農村不應只是一個口號。

　　自去年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來，關于新農村的戰略意義及政策建議的文章、發言屢屢見諸媒體，解決農村問題的嚴峻性在社會上形成一定共識。

　　當我們把目光轉移到解決城鄉差距的陳年舊疴時，發現要尋找一條根治的良方實屬不易。而資金、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措施，無疑是緩解城鄉差距拉大的務實之舉。但城市對農村依賴性的喪失、財政資金層層苛扣、“新三元結構”等復雜現實又可能給政策落實打了不小的折扣。

　　在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后的形勢下，如何抓住全球機遇解決中國農村問題，不僅是決策者、學者、媒體的責任，更是全社會義不容辭的使命。

　　近日，首都青年編輯記者協會舉辦題為《多元結構下的新農村建設》的主編研討會，農村問題領域的權威學者與媒體精英濟濟一堂，共議新農村建設的問題種種，柬言獻策。此次研討會由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主持，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

　　本報記者 劉巍 馬娟 李振華

　　整理報道

　　三元結構窘境

　　潘岳：我擔任青年記者協會主席已經13年，這13年來青記協一直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研討。青年記者協會在1993-1996年間，率先發起了很多領域的第一次研討，比如民工潮、私營企業的今天與明天等研討會，對青年的國防問卷等都是最先從青年記協開始。很多詞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流行的，很多人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露面的。當時參加的理事有很多都成了新聞界的負責人。朝氣和活力，是我們的傳統，是我們要秉承的精神。下面請孫立平老師談談農村結構問題。

　　孫立平：原來中國想走一條和西方城市化不同的道路。在我國工業化鋪攤子、上規模時期，需要大量勞動力及勞動力轉移，可以說是城市化最好的時期，但我們卻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從1960年到1978年近20年時間里，中國城市人口比重反而由20%降到18%。到1980年代中后期，城市化已迫在眉睫。但此時，鄉鎮企業突飛猛進，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機器開始代替勞動力，恰恰是最不利于城市化的時期。所幸后來發生全球產業轉移，中國有了成為世界工廠的機會。如果再錯過這個機會，我們恐怕很難再等到下一個機會。

　　談農村問題，無法脫離城鄉關系。舉例而言，現在即使是中等程度的病就足以使一戶農民傾家蕩產，而20年前，甚至30年前，農村的醫療的問題沒有這么嚴重。為何經濟快速發展了二三十年，農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因為藥和醫都來自于城市。這需要從城鄉關系來解決。

　　今年3月，中科院的一個小組按照新模型來計算城鄉收的差距。200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一萬元，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3255元，兩者相差3.22倍。以此為基數，扣除農民純收入的3255元中包含的實物折合(即豬長肥、樹長粗等非貨幣收入的折現，約占1/3)后，城鄉差距是4.9倍。若是再把城鎮人口享受的福利、基礎設施等計入，城鄉差距將擴大至8倍以上。而世界平均的城鄉差距是1.5倍。這是非常嚴峻的情況。

　　8倍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使得城鄉兩部分人可以說處于兩個時代、兩個世界。更主要的問題是，這兩個時代、兩個世界的人，要面對同一個市場、同樣的價格。比如醫療市場只有一個，藥品價格也只有一個，而這個價格是依據城市收入水平確定的。教育價格也是如此。

　　今天的農村問題離不開大背景，即開始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由柴米油鹽進入房屋、汽車、家用電器時代。這個轉變，從個人角度沒有絲毫困難，但從社會的層面則非常不易，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和結構條件來支撐。我覺得至少有三條非常重要：第一，社會保障。我們一直有一個誤解，就是社會保障是花錢的事，政府手里錢多得花不出去才會有社會保障，這完全錯誤。第二，貧富差距不能太大。以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是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重要條件。第三，城市人口必須得達到一半以上。而我國真正城市人口可能只有31%，在城市居住的人口達不到一半，這不僅僅是收入問題，還有生活方式問題。

