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會論道中美貿易 美國人多存錢中國人多消費

　　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核委員會主席理查·達馬托：任何跨文化的雙邊關系都需要一個直接的對話體系，而且這個體系存在的高度越高越好。

　　前美國貿易代表夏琳·巴爾舍夫斯基：太多利益集團使得對華政策在國會里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缺乏一個總體上的方向。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減少美中的貿易逆差比什么都重要。我建議美國人多存點錢，中國人多消費。

　　特約記者 丁霖 美國舊金山報道

　　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初次對美國展開國事訪問的同時，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在舊金山召開了第15屆年會，議題是“金橋連中美：有關經貿和國防的重要問題以及如何連接中美兩國(AMERICA & CHINA: A VIEW FROM THE BRIDGE)”。

　　4月20日，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核委員會主席理查·達馬托，前美國貿易代表夏琳·巴爾舍夫斯基，

　　百人會成立于1990年，致力于促進美國與中國以及兩岸之間的政治、經濟交流作用。成員包括著名建筑師貝聿明、美國首位華裔州長駱家輝、流行性疾病研究專家何大一、雅虎網站創辦人楊致遠、慈善家唐仲英等人。

　　匯率是一個亞洲問題

　　《21世紀》：巴爾舍夫斯基女士，您從1997年到2001年擔任美國貿易代表，是中國入世談判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您認為近年來中美關系的主題是什么？

　　巴爾舍夫斯基：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在全球經貿方面的重要性近兩三年以來成為了所有人關注的焦點。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如何調整貿易策略，是華盛頓考慮中美關系時的第一要素。中美經貿關系目前最重要的一個話題是人民幣匯率。去年7月以來，人民幣的價值有了顯著升高，但究竟該升高多少，以什么樣的速度升高，成為了兩國談論的重點。

　　《21世紀》：你們如何看待人民幣的匯率問題？

　　達馬托：從去年7月到現在，人民幣升高了3%左右。匯率問題是其他貿易問題的源頭，因為買賣的基本條件是使用貨幣。而貿易問題直接影響到就業問題。美國媒體近兩年有關中國的報道都是和美國國內的消費和就業有關的，這反映了我們關注的重點已經轉到了經貿問題。

　　胡錦濤主席今天在華盛頓和布什總統會晤，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高層領導人之間的協商可以產生有用的機制來解決棘手問題。

　　巴爾舍夫斯基：美國目前最關注的是匯率問題。但我認為匯率是一個亞洲問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產生了五個重要的亞洲經濟體——日本、韓國、香港地區、新加坡和臺灣地區。它們都依靠出口來創造本身的財富。現在這五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都和中國大陸的低成本勞力結合成一個有機體。去年中國大陸接受了60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這五個國家和地區占了80%以上。所以匯率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中美問題。我一直建議布什總統及其內閣看整個亞洲然后再制定相應的亞洲政策。中國問題是一個亞洲問題。

　　達馬托：是的，亞洲其他國家的貨幣幾乎連接成一堵“貨幣長城”(Currency Wall)，阻礙了順暢和公平的貿易。正因為其他亞洲國家在中國有巨大數額的投資，中國的匯率牽動著其他匯率的變動。

　　《21世紀》：美國除了和中國就匯率問題直接商談以外，還可能采取什么措施？

　　達馬托：我們在殷切期待胡布會談的結果。我認為在會談的同時，我們也要及時把問題反映到國際組織，如WTO。有些棘手問題必須通過國際機制來裁決。我們對雙邊貿易關系采取嚴肅的態度，如果匯率或關稅問題不能得到有效和及時的解決，我們應該通過WTO來仲裁。

　　《21世紀》：王緝思教授，您是否同意達馬托主席的說法，我們是不是必須依賴國際組織來解決爭端？

　　王緝思：我們中國人在碰到爭執時，總是采取“有事好商量的態度”慢慢談。而美國人往往說“你如果不做到ABCD的話，后果是甲乙丙丁”。這就是兩國文化上的差異。我認為中國的匯率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戲劇性的變化，正像達馬托主席剛才說的，美國政府關注就業問題。如果人民幣匯率迅速上升，中國國內的失業率會大幅提高，因為出口會受到影響。

　　至于關稅問題，中國現在的關稅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低的。中國的關稅和發達國家的幾乎一樣。上周中國政府還宣布了會馬上減低對醫療器材進口的關稅。所以美國沒有理由向WTO控訴中國的關稅過高。

　　巴爾舍夫斯基：我認為其實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有一個唯一目的，就是維持掛鉤。我們不希望中國陷入一個混亂的局面，像亞洲國家在1997年那樣。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出口帶來一定的好處，因為堅挺的貨幣可以購買更多的原材料進行加工。至于從整個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建議中美兩國仔細研究進出口貿易的各個組成部分，然后再討論應該做何種調整。

　　美國對華政策缺乏連貫性

　　《21世紀》：達馬托主席，您參與了去年美國國會對中海油購買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的審核。當時的情況是怎么樣的？

　　達馬托：我帶領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核委員會看了中海油和優尼科兩個公司的結構以及中海油185億美元的投標，向國會證明這筆交易對國家安全有所傷害。原因有如下幾點——中海油的185億美元來自低利率的貸款，借助政府的力量，中海油和雪弗龍(Chevron)競奪優尼科。而且優尼科的資產里有很多涉及國家安全的組成部分，科技部分有深水鉆探的技術；地域部分有美國本土的稀土礦(稀土是制造巡航導彈的要素)，以及印度尼西亞的一些油井。另外，優尼科在阿拉斯加有礦井，離美國軍事基地十分相近。

　　《21世紀》：與之相比，聯想集團成功收購IBM的個人電腦分部，是因為其中沒有國家安全的因素？

　　達馬托：我們也審核了聯想集團。因為國會添了一個附加條件——聯想集團不能進入IBM在北卡羅來納的高科技園區(high-tech park)，因為那里保存的技術也有國家安全的嫌疑。正是因為我們修改了收購條件，這筆買賣才順利通過。

　　《21世紀》：國家安全問題不僅牽涉到雙邊貿易，同時還和國防和政治外交息息相關。

　　王緝思：中美關系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策略性問題是臺灣問題。如果中國有了說服力，很多問題可以在外交上解決。

　　巴爾舍夫斯基：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中國和冷戰時期的前蘇聯完全不同。前蘇聯有意識形態方面和地域方面的擴張政策，而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帝國擴張的政策。我們同時也發現，中國越來越注重利用合適的外交手段求同存異。中國在外交方面顯示出越來越熟練的手腕，重視伙伴關系、合作關系、地區聯盟。這些外交技能都帶來所謂的“軟實力”(Soft Power)。此外，中國還嘗試在外交中把政治和經貿分開。

　　《21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巴爾舍夫斯基：缺乏連貫性、策略性的展望。美國的政治受到太多的利益集團的推動，在中國問題上有工會、人權組織、商務團體等。太多利益集團使得對華政策在國會里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缺乏一個總體上的方向。

　　達馬托：美中關系沒有一個長期、透明的對話機制。任何跨文化的雙邊關系都需要一個直接的對話體系，而且這個體系存在的高度越高越好。今天的胡布會晤應該早就開始了。但現在開始還不是太遲。另外，百人會作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美籍華人組織，對建立這樣一個對話機制應該起到很關鍵的作用。百人會的成員在美國商界和政界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應該認識到百人會的潛力。

　　《21世紀》：王緝思教授，中美兩國可以互相提供些什么外交上的幫助？

　　王緝思：減少美中的貿易逆差比什么都重要。我建議美國人多存點錢，中國人多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