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開放 惠及天下

　　文/《新晉商》記者 郝志明

　　《浙商》記者 雷全林 何曉春(除署名外)

　　2006年，山西開放之年，在剛剛結束的山西開放大會上，山西再次表明了擴大開放的強烈意愿。開放意味著海納百川的包容，意味著平等的、全方位的服務。煤炭資源作為山西

的經濟命脈，對煤炭資源的開采、利用存在著許多不規范的地方，為了優化投資環境，對煤炭行業的整頓是不可避免的。

　　2005年8月8日山西省出臺的“煤炭新政”就是為了創建一個良好的煤炭開發、利用氛圍。相當多的小煤礦成了關停的對象，這其中就有不少是溫州人承包的。山西“煤炭新政”對溫州煤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高舉著開放大旗的山西到底對于溫州商人是一塊傷心之地還是投資熱土？山西的煤炭政策對于開放會有什么影響？我們將溫州煤商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他們的投資熱點，正是山西經濟的支點。去關注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就是要讓所有的投資者堅定信心，投資山西。這塊古老的晉商大地，也必將敞開胸懷，笑迎四海賓朋。

　　《新晉商》雜志和《浙商》雜志聯合深入三晉大地，尋訪溫州煤團的蹤跡，告訴你一幅真實的溫州煤商的生存圖景，也將為你展現山西煤炭業在開放的新山西的土地上的真實存在。

　　2005年 8月8日，根據國家有關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改革要求，山西召開了全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工作會議，這標志著山西“煤炭新政”正式拉開序幕。“以市場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實行資源有償使用，推進煤炭企業整合”是山西“煤炭新政”的主導思路。

　　此外，“煤炭新政”也將目光投向了安全生產。根據政策，對煤礦“關小上大”，“以增強安全保障程度、提升整體開發水平”。根據省安監局的要求，2006年年底要關閉所有年產9萬噸以下的小煤礦。

　　“煤炭新政”讓溫商坐立不安

　　自2005年9月以來，山西煤礦安全大整治、資源整合和資源稅改革，令投資年產量9萬噸以下小煤礦的溫州商人舉步維艱。2006年1月16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又下發緊急通知，通報10省市整頓關閉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和非法煤礦的工作進展緩慢，其中對于山西關閉和吊證的礦井數量不足計劃的三分之一給予了嚴厲批評。

　　山西省中小礦山井巷企業聯合會辦公室主任閻敏才告訴記者：“山西省把煤礦整治作為戰役來打，這回是動真格了。山西把全部關停9萬噸以下小煤礦的截止期限從去年底推遲到今年年底，溫州商人不能像去年那樣心存僥幸了。”

　　2006年2月26日，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宣布，山西省將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產煤縣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記者了解到：截至3月2日，山西各市政府共上報壓減礦井1406個，占全省煤礦總數的29.16%。

　　2006年3月2日，《山西日報》發表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7號)，公布并實施《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鼓勵大中型企業參與煤炭資源整合，組建和發展大型企業集團。而主要產煤縣核定生產能力9萬噸/年以下的煤礦(礦井)予以關閉，其資源參與整合。

　　換句話說，目前存在的許多民營的、小的煤炭企業將退出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國有的和國有控股的大型煤炭企業。其用意是要提高國有重點煤炭企業對市場的控制和駕馭力。截至目前只有交城一個煤礦由國有重點煤礦整合，其他縣基本沒有。大部分縣級政府對本次資源整合工作的理解，只停留在完成淘汰關閉30%的礦井指標和收取價款上，并不怎么考慮上面強調的“提高產業集中度”。

　　作為外來者，溫州人顯然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山西煤炭新政令溫州煤商中的大多數投資者感到不安。因為溫州煤商所掌握的煤礦大部分是9萬噸以下的小煤礦。一部分不具備采煤方法改革條件的、證照不全的煤礦將被限期關閉。而對于還能生存下來的煤礦，也將面臨兩種選擇：或者進行資源整合形成國有控股或參股的股份制企業，或者通過有償的方式獲得采礦權。但無論哪一種選擇都將斷了溫州煤商的一夜暴富夢：前者由于采煤方式簡陋，固定資產很少，評估后值不了幾個錢；后者采礦權將從無償變為有償，投資者必須拿出一大筆錢來為采礦權埋單。