　　我們一直有一個誤區，總想找出一個根本性的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而這是不太可能的。這次新農村建設，能夠看出一種新思路的出現，即針對一個沒解的問題，采取一種分解的方式來逐步緩解和改善。如果把相關政策都歸到一起，按照類型來分，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這實際體現了用分解的務實方式來解決農村問題的三種不同思路。

　　一是農村的產業化問題。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差距，即農業產品附加值的差距。1元錢初級農產品經過加工，在美國的附加值是3.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而中國只有0.38元。如果能夠拉長產業的鏈條，就可以增加附加值，但中國農村現在存在制約條件，即專業化和規模化的問題。這可能是比較務實的思路之一。

　　第二是城市化，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每年大約一千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這使得農村在其他不變的情況下，人口減少一千萬，機會就比原來多一些。

　　三是國家投入。這次新農村建設，很多專家都認為主要是錢的問題。

　　通過這三條，原來農民自己辦的教育，國家大部分承擔起來；原來農民自己修的路，國家承擔一部分；原來完全沒有的社會保障，國家能夠幫助哪怕最低水平的社會保障，農村問題的惡化速度會大大減緩。

　　在城鄉管理中，我想講講二元結構。我把二元結構分成兩種：行政主導型二元結構和市場主導型二元結構。

　　改革之前，可以說基本上是一個行政指導型二元結構。當時的二元結構主要圍繞戶籍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給制度等構造起來的，嚴格地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割裂。從城鄉基本不通婚就可以看出割裂程度之深。但人們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使當時是嚴格割裂的二元結構，但由于中國尚處在生活必需品時代，城市人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購買農產品和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城市人賺的錢可以到農村“走一圈”。而現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城市人掙的錢大部分已經不到農村走了，而是更多地用在房子、汽車、教育、醫療等。這是真正的問題之所在。我們看到，城市對農村依賴性日益降低。

　　而在原來的那種二元結構沒有完全破除的情況下，新的二元結構又加上來。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是以城市對農村依賴性喪失為基礎的二元結構，比前一個要快，因為前一個二元結構是由種種行政制度安排造成的，而后一個，從經濟上越來越不依賴農村，因為國際市場就可以解決農產品需求這個問題。兩種二元結構疊加在一起是問題的嚴重性所在。

　　隨著農民工開始進入城市，也把農村結構部分轉移到城市當中來，這就形成了三元結構——一個是真正的城市社會，一個是真正的農村社會，還有一個是夾在兩者的農民工社會。

　　這種三元結構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城市內部的狀況發生明顯變化。舉一個小例子，可見影響邏輯鏈之長。前幾年我提出一個“新失業群體”概念，即與國企下崗的老失業群體相對應。在一些中小城市當中，新失業群體的數量已經相當于老失業群體的三倍。這些人父母有的失業、有的退休，自己現在三十多歲，開始結婚生子，但是不就業，“浪蕩著”。人們把這歸咎為獨生子女嬌生慣養，好逸惡勞，其實問題不完全在這。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存在，導致城市中高端勞動力市場和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價格相差太大，高端勞動力市場全球化、已和國際接軌，而低端勞動力市場獲得的工資，對于維持城市的生活費用來說是微不足道的，這是這些孩子不去就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結構背景下，整個社會分成三批人：高收入者承擔城市的生活費用，大致平衡；農民工拿著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但是不用承擔城市主要生活費用，也大致平衡；最慘的就是從城市當中的次級勞動力市場拿工資，同時又承擔由城市生活費用的這些人。

　　這又涉及另一個問題，即農民工在城市定居問題。我們過多地把眼光放在戶籍制度上，但農轉非的人群中，幾乎都處于失業狀態，完全融入不了城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個工廠不是由工人支撐的，而是由農民工支撐。我們面臨不僅僅是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的問題，而是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獲得的收入無法維持城市生活費用。市民化、產業工人化看起來好像是連在一起的，但實際上不可能一致，要么市民化，要么產業工人化。為什么？農民工分為四大類：在建筑工地里的產業工人，擺菜攤等小商販，失地農民和個體就業者，比如保姆。其中有人脈積累、資本積累的部分農民工能夠市民化，但是不能產業工人化。而能夠產業工人化的是建筑工人、流水線工人，但這些人在城市呆20年都不會有任何積累，一點兒都沒有向市民化邁進。

