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北京-華盛頓共識

　　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就像“夫妻”，他們可能會為了不管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吵架，但是他們又彼此依賴，然后一起變老。他們可能會為了去哪里度假爭吵得很激烈，但是不會向對方開槍，或者另外開一個銀行賬戶把錢偷走。只要雙方情緒穩定、心理健康，就總會在經過理智的計算后決定留下來。

　　在過去十幾年中，只有中國和美國是全球經濟的引擎，這種情況還可能維持更長。日

本的經濟情況未必是真的好轉，而且日本是一個非常孤立的經濟。歐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他小的經濟體則只是照顧好自己。

　　美國國會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議員們的目標就是要打垮對手。他們會忘記自己說過的，或者會前后矛盾。他們不會在乎13億中國人的感受，他們只在乎說的話能不能讓自己打敗對手。

　　本報特約記者 陳之罡 發自華盛頓

　　上周，美國總統布什曾在四天內三度表示，將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面中討論經貿議題，這不僅顯示了美國對于胡錦濤來訪的高度期待，也反映出中美經貿關系的重要性。

　　《第一財經日報》近期會聚華盛頓K街多位中美問題智囊，他們中有的是知名學者，有的是前政府高官，這些人士都認為，中美經貿關系至關重要，不僅影響了中美兩國，也在改變著全球經濟格局。如果出現重大波折，將會是雙方都無法承受的局面。他們期待，兩國政府能夠妥善處理，防范這一全球最為重要的經濟合作關系因為美國選舉年的到來而受到損害。K街由西向東，橫貫華盛頓的北部。這條街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集中了大批智庫、游說集團、公關公司和民間組織，對美國政治生活發揮著巨大影響力，因此被美國人戲稱為除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中心”。

　　《第一財經日報》：應該用一個什么用語來形容目前的中美經濟關系？這一關系對中美兩國帶來什么樣的變化和影響？

　　拉迪：中美兩國經濟關系在不斷深化，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也是增長最快的市場，美國很多年里都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在中國有大量投資，累計已經達到500億美元。

　　在過去五年中，美國公司對華出口增長超過160%，而在全球只有10%，中國市場對于美國公司來說越來越重要。這部分是由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部分是因為中國國內經濟的成長。

　　對雙方經濟結構來說，長期來說毫無疑問會有影響。面對來自全球化的競爭壓力，勞力密集型的產業幾十年來一直在下滑，但是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則在擴大。美國的挑戰是要確保勞動力得到良好的訓練，最終可以轉移到需要更高技術的產業，從而允許勞力密集型產業下滑。美國不想同中國在勞力密集型產業上競爭，因為這會造成導致工資增加的壓力。中國在制造業的成本只有一小時一美元，對于美國這樣高收入的經濟來說，應該在其它領域競爭。

　　中國的產品大部分都是勞力密集型的，有些高價值的部件都來自國外，中國只是組裝線上的最后一環。這對中國是良性的。我知道在中國有人批評這導致利潤都流向了其它國家，中國沒有得到附加值。這是事實，但是這是為大量勞力創造就業的辦法。中國最后將會生產更具競爭力的部件，本地產品的附加值會上升。這個過程并非是靜止不變的。

　　中國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支撐了美國的赤字，這當然是事實，但是，即使中國放棄這種做法，對于美國利率的影響也是非常輕微的。根據美聯儲的估算，外國購買美國國債只不過使得美國的長期利率降低了150個基點，而中國只占其中的20到25個。

　　蓋保德：美國的策略是向其他國家開放市場，但是也確保其他國家開放市場，而中國是這個策略中的一個主要平臺。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貿易出現飛躍，兩國關系得到強化，也限制了之前因每年一度的關于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討論，那在當時成了一個批評中國的論壇。

　　現在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取代了最惠國待遇的討論，不過，在匯率問題上的批評比最惠國待遇問題要微弱一些。由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使得在中國的公司向美國出口時不用擔心會遭到政治干擾而突然中斷，因此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都加強了，中國對美的出口也增加。