　　從2004年開始，國內一些媒體曾紛紛聚焦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溫州民營企業，并將這一現象定性為市場炒作，冠之以“溫州炒煤團”的惡名。到了去年4月，有關“山西封殺溫州炒煤團為資源掠奪性開采敲響警鐘”的新聞又在各大門戶網站迅速傳播。此后，又有多篇敘述“溫州炒煤團”面臨“滅頂之災”的報道引起諸多反響。經過記者在山西一周多的調查發現，事實上“炒煤團”是錯戴的帽子。有溫州商人氣憤地質問：“‘溫州炒煤團’，我不知道是誰給命的名，難道資本有姓氏嗎？”

　　承包煤礦是因為有“橄欖枝”

　　上世紀90年代末，煤炭市場連續不景氣，山西眾多小煤礦經營困難。2000年以后，全國煤炭市場經歷三年特困期后以蒸蒸日上的勢頭回暖。一些溫州老板判斷煤炭市場復蘇的可能，便來到山西尋找商機。浙商陳青龍就是那個時候來山西投資的，他告訴記者，當地人根本沒錢投資，甚至勘探費都出不起。我們拿來一大筆錢投資下去開采，否則煤埋在地下也出不來。

　　2003年，煤炭經濟全面復蘇。由于受國內煤炭市場長期低迷的影響，山西許多地方煤礦一時積重難返，因此，面對稍有起色的煤炭市場，吸引外地商人來晉投資就成了很多山西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早期投資者的成功和煤炭日漸高額的利潤，帶動了一批因早期經營皮革而積累了資本的溫州投資者們(主要是平陽人)。而溫州整治污染企業，使當地一些皮革企業紛紛關停，也促動了溫州商人的資本流向山西煤礦。

　　溫州煤商并無炒作實力

　　有媒體報道說“到目前為止，山西境內60%的中小煤礦已經由溫州人承包，投資額高達40多億元人民幣。他們控制的煤礦年產量達8000萬噸以上。”

　　金松則反問：“山西省目前有各類煤礦3991座，礦井4691個。溫州商人在山西投資40多億最多可承包中小煤礦400多個。40多個億能買下60%的煤礦嗎？每年能生產出8000萬噸煤嗎？”

　　去年,浙江省人民政府經協辦曾會同溫州市經協辦和浙江富興電力燃料公司，組成調研組在山西進行了相關調研，調研后提交的《關于溫州民營企業在山西省投資興辦煤礦有關情況的調研報告》指出：在山西投資興辦煤礦的溫州民營煤礦企業共計300多家，累計投資30多億元，煤炭年產量總計2000多萬噸，約占山西省煤炭年產量的1/25，全國煤炭年產量的1/100。這一結論得到了一批山西學者的認同。“所謂的‘溫州炒煤團’沒有這么大的氣候，他們連山西中小煤礦的30%都沒有。” 山西省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復明對此報告提出的這幾個數據并無太大異議。

　　煤炭緊張決不是浙江人造成的

　　要想炒高煤炭的價格，首先溫州人必須要有能力控制煤炭的銷售權。但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煤炭領域，幾乎清一色全是在生產領域，并沒有煤炭經銷權。況且對于個人來說，一個煤礦平均1000萬元的投資，不可謂規模不大。很難想象，外地人、外地資本，大規模地投入長線礦業生產，卻要被貼上哄抬價格的惡名。

　　實質上，煤炭價格的上漲很大程度上是受國內能源供需趨緊和運力緊張因素影響的結果，并非溫州民營企業進入山西煤炭行業進行投機炒作的結果。有人將近兩年的煤炭價格上漲部分地歸咎于溫州資本。這種看法完全顛倒了經濟學的邏輯：不是溫州商人抬高了煤價，相反，是高煤價吸引了溫州資金。