　　新農村建設當中最實的東西是什么？是錢。問題在于中央政府能夠撥到村里的錢，且不說如何使用，僅最后能到村里去的是只有撥款額的15%到30%。從中央、省、市、縣到村莊一直到農民整個七個層次，怎樣真正用到農民頭上去，非常不樂觀。

　　今年的財政在新農村建設上安排一千多億，加上商業貸款可能三千多億。我有一個設想，這筆錢一部分用在教育，一部分用在道路、橋梁、水電、基礎設施、社會保障之外，能否再拿出一部分，比如一百億或幾十億，搞減免稅費，比如和農村農業有關系的小企業干脆稅費全免。這一萬塊錢就可能催生一個三五人的小企業，會造成一個歷史上沒有的趨勢，即過去都是農村的資源流向城市，而這很可能會把縣城、城鎮甚至中等城市中的部分失業者吸引到農村，把一些城市的資源帶到農村去。

　　新農村建設，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在農民的需求基礎上，有農民的參與，不求形式，但求實質性改善。比如有些村子不能喝上清潔的飲用水，但改變其水源可能花費甚少卻解決了整個村子的疾病問題，這是實實在在的。

　　問： 1979年，安徽鳳陽小崗村最先進行農村改革，提出聯產承包責任制，但到了1999年，小崗村仍然是安徽最窮的村之一，為什么？

　　孫立平：以小崗村的狀況來說，至少涉及三套經濟體制，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二是小農經濟體制，另外一個是現代商品經濟體制，有三套不同的邏輯。我們說小崗村的思想很解放，從人民公社的制度、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小農自然經濟，在這個層面上它的確是走在前面，但他們是否能成功從小農自然經濟走向現代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當氏族部落遭遇現代文明

　　溫鐵軍：新農村建設的目的是讓農民進步，那么我希望大家采用多元的理念，而不要以城里人理念、以我們接受的現代教育來衡量農村。因為從2002年開始，中共十六大已經把城鄉二元結構寫進中央文件，明確了城鄉二元結構。

　　從這個角度出發，如何看待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業？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文件中，就不再簡單地強調農業現代化，而改變成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經過努力可以爭取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當時正好是改革20年，經歷了一代人，看看農民家里，依然是墻上掛著鐮刀，門后放著鋤頭，根據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生產工具水平是衡量生產力水平的標志，請問鋤頭鐮刀衡量的是現代生產力嗎？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又種糧食又養豬，搞點小加工，這種情況占當時農戶總量的四分之三。當年如此，到2005年仍然如此。很多受現代教育者動輒將農村問題歸因于農民素質不高，我倒想讓這些人拿著鐮刀鋤頭到農村對付一畝三分地試試。

　　此外，我們不能按照一般西方的理論把農業作為產業。中國農民人均不過一畝多地，就算增加機械投入、化肥投入、技術投入，一畝地還能產出多少？所有增加投入對于一畝來地而言，造成的只是農業成本上升。可惜我們多年來都無法突破這個理論框架，于是乎導致意識形態總體是宣傳農業現代化，增加投入等，卻很少有人認真算算這種投入產出能合理嗎？

　　上世紀90年代，國家鼓勵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過去在農業生產上并不計算投入的勞動力價格，但當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時，勞動力參照的勞動力價格就不再是農業，而是城市的價格，陡然把勞動力價格顯化。現在全國1/3地區的40%-50%農村勞動力都外出打工，每人每天至少30元的勞動收入，由于農業就業的成本比較低，所以用非農就業收入抵補農業勞動投入。于是農民不再人工驅蟲除草，而是改為化肥、農藥、除草劑。而大量化肥只有28%被作物吸收，其結果當然是亞硝酸鹽嚴重殘留。可以說，我們每天吃這些食品無異于慢性中毒，這就是把農業作為產業的結果。