　　同時，由于人民幣重估的壓力使得很多投機資金也以購買中國國債的形式進入中國，而中國愿意留住這些資金，將之轉為投資，這是一個聰明的政策。因為這是向世界資本市場展示說，中國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多么良好的流通性以及多么深入地參與了資本市場，這種姿態對美國也很重要。當然其他還有技術上的轉移，這對中國的發展有益，也為美國服務業提供了很多商機。

　　中國拋售美國債券的可能性非常低，這會傷害中國自己。同樣，美國也不可能中斷同中國的貿易。

　　我更愿意把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形容“夫妻”，他們可能會為了不管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吵架，但是他們又彼此依賴，然后一起變老。他們可能會為了去哪里度假爭吵得很激烈，但是他們不會向對方開槍，或者另外開一個銀行賬戶把錢偷走。

　　因此，只要情緒穩定、心理健康，雙方就總會在理智地計算后決定還是留下來。當然，如果情緒不穩定，可能就會出現危險，婚姻破裂，但這是因為精神狀況有毛病。

　　傅瑞偉：我可能會用相互依賴(co-dependence)這個詞，這同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區別不大。不過，相互依賴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

　　中國的GDP依賴美國市場的比例很高，有10%來自對美國的出口。盡管中國公司并未從中獲得巨額利潤，但是雇用了很多勞動力，使得貿易和商業得以維持，中國需要對美國的出口。

　　同樣，不管美國喜歡不喜歡，都離不開中國的進口商品。美國人使用的很多基本生活用品，如衣服、工具、玩具、小部件等都來自中國，這些是美國每天都要使用的。中國商品幫助美國降低通脹，增加消費信心，否則消費信心會非常低。

　　如果美國試圖找別的地方來替代中國，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美國可以通過印度、越南或者拉美等地來替代中國，但是并不容易，而且是破壞性的。首先是這種替代不會立即見效，其次，產品的質量和價格也未必相同。因此中國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和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是一樣的。

　　就像鞋子，現在全世界的鞋子幾乎都是中國制造的，但是如果你同鞋業人士說，將生產地轉移到墨西哥，沒有人會愿意。這從理論上來說是可行的，但是質量、價格等都會不同，必然會導致不一樣的結果，美國的通脹會立即升高，消費者信心會大幅下降。

　　麥肯蒂：我會同意用“相互依存”來形容兩國的經貿關系，我從1985年第一次前往中國開始，一直從事與中國相關的工作，我對于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兩國經貿關系總體上發展、變化很大。歷史上雙方曾經缺乏了解，對各自感到恐懼。過去20多年來，通過投資和商業往來，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巨大而奇妙的開放市場。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越來越大的發展。美國一般來說已經較少將中國視作一個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而是看作一個同等的國家。這是好事也是壞事。

　　中美關系可能是美國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系，當然也希望中國同樣看待美國。這是兩個超級大國，而且恐怕在未來一個世紀中都將維持這種超級大國地位。中國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潛力，而且在政治議題上也取得很多成就，越來越受到重視。

　　中美是彼此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也是全球主要的驅動力。經濟關系也在影響兩國的其他關系，當然不只像貿易不平衡帶來的消極影響，更有積極的方面。由于中國對外資開放，帶來了制造業、服務業和出口的發展，隨著中國繼續開放，中美關系將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

　　美國的很多制造業公司，因為種種原因導致成本高昂，當他們轉移到中國后，也直接影響到美國經濟。這些能夠生存下來，同時在中國創造了就業機會，盡管可能導致美國國內一些工作職位流失，但是，這些公司能夠存活下來，就得以保留住投資能力。

　　這種例子在美國到處都是。我有一次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就碰到一個來自佛羅里達的商人，他經營一個小型的公司，就是那種美國人說的“老爸-老媽”式的家庭企業，已經有50多年歷史,主要生產那種小孩子用的橡皮泳池。

　　他說，他已經為了公司的生存掙扎了很多年，由于這種玩具成本昂貴，他很難繼續維持下去，于是他去廣州尋找將工廠搬到中國的機會。而在那之前，他從來沒有去過中國。

　　中美經濟關系對佛羅里達的一個家庭就有這樣直接的影響，所有這樣一些經濟活動都聯結在一起。當然，這種選擇會帶來美國的工作職位流失，因此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在國會引起很多對中國的批評。《第一財經日報》:中美兩國的經貿合作對全球經濟有何影響？與美國和歐洲以及美國和日本的經貿關系相比，中美經貿關系有何不同？

