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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翟
最近一段時間，改革共識是否破裂成了中國輿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其實，中國社會顯然有建構共識的具體召喚，例如打造“和諧社會”。
其實，共識問題是現代社會的普遍問題。在所有市場化國家里，每個人都是“我的地
盤我做主”，如果一個市場國家無法在經濟市場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基礎之上建立基本的共識，那么不論這個國家在經濟上有多富裕，都必然會是一盤散沙。
近年，國內出版界對西方國家認同問題研究的譯介越來越多。這里討論兩本新近譯介的著作《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理查德·羅蒂著，黃宗英譯，三聯書店，2006年2月版)、《慣于贊同：美國象征建構的轉化》(薩克凡·伯克維奇著，錢滿素等譯編，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1月版)，從美國文化思想的共識建構著手討論了美國共識這一根本性政治問題。由于羅蒂在美國哲學界、伯克維奇在美國文學研究界的顯赫地位，他們的看法值得注意。
美國認同重心的轉變
20世紀60年代之前美國經歷的兩次認同危機經常為人提及。一次是美國南北內戰時期的民族危機，是統一與分裂的沖突，一次是20世紀前三十年分裂為貧富兩個國家的危機，是左翼與右翼的沖突。美國克服這兩次危機的政治過程另有曲折，《慣于贊同》和《筑就我們的國家》分別從文化認同的角度處理了這兩個關鍵歷史階段的認同問題。這兩個階段的認同的關鍵環節的差異，也恰好顯示了美國認同重心的某種微妙轉變。
林肯在提到南北戰爭時曾說，“雙方都讀同一本圣經，都向同一個上帝祈禱。”伯克維奇認為還可以加上一句：雙方都訴諸美國的神話。他在《慣于贊同》中指出，內戰前的美國經典作家創造了一套包容各種矛盾的美國象征和神話。美國歷史其實就是一小群英國殖民者僭用了美利堅的意義，賦予它一種特殊的使命，同時宣稱自己是代表未來的民族。從1776年建國到19世紀，經歷了一連串象征的公式化表述和再表述之后，為一個東岸共和國擴張為橫貫大陸的帝國提供了準備和指導，在我們的時代，這種象征已經擴張為全球的“美國方式”霸權。在內戰之前，這套象征的核心詞是民主、自由、個人主義和主動進取，它不僅經受住了最動蕩的內戰危機，而且在危機中興旺起來。
這一套象征最為成功的地方，在于一代又一代美國人都贊同某種意識形態，自愿而熱情地參與了對美國象征的改造和再改造。伯克維奇認為，這種“慣于贊同”并不是一批精英將某種意識形態強加于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
而從內戰之后到當代，美國認同又是何種狀況？伯克維奇一方面說最近幾十年學術界的種種共識都已分崩離析，最主要的問題是多元文化的問題，“美國”成了許多種民族，許多種思想，許多種生活方式，等等；一方面認為這個歧異時代的“美國方式”可以在“和諧中的多樣化”和“多樣化中的和諧”之間和稀泥。
在《筑就我們的國家》系列演講中，羅蒂指出了惠特曼和杜威給美國國家精神帶來的轉折性變化，他們把爭取社會公平的斗爭視作國家精神認同的中心環節。他們和內戰之前的經典作家一樣，希望美國人繼續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但這兩位平民宗教的先知不希望美國屈服于任何權威。他們希望美國人樹立起創建沒有階級、沒有等級的美國的理想，建立烏托邦式的美國來取代上帝；他們希望爭取社會正義的斗爭成為國家的原則和民族的靈魂，能夠激發這個國家的活力。
因此杜威會敦促人們放棄美國19世紀的個人主義論調(這是內戰前美國認同的核心內容，也是20世紀美國右翼的核心主張)，而主張國家對財富進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以高度社會化的民主取代過分個人化的民主。
1900到1964年間在憲政民主的框架內努力保護弱者的美國人，也就是羅蒂所說的“改良左派”，發揚了惠特曼和杜威的思想。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左派，都堅信憲政民主機構可以矯正廣泛的不平等現象，堅信只要選舉合適的政客上臺，再制定相關的法律，就可以建立起一個合作性的政體。