　　山西省經濟協作辦主任馬建設表示：“山西的煤炭緊張決不是浙江人造成的。溫州人是在當地人都不愿意干的工程隊打工，并在打工中學會了煤礦的開采和管理，之后才私下承包或買斷一些礦井幾年的經營權的。溫州人在山西進入煤礦生產，體現的是溫州人的吃苦精神；而山西的礦難事件，與浙江人也沒有多大關系。”

　　溫州人帶來了什么

　　“溫州資本，對于山西這個缺乏資金的省份來說，無論如何是個好事。”浙商黃老板則向記者列舉了溫州人的貢獻：以前，山西煤炭由國家定價，價格在每噸20元到30元，很多中小礦掙不到錢，安全投入根本談不上，形成歷史欠債，造成現在事故頻發。溫州人來之后，進行技術改造，有些煤炭工程師是從全國各地高薪聘請來的。溫州人的煤礦中，生產礦長據說最高年薪百萬元。為與當地村民緩和關系，一些溫州煤商還不時資助礦區村民修路建校。

　　山西省煤炭工業局有關負責人曾表示：“現在很多地方小煤礦都存在一種現象，掛著山西鄉鎮煤礦的牌子，法人是山西人，可真正的老板卻是溫州人。當初我省招商引資，引來了溫州商人，他們也確實投進去不少資金，對我省一些小煤礦提高生產能力出了力。”

　　溫州學者馬津龍認為：不要在缺乏資金時，就歡迎資本進入；看到資本贏利時，又害怕利益外流，拒絕資本。如果需要資金改造小煤礦，就歡迎溫州資本；煤價上漲了，看到溫州商人獲巨額利潤，又心理不平衡。這不是明智的態度，不但損害投資者利益，也對當地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礦難并非都是浙商的錯

　　近來礦難事故頻發，煤炭行業牽動世人目光，“溫州炒煤團”這個字眼不斷見諸報端，在部分媒體那里，它被描繪成不顧礦工死活、惡性開采煤炭資源、瘋狂追求行業暴利的群體。然而，“溫州煤商”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呢？

　　面對頻頻發生的煤炭安全事故，一些媒體把板子拍在溫州煤礦投資者身上，溫州煤商覺得十分委屈。一位煤商向記者訴苦：“安全問題是因為溫州人投資后才發生的嗎？其實，溫州商人恰恰改善了挖礦條件，提高了安全系數。”

　　礦難事故與民資進入煤炭行業已無幾年前的強烈對應關系。因為山西的很多小煤礦多是“獨眼井”，安全條件極差。在“溫資”進入后，引進先進設備，反而在整體上增大了小煤礦生產中的安全系數。原平在2003年溫商進入前，只有5個煤礦生產條件符合要求。

　　溫州很多投資者傾其家產去山西發展，最大心愿是能平安賺錢。首先就引進先進設備，確保安全生產。安全成本大概占總投資的20%。即使如此，仍有可能發生事故。

　　有數據顯示，由于國家對于礦難事故的處罰和賠償標準急劇攀升，在很多溫資小煤礦里，安全投資已經占到了總投資的20%左右。而今天煤礦安全生產的一般投資要求僅僅是當年效益的10%-15%。如果長期以來的安全欠賬不能得到大幅度的落實，那么國有和大型，并不是煤礦安全的同義詞。

　　一業內人士指出，資本總是要追逐利潤的。在煤炭行業的巨額利潤面前，如果說存在掠奪性開采、環境污染、安全意識薄弱的話，那么在今天，溫州人與山西人、國有煤礦和私營礦主之間當無本質區別。他認為，礦難的根本原因是中國高能耗的GDP增長模式與煤礦行業數十年積累的安全欠賬；再就是政府管理部門的監督缺位。這些道理，一般民眾往往不能一目見底。