　　拉迪：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足跡越來越明顯。同上世紀70年代后期相比,中國占全球貿易的比重增長了10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的速度。

　　歐洲和日本同樣都是美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只有中美經濟具有互補性。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無法從歐日進口，尤其那些有大量需求的，如家用電器或者電腦硬件。

　　蓋保德：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中國通過進口然后加工出口到美國，迫使發達國家調整他們的產品結構，實際上是領導貧窮的國家來實現全球的分工。

　　同時，中國為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等樹立了一個榜樣。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認為的印度只能緩慢發展，印度從中國的巨大變化中知道這種說法并不正確，你只要有正確的經濟發展策略，你就可以像中國一樣。所以，你需要做的是找到好的發展戰略，你可以去看中國是怎樣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只要運用得當，外資就可以作出巨大的貢獻。

　　當然，也許對有些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會認為中國使得他們難以競爭。但是，他們應該考慮的是去采取何種發展戰略，來擺脫貧困。他們應該清醒過來，看到中國帶來的幫助。

　　傅瑞偉：中美經貿合作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日本、韓國等許多地方的出口商依賴中國的經濟，將產品向中國出口，中國再出口到美國。如果美中經貿關系出現問題，這些地區的廠商就失去了出口市場。

　　在過去十幾年中，只有中國和美國是全球經濟的引擎，這種情況還可能維持更長一段時間。日本的經濟情況只是在去年才開始好轉，還未必是真的好轉，而且日本也不是全球經濟的引擎，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孤立的經濟。歐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他小的經濟體則只是照顧好自己。

　　現在有很多人指出，中國需要加強消費，美國需要增加儲蓄，這沒有錯。中國的家庭消費非常低，只占收入的50%甚至更少，而美國消費得比儲蓄要多，中國應該消費50%以上，美國應該儲蓄20%以上。現在的狀況是不健康的，但是這并不能阻止美中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

　　應該說，中美經貿關系比美日或者美歐的關系更加深入。日本從來不是美國主要的投資流向地，歐洲也是類似的情況。

　　麥肯蒂：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對世界很多地區產生影響，例如對東南亞以及同印度的新關系，這些都使得中國越來越有影響。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的發電機，而不只是一個有大量人口、制造很多東西的大國。

　　中美經貿上的合作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巨大。中國了解，它必須變得更加靈活，不斷放松對市場的監管。美國擔心的是，中國仍然有很嚴厲的監管和限制，在某些方面仍然無法對中國出口。

　　而中國也繼續在美國進行投資。20年前，如果說提出一個主意，認為中國將在美國的重要領域進行投資，購買大量國債，沒有人敢去這樣想象。但是，現在中國不只投資美國國債，而且還在投資工廠、房地產。中國投資美國國債，使得利率降低，更多居民都能購買住房。

　　我個人從事與中國相關的事務多年，當然會認為中美關系更加深入、更加重要，而且事實也是如此。由于是政治、軍事盟友，美國同日本一直很緊密，而且美國也會感覺同日本的關系比與中國更親密。而由于歷史上的聯結，美國和歐洲也很密切。

　　但是，就經濟而言，中美關系更加重要。毫無疑問，中國將是美國經濟的未來，美國也同樣是中國的未來。雙方都要學習在對方國內進行投資，成為商業伙伴。

　　《第一財經日報》：美國有很多人士、尤其是國會議員們對中美貿易狀況持有很強烈的負面態度，兩國經貿關系會因此受到什么影響？如果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進行比較，有什么異同？

　　拉迪：兩國的貿易關系在經濟上是堅實的，但在政治上卻很困難，因為人們看到雙邊貿易赤字的數字時，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美國目前面臨的工作外包、赤字等問題的背后，并非是中國的低工資、市場封閉等因素，主要是因為中國對外資開放后，其他國家的制造業轉移到中國，使得中國成為亞洲國家的組裝線的最后一環。