1900年前后的美國正處于轉型期，社會嚴重失衡，法紀松弛，社會上層貪瀆腐敗，世風敗壞。由于右派從來不主張變革(換一種情境，就是不主張對“改革”進行調整和改革)，他們認為，國家現在基本上保持著良好的狀態，左派為爭取社會正義所進行的斗爭是胡鬧，是烏托邦式的愚昧。而左派則認為，國家的形象尚未形成。
那么，美國左翼和右翼如何才能建構起共識？羅蒂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認為，沒有必要討論是改良左派還是右派對美國的認識是正確的，左派和右派之間應該探討哪些希望是可以追求的，哪些幻想是應該放棄的。
在這種對話中，左派顯然更有能力提供美國的希望和理想。但問題是，美國共識是通過左派和右派談判或者討論得出的嗎？按照改良左派的看法，社會中下層和右派的看法并不一樣，但是沒錢沒勢的中下層民眾與有錢有勢的上層精英搞“公眾參與”的博弈，能博弈出公正來嗎？美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什么作用，是否政府只是擺著好看的，只要站在一邊看著左派和右派分別代表不同利益集團吵架就可以了，看著天平向有錢有勢的一邊傾斜也自動接受傾斜的結論？左派和右派的吵架能夠代替美國政府嗎？靠左派為中下層“維權”，是否就能實現美國作為公平國度的理想？
羅蒂對這些問題只言片語，分散各處，但非常關鍵。他的意見總而言之，一是改良左派理所當然應該是政治的左派，也就是說，改良左派當然要通過國家選舉成為執政者，來落實自己所主張的理想；二是社會公平最基本的維護者當然應該是美國政府，羅蒂認為，從1909年到現在，美國左派與右翼的分界線就是左派認為要由國家來重新分配財富(右翼反對這一點是因為右翼強勢，如果不是民主的制約，他們巴不得由自己來決定所有一切)。很簡單，人數眾多但一盤散沙的社會中下層必然經常在博弈中輸給社會上層集團，怎么辦？是通過社會中下層對無所作為的政府和社會上層“革命”來解決問題，還是通過敢于承擔責任的政府來解決問題？改良左派當然會主張后面一種改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羅蒂毫不掩飾他對改良左派主政的政治期望。在他看來，奠定了福利國家基礎的羅斯福總統是左派，威爾遜總統和林頓·約翰遜總統有時候也是左派。事實上，正是在這幾位總統主政時期，美國政府對市場化的強勢集團屢下重手，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維護社會公正(1880至1920年間有所謂美國“進步時代”)。
羅蒂最大的憂慮則是，如果美國左派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它對美國成為公正的國家就根本不會有什么貢獻。因此在他看來，1960年代美國左派主流變為文化左派簡直糟糕至極，從此左派就不再是政治的左派了。
民族自豪感危機與左翼回歸
1960年代美國左派喪失政治能力的轉變，肇源于越戰和全球化浪潮。
首先是越戰使左派發生了分裂。羅蒂梳理了20世紀美國左派傳統，指出，1960年代美國大學里的左派學生和老師認為，越戰和非裔美國人遭受的無窮無盡的屈辱表明，自己生活的美國是一個邪惡帝國，而不是別人所說的抗擊邪惡帝國的民主國家，美國的弊端無法通過改良根除，轉而要求“革命”。但是他們要徹底改變現行制度，又并不從經濟政治制度入手來革命，而只是要改變思維方式，從而一變而為不講政治的文化左派。
在羅蒂看來，美國左派主流從改良左派轉向文化左派最要害的關節就是美國民族自豪感的喪失。文化左派根本就認為美國不值得愛。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悖論，美國在全球的霸權越有優勢，美國的文化左派就越認為美國邪惡，感到羞恥還來不及，如何談得上為美國感到自豪。因而文化左派聲稱他們無需對國家負責，應該只對人類負責，做文化世界主義者，鼓吹文化多元主義(或許更合適的說法是文化雜多主義)。
羅蒂認為文化左派這種文化世界主義不僅無法與右翼抗衡，不僅不能為堅持公平正義的國家理想貢獻力量，反而恰恰會與經濟全球化之下的經濟世界主義沆瀣一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可怕的經濟世界主義的副產品就是令人欣喜的文化世界主義。精力充沛的年輕企業家占據了越洋飛機的頭等艙，大腹便便的教授們則坐在經濟艙，去世界旅游勝地參加多學科會議。
這不禁令人想起美國著名保守派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中對這種經濟和文化世界主義者的批判。亨廷頓認為，當前美國國家特性最大的挑戰來自于兩種人，第一種就是這些把自己當世界公民的到處飛的全球主義者。