　　“封殺”之說是無中生有

　　一家全國性媒體曾報道了山西省長治縣封殺“溫州炒煤團”的經驗，標題醒目：山西封殺溫州炒煤團。這種“長治縣模式”是利用公開競標對煤企改制，并要求企業投入巨資進行技術改造。長治縣縣委書記明確解釋道：“我們要封殺的并不是哪個地區的投資者，而是‘炒煤團’一味追逐利益而掠奪性開發，甚至置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于不顧的做法，這種做法如果得不到制止，給山西帶來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

　　山西省煤炭工業局辦公室主任面對記者不愿意多談。在記者的不斷追問下，他說，我們不管他們有什么樣的經濟關系，我們不管誰經營煤礦，政策是統一的，達不到要求的不管是省內還是省外投資的煤礦都要關閉，不會針對誰。“關停壓產，是要通過資源整合，減少資源浪費和保證生產安全。”該局行業管理處的一位相關負責人則明確表示，關停小煤礦并不是針對溫州煤商。他說:“在打擊私挖濫采和進行資源整合后，煤炭市場將會更加規范，這對于正規經營的溫州煤商來說，其實是有好處的。”

　　山西省經濟協作辦主任馬建設則善意地提醒：山西省的整頓并不是針對浙商，而是希望借此機會提升整個行業的設備、裝備以及技術水平。今后浙商進入這個領域的門檻被提高，但相信浙商也會隨之進行產業提升和轉型。

　　溫州煤商確實有一部分人受到政策影響而撤離了山西，但大部分溫州煤商還是留了下來。

　　“動”起來才會好起來

　　來自平陽水頭的王祖敏告訴記者：“我的煤礦核定的剛好在9萬噸這個門檻上，現在我就希望按照政策的標準來，要什么設備我都買，爭取擴建。” 另一溫州煤商在原平承包的煤礦原產量只有6萬噸，而通過改進技術，擴能增產，現在產量已達15萬噸。而在渾源縣，由于當地的煤炭屬窩煤，大規模開采幾乎不具有任何價值，在該縣存在的40余個礦井中僅有8個礦井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生存，在渾源投資的溫州商人注定無力回天。

　　在孝義承包煤礦的溫州老板張先生則通過重組聯合，同樣突破9萬噸限制。但也有老板告訴記者，整合牽涉到煤礦的地理位置、地質構造等多種因素，是否同一地區？是否同一煤層？整合談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一定范圍之內有幾家煤礦，有山西人自己辦的，也有溫州人承包的，聯合重組后，將可能成為山西人與溫商聯營的礦井。誰成大老板？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最壞的打算是與本地礦井聯營，但我對此很不放心。”一位溫州煤商告訴記者。令他擔心的是，這種模式不僅會造成利潤的分解,而且經營上的事情自己不能完全做主。以聯營方式擁有5個礦井經營權的溫商陳玉才說，作為外來投資者很希望組建煤炭能源集團，或組建股份制公司，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資源擁有者(當地鄉、村)對此并無熱情。

　　民營礦主們有句口頭禪：“產權不清，礦難不止。”這在很大程度上點明了問題的實質。一場關系山西煤炭產權制度的戰略改革，在臨汾市試點一年后，正向山西全省鋪開。這對一直無合法挖煤身份的溫州煤商來說，是不是新的機會？

　　能否真正成為煤礦“主人”？不少溫州煤商有些茫然。但正如有些學者所言：當下重要的是動起來，動起來就會好起來。同時必須指出的是，依照法律，當前人們對土地不擁有所有權。那么，永久性的采礦權也可能很難得到真正保障。

　　在記者對三十多位溫州煤商的采訪中，大約有七成的溫商還是希望留在山西繼續投資煤礦，而在這些希望留下來的溫州煤商中一半以上還是抱有比較樂觀的心態，他們表示：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只相信實力,你有實力就自己去做,沒實力就去看人家做。煤炭新政對各個煤礦是一致的，關鍵是執行起來公平。

　　用資本的力量將“小”變“大”

　　與國內大型煤炭企業聯手、小型煤炭企業關并同步的，是外資對山西煤炭業的熱烈追逐。

　　從2001年開始，山東

　　實際上，總是先有管理體制嚴重缺陷的市場，才有所謂投機者的跟進。溫州民間資本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途徑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