　　真正要搞新農村建設，決不能拿美國的公司加農戶的現代農業模式搞中國的新農村建設，而是要建設生態農業、環保農村。當然，美國

　　問：近幾年來，我國一直推動農民自主建設，但事實表明單純的生產合作或者貸款合作、流通合作都不能成功，必須要生產、流通、貸款和保險四位一體，您能不能對此解釋一下？

　　溫鐵軍：剛才說到美國農業時，講到了美國農場主不必過多地搞服務體系，因為美國農業的服務體系是公司化的，但東亞小農社會的農業服務體系是綜合農信模式。日本1900年就開這種綜合模式，1950年代以后，無論金融保險、餐飲旅游還是衛生醫療，方方面面都集中在一個體系內，而且任何一個領域產生的收益，按法律規定都必須將50%以上的收益返還給農民，因此這一體系無論在戰爭、災害還是危機時期，都可以有效維持農村的穩定，這也是日本執政黨長期執政的基礎。

　　我國在人民公社解體時，把所有的服務于農業的體系全部進一步細分化，分成各種各樣的公司獨立核算，致使整個農產品生產和流通整體成本大幅度上升。過去農業資金由農業銀行統管，現在拆分到鄉一級獨立核算，因此農村金融體系也是條塊分割。在這一套系統中，制度成本是農業成本高的重要因素。面對2億多小農戶，380多萬自然村，被68萬行政村所集中，怎么進行管理，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我們參照東亞綜合農信模式，這個結還能解開，但如果繼續參照歐美模式，恐怕很難應對。

　　農民進行合作經濟肯定沒錯，但不能一開始就進行合作生產，而是應該聯合購銷，因為聯合購銷的風險最小。聯合購銷要求有金融互助制度，但勢必將增加銀行系統的風險，因此遭到銀行的強烈反對，這種情況下擔保公司的介入可以一定程度上分散銀行風險。

　　問：您提出農業不能搞產業化，但農業不搞產業化，怎么解決農民的致富和農業效率問題？畢竟農民首先要解決吃飽肚子的問題。

　　溫鐵軍：你提的問題是所有陷在主流而難以自拔者的疑問。以我對世界范圍內40多個國家的考察，沒有聽過哪個發達國家的農民靠農業產業化增收。如果單純把農業作為產業，即使比中國人均耕地規模大4倍、90%人口城市化的日本，三農問題仍然嚴重，農民必須依靠國家給予的高額補貼。如果依據投入產出比來衡量，理論上講，日韓農業將全部破產。

　　問：您提到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基本上都出了問題，主要是指什么問題？問題的癥結到底在什么地方？

　　溫鐵軍：我現在只能說說這些龍頭企業存在的問題的共性。第一，大部分農業上市公司，上市圈的錢很少用于農業；即使部分公司撥出一小塊資金，比如20%用于農業，也基本不用于農民，和農村更沒有關系。而且這些龍頭企業所得到的政府優惠，也基本沒用于農業，農民和農村。第二，大部分龍頭企業都有圈占土地、以資源獲得資本化收益的本質。也就是說，農業產業化的本意是幫助農民自我資本化自己的資源，但是現在卻演變為拱手把農民可能獲利的空間讓給企業。第三，歷史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過農業產業化。但隨著中國民國年間工業化加速，出現的工商業資本介入農業，其結果是工商業資本對小農的剝奪是地主的倍加。出于以上三條理由，我想我得說農業產業化存在相當多的問題。

　　問：溫老師剛才所說的農民與綠色消費聯盟合作，我覺得如果在郊區的某個地方建立一兩個試點可以，但是如果城鄉全部這樣互動，有什么好的模式？

　　溫鐵軍：你對合作的擔憂是出于對以往集體化的擔憂。我早就分析過中國農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