　　盡管中國是出口大國，實際上進口也增長很快。很多人存在誤解，認為中國市場封閉，實行保護主義。但是從客觀指標來看，中國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之一，進口在中國GDP中占了30%，這個比例是美國的兩倍。

　　匯率問題可能加劇了美國的逆差，但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就開始有逆差，而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上世紀90年代，人民幣實際上是高估的。因此幣值的問題并非是導致雙邊赤字的主要原因。

　　一個事實很讓人沮喪，人們過于關注人民幣匯率。很多人、尤其是在華盛頓，認為人民幣升值就能解決美國赤字問題，而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微小的，赤字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結構。

　　實際上，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中國去年幾乎超過日本，但是日本最終略微領先。日本沒有受到美國的關注有兩個原因，一是經濟學家會看整體貿易逆差，但是政治人物則看雙邊貿易逆差。二是日本政府過去兩年來沒有干預匯率，日本政府最后一次大規模干預是在2004年第一季度。按照有些計算，日元仍然被低估了，但是并非由于政府的干預，而是市場的因素。

　　而中國過去三年的每年都幾乎增加2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近期成為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因此美國關注點從日本轉移到中國。

　　中美貿易中的風險當然是存在的。美國國會對于雙邊貿易中的巨大赤字感到不滿。中國去年夏天表示要轉向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更多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匯率，國會人士依然開始出現保護主義的情緒，雙邊經濟關系惡化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蓋保德：經濟是連接美中兩國的黏合劑。但是，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保住權力，如果他被國民認為對外國軟弱。所以你總會看到兩國之間有這樣那樣的分歧，各方都要顯示自己的強硬。這就像游戲，在表面上，他們會為了那些可能被視為軟弱的事項跳出來，但是他們也都要確保不能真正毀掉這種關系。

　　至于美日貿易沖突，最終仍然限制在一定范圍內，美國從來沒有威脅撤出駐軍，只是將它作為政治問題來處理。因為涉及到美國的失業，日本采取的辦法是在美國設廠，雇用美國當地勞工，然后可以說：“我們在美國創造了就業機會。”

　　日本成功的秘密是成功地運用了資本密集型的技術產業。日本在美國設廠，支付高薪，提供好福利，得到更有競爭力的勞力，實際上收獲很大。

　　傅瑞偉：美國國會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議員們的目標就是要打垮對手。他們會忘記自己說過的，或者會前后矛盾。他們不會在乎13億中國人的感受，他們只在乎說的話能不能讓自己打敗對手。

　　不過，現在已經開始有人指出，美國需要關注未來的經濟發展。在去年年底開始，包括普羅茜和肯尼迪這樣的議員，他們從來都不是自由貿易或者中國的支持者，但是他們現在對布什的批評，更多的不是說布什沒有要求中國按規則競爭，而是批評他沒有提供堅實的經濟環境，包括教育、醫療保險、為高科技產業提供協助。

　　這是很良性的、重要的信息。但是，在選舉年中，最好的手段就是譴責中國，或者引發對中國的恐懼，而不是提出有建設性的政策。

　　目前的情況的確是可怕的。同美日關系相比，歸根到底，日本是軍事同盟，兩國關系不存在軍事層面的問題。美國一直非常大力地試圖將中國吸納進全球經濟體系，鼓勵美國公司前往中國投資，根本的原因就是認為，如果有更密切的貿易關系，兩國一旦出現安全問題，可以更容易處理，因為雙方在經貿上有合作和交往。如果雙方只有簡單的安全關系，關系就會很脆弱。

　　但是，現在卻是貿易赤字在導致兩國的摩擦。如果原本希望用作讓兩國關系穩固的錨，都成為摩擦的根源，那軍事關系會出現什么狀況？

　　美日貿易摩擦最嚴重的時候，雙方出現很多憤怒的言論，尤其像半導體產業已經走到戰爭邊緣，但是最終日本公司意識到，將一些產品轉移到美國生產，可以緩解美國、尤其是工會的不滿。