而自命為左派的羅蒂更進一步地指出了全球主義名義下的左右翼合謀的政治后果。由于只有最富有的25%的美國人才能討論新興的文化世界主義，另外75%的美國人會發現他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美國最終可能會出現由社會頂層的25%的“高層階級”來統治的局面，美國中產階級的理想主義于是將陷入極大困境。國際超級富人掌握了經濟決策的特權，便會鼓勵左右兩翼的政客專門解決文化問題，從而把無產者的注意力轉移到別處，忘記自己的絕望。羅蒂認為，世界主義名義下的左右翼合謀如果在所有老牌民主國家都制造出了等級，那么人類最終將生活在奧威爾在《1984》中所描寫的世界里。
按羅蒂的診斷，美國文化左派在喪失了民族自豪感之后，必然會在政治上無所作為。他們既不能在社會公平上對右翼有實質性的制衡，也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堅持美國認同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只要左派沒有民族自豪感，就只會反美，不會改良，也就拿不出任何有力的手段來創造國家政治層面上的共同感，和愛國的一般選民沒有什么共同語言，因此在國家選舉中根本不可能拿到多數票。所以文化左派在政治上根本就是無能的，他們一旦在理論上玩不出什么新花樣，最后大概只能跑到發展中國家去“攪局”，誤導那里的人們也以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來反對和否定自己的國家。這樣看來，表面上是文化左派只講文化不講政治，實質上是文化左派即使想講政治也講不出什么動靜來。
左派的政治危機所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危機和美國認同的危機影響極為深遠。由于右派不僅保守，而且在全球化中隨波逐流，那么就看左派了；現在既然左派出了問題，不再能承負美國成為烏托邦式的公正國家的理想，那么整個美國也就會喪失自己的理想，美國自我創造的實驗將告失敗，人類先鋒將迷路跌落懸崖。為美國的前途和理想計，今日美國左派主流(文化左派)的病必須得治。
羅蒂認為，要治好左派的病，必須讓文化左派頭腦清醒起來。首先要以平常心看待美國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不能認為種種不光彩最終決定美國人不可能獲得幸福、不可能塑造出偉大的民族性格。無論對于個體還是民族而言，做自我憎恨的旁觀者都是無法承擔的奢侈，美國人不應該采取這種超然的世界主義的旁觀視角。
其次得明白不存在什么世界同盟。所謂“人民的議會、世界的同盟”永遠不會出現，文化左派也就指望不上一個全球政府來解決世界上種種不平之事。
最后，要對國家和民眾有真正的愛。按羅蒂的說法，這個國家居住的是真實的人民，他們正在忍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們的大部分痛苦都可以通過政府行為來治愈。這時就看左派是逍遙旁觀，還是實際參與。而如果文化左派還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要復興惠特曼和杜威預言的平民宗教，即用社會公平取代個人自由成為美國的主要目標，參與制定具體的政治綱領和改革方案，以圖東山再起。
在羅蒂看來，左派喚醒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是美國筑就自己的根本所在。他在《筑就我們的國家》的演講一開頭就說，“就國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個人的自尊，它是國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條件。……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壓倒民族恥辱感的時候，這個國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這句開頭的話其實也是整個演講的結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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