　　如果說日本通過在美國投資作為解決方法的話，但美國迄今在向中國投資上做了不錯的工作，但是卻沒有做什么讓更多的中國公司到美國來投資？例如中海油收購事件、杜拜港口收購事件，在外國投資看來，似乎美國并不歡迎外國投資。

　　如果到美國投資是日本解決貿易摩擦的方法，對中國來說卻可能帶來相反的結果，不是一個自然的解決辦法。

　　不過，對中國正面的因素則是當時沒有什么美國企業在日本經營，因此在美國沒有支持它的選民。而現在，美國有很多公司在中國，對中國也有很多了解，這些公司在中國營運良好，甚至比在美國還好，這對中國是有幫助的，盡管一些美國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出于種種原因沒有公開為中國辯護。

　　麥肯蒂：美國上世紀70年代同日本沖突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現在同中國的情況。當然這有客觀的原因，當時沒有世貿組織，美日之間也沒有機制來迫使日本降低貿易壁壘或消除限制。所以，美國唯一的辦法就是催促日本，對著日本大喊大叫，用盡政府所有的手段。

　　不同的是，中國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自己采取步驟來減少對外國公司的不平等對待，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降低了貿易壁壘，從美國進口了更多物品，這同日本在做法上有巨大的不同。

　　在兩國關系上，政治總是第一位的。如果貿易赤字繼續上升，對外資的限制繼續，這些方面沒有進展，美國政府就可能會采取措施。而且中國還將會失去美國商界的支持，不只是說美國的大企業，還包括那些中型企業和某些地區的農民。

　　商界目前在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支持者，這同當時日本的情況不同，日本從來就沒有得到美國商界的支持，他們當時是反對日本的重要角色。

　　當然，我認為不太可能出現會嚴重傷害雙方關系的糟糕情況。但是，雙方都應該努力取得進展。我相信，只要中國繼續開放，限制更少，更加靈活，兩國的這種貿易摩擦就會越來越少；相反，就會越來越多。中國當前賬目盈余占GDP的7%，美國的當前賬目赤字則占到GDP的7%。因此，兩國需要在消費和投資的模式上作出改變，而不是過度關注匯率。《第一財經日報》：中美兩國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地處理這一重要經貿關系？

　　拉迪：中美兩國正好是圖像的兩個極端。中國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的，為40%，美國則是最高的，為70%。美國的家庭不儲蓄，而中國的家庭儲蓄有點高。中國當前賬目盈余占GDP的7%，美國的當前賬目赤字則占到GDP的7%。因此，兩國需要在消費和投資的模式上作出改變，而不是過度關注匯率。

　　中國正在開始調整，強調由消費驅動增長。中國作出調整相對要容易一些。如果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服務，民眾就會減少儲蓄。

　　而美國一方，縮小財政赤字本來是降低消費最快的途徑，但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方向是錯誤的。不過，美國民眾可能在未來會增加儲蓄。原因是房價正在下跌，當民眾看到自己資產不再增值，而是下滑，可能會考慮減少消費，增加儲蓄。

　　如果中國能夠成功提高家庭消費，而美國可以提高家庭儲蓄，這樣雙方的盈余或者赤字問題都會消失。

　　蓋保德：雙方應該更好地加強溝通，不管是會面還是通過紅機電話，雙方需要了解對方的政治過程，不要對對方的言行產生誤解。還需要像卡內基這樣一類的機構，改善美國國內對這種關系的了解。

　　傅瑞偉：首先兩方都必須認識到這種關系的價值，并且繼續努力加強合作。但是問題出在美國的政治環節上。由于政府每四年一屆，了解問題的官員離開，政策也沒有連貫性，因此有些前官員繼續留在華盛頓提供建議是好事。

　　對中國來說，需要鼓勵進口，他們也正在這么做，只是現在不確定這個信號是否傳遞給了美國民眾。但是，像吳儀副總理此次采購，如果能夠采購電腦軟件、醫療器械等，可能更有幫助。

　　麥肯蒂：兩國應該有更多的接觸。中國不能只買，比方說10架波音飛機,或者說10件什么大宗物品。中國應該采取一些措施，而且應該很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中國應該繼續地減少對外資的限制，消除更多的貿易壁壘。此外，知識產權問題也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我有很多客戶不愿去中國投資，就是擔心知識產權的問題。

　　從美國來說，當中國更開放，或者取得更多進展時，應該加以認同。美國應該減少對中國的恐懼，應該認識到中國正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媒體對中國批評過多。對于那些好事情，卻從來都讀不到。未來的關鍵是讓更多美國的中小企業進入中國。

　　美國政府需要幫助這些公司找到有效進入中國的渠道，但現在做得不多。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業沒有足夠的人員在國會進行游說，不能成為關心的議題。《第一財經日報》：兩國的經貿合作未來將呈現何種趨勢？

　　拉迪：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會漸漸增加，但目前投資量非常小，如果預期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會很快達到日本當年那種規模，那會是錯誤的。投資上升將會是漸進的，因為現在程度非常低。

　　對美國來說，過去幾年在中國的投資一直穩步上升，尤其在過去3~4年中有較大提高，大約每年的投資增加40億~50億美元。不過，過去數年美國在海外的投資增長很快，相對于美國在海外的投資來說，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仍然很小。

　　未來可能對一些領域投入會大幅增加，比如電信業。由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逐漸需要將電信市場向外國投資、尤其是以聯營的方式開放，而且不只是設備，還包括提供服務。目前中國電信市場并沒有外國投資，而現在就3G標準進行討論，如果定案后，電信市場可以預期將是投資量明顯大增的領域。

　　至于銀行業，目前處于一個很有趣的狀況。美國銀行在中國的投資大約在180億美元，但這一數字在兩國的數據中都沒有顯示出來。按照中國的要求，只有占銀行股份25%以上比重的外資才會列入統計，而美國則是對美國銀行在外投資10%以上的才列入，美國銀行在中國銀行的股份比重都在10%以下。如果未來中國對美國開放銀行服務，可預期目前美國在服務業的順差還會增加。

　　此外，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從衣服、玩具等勞力密集型產業向高技術產業升級，但是我認為這種升級還沒有出現。中國的高科技能力還沒有到這種發展程度。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剩余勞力，至少未來數年中還不能用盡。

　　蓋保德：將來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國公司去中國投資，同時中國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中國對于糧食進口有嚴格的限制，盡管加入世貿組織時同意小幅提高進口。中國現在鼓勵農民種植糧食，但是往往是糧食產量增加，導致價格下降，政府還要付出補貼。農民可以從事供出口的生產，現在有的地方在生產冷凍魚肉，還可以生產更多品種，包括

　　如果中國增加進口美國糧食，將會贏得美國農民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會加強兩國的關系。

　　中國也可以投資美國的煤礦和伐木業。實際上在加拿大已經對伐木業有很多投資。日本成功的戰略是，將國內儲蓄用于投資，集中在供出口的資本密集型技術產業，所以日本才會出現制造業產品特別便宜、而服務業特別昂貴的情況。

　　傅瑞偉：未來的關鍵是讓更多美國的中小企業進入中國。那些在5億到10億美元的美國中小企業，目前主要是針對美國國內市場，沒有精力挖掘中國的好商機。對于他們來說，認為到這樣一個文化、語言、經營理念都不同的市場去，成本太高。

　　美國政府需要幫助這些公司找到有效進入中國的渠道，但現在做得不多。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業沒有足夠的人員在國會進行游說，不能成為關心的議題。但例如德國政府，就專門設立貿易中心幫助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將來也會看到愈來愈多的兩國中小企業到對方境內投資。

　　麥肯蒂：中國將在美國有更多投資，主要是在國債上。中國企業也在了解在美國投資的機會。當然，美國并不是中國的唯一選擇。

　　這種從中國到美國的新的資本流向正在出現，并且不只是在國債上，還包括純粹的投資實業，或者購買地產。海爾到美國投資只是六七年前的事情，將來會看到幾十個海爾來美國。

　　另一方面，盡管現在已經很多美國公司在中國投資，但還有很多想去的或者說將要去的。跨國投資首先從制造業開始，然后就是服務業，包括銀行、保險等，最后會是那些高技術含量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