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破繭：從追隨市場到創造市場

　　★文/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 楊軼清

　　浙商角色升級

　　從追逐市場到創造市場

　　浙商仿佛就是追逐市場“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商”，早已成為廣為人知的一句“商諺”；僅在西部省份，就有近300萬浙商在實踐著“你發展，我發財”的商業信仰。浙商以其精明善賈和務實低調而贏得了21世紀“賺神”和“浙商不倒”的稱謂。

　　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甚至在歐美各國城市，到處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資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溫州路”、“義烏街”，很難聽懂的“浙江話”成了各地的本土語言。

　　浙商是中國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者群體之一：

　　歷年的《福布斯》和胡潤推出的中國內地富豪榜，浙江籍富豪人數均居第一；

　　全國工商聯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排序，浙江更是遙遙領先，近年上榜數穩定在一百七八十家，一省獨占1/3強。

　　不過，現在也許應該給予浙商新的定位，即“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商”這句話倒過來更為準確—“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場”。

　　“資源小省”

　　成為“內資輸出第一省”

　　浙商在自身富裕發展的同時，還給浙江經濟帶來了奇跡：

　　浙江是人均資源綜合指數居全國倒數第三的“資源小省”，但現在卻成了中國最大的“內資”(主要是民間資金)輸出省份，而浙商在省外全國各地投資創業的人數達390萬，也是全國第一。有人說，應該在“魚米之鄉、文物之邦”之外，浙江應該再加一個“老板故鄉”的新頭銜；

　　浙江GDP總量已連續7年穩居全國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國平均數近一倍，名列全國各省、區第一；農民人均收入連續18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過廣東，居于首位。

　　浙江對全國的稅收貢獻也是舉足輕重。2005年浙江省國稅收入達到了1662.84億元，同比增長18.22%，占中央級稅收的近十分之一。“十五”期間浙江省累計國稅收入5780.29億元，年均增長21.01%。 在出口退稅方面，2005年浙江的出口退稅額為577億，僅次于廣東排在全國第二位。

　　浙江省個體私營經濟注冊資本、經濟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出口創匯額、上市公司戶數等6項指標均居全國第一。浙江的民營企業和國有經濟的共生共榮，小企業和規模經濟的統一，本土化和國際化的互動，專業市場和特色產業集群等，這些現象不是浙商的首創，就是浙商做得最好。

　　活躍的浙商使得浙江經濟正在成為輻射全國的“浙江人經濟”。資源不怕少，企業不怕小，身段不怕低是他們的特色和優勢。據央行測算，浙江省“十五”期間民間資本總額可達8300億元。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資本蓄水池”。而浙商大規模出省投資，無疑將資本蓄水池變成了助推器，成為拉動全國經濟成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草根裝備”

　　無礙“天生的市場動物”

　　浙商的成功曾經一度伴隨著他們的“低級和落后”，但是反過來這個邏輯并不成立，也就是并非草根們的“低級和落后”成就了他們。只是他們更貼近中國這個市場的文化和國情，也更了解這個新興市場的水土和脈搏。

　　有人曾不服氣，就憑著浙商們的“草根裝備”，在跨國公司巨浪前面還不玩完。假如我們換一個角度，得出的可能是一個相反的結論。因為第一代浙商是在“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的一雙空手下開始創業的，這時候，小企業，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決策，都是最優的選擇。

　　企業組織無所謂優劣，關鍵看匹配。所以浙商不是真落后，而是更務實。浙商關注的是市場的冷暖，而不在乎形式和概念。在當初市場還是一片“荒漠”的時候，直接種上大樹不會成活，小草才是與環境最匹配的品種。浙商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適合自己的產業、管理模式。

　　“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動力機制，是浙商稱雄的法寶；因為有根，“草根”才能長成參天大樹。因此，根本不用擔心浙商將在全球化時代被邊緣化。因為這種模式的出現，是創業主體、市場力量、政府意志和本土文化傳統共同博弈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在市場環境下創業主體自主自發的選擇。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源頭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場動物”。有了這個“基因”—當“做大做高”的外部條件最佳時，不再滿足于低成本優勢，低附加值產業的浙商會在內在沖動、政府推動、內外合力的作用下選擇“做大做高”。從而與周圍的環境繼續保持匹配。

　　浙商“擴容”：

　　浙商不僅僅是浙江人

　　浙商是誰？浙商當然首先是浙江人。

　　如果以“浙江籍在省外和外省籍在浙江的創業者”來界定浙商的話，知名的浙商之中，“外鄉人”并不多。波導團隊算是一例。以徐立華為首的波導創業組合多不是浙江人，但他們在浙江這塊熱土上創業已超過十年，應該可以算作浙商。只是徐立華們的成功，依然無法判斷是浙江的“水土”造就了這些“外鄉人”，還是“外鄉人”跟浙江人具有一樣的商業天賦。

　　僅僅波導一個例子也許不足以推導出“浙商”不一定就是浙江人的結論，雖然他們做的很成功。但是隨著近400多萬

　　我們先來看一看浙商的臉譜：肯吃苦，敢冒風險，善抓商機,經營手法平實穩健,行事風格內斂低調。他們一般都是“苦出身”，發達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七成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學歷，近八成出身于農民；“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三無起步”的浙商，白手起家，從草根開始生長。規模可大可小，資金可多可少，進入門檻很低。浙商是真正的“平民”，他們最大眾化，浙商最具“可學性”，也最容易“模仿”。浙商是中國平民創業成功的典范，浙商現象是中國各地大面積發展民營經濟最有借鑒價值的樣本，也就是說，每一個中國普通老百姓都有可能成為“浙商”。

　　這樣算起來，中國浙商“一共有兩個”，一個是浙江商人，一個是以其為模版的各地后來者；一個是地緣意義上的浙商，另一個則是基于共同特征的文化概念意義上的浙商。浙商的“擴容”對浙商本身的影響力、成長空間和模式價值都是一種放大。

　　事實上，西部、東北大部分地區的資源存量都比浙江豐富的多，如果敢為人先、敢冒風險，不等不靠，人人勇于承當投資主體，以及政府、民間、社會各界合力營造大創業大發展的濃厚商業文化氛圍能在各地落地扎根，這是比引進若干具體的項目或資金更有意義的事情。

　　浙商創業精神正伴隨浙商大軍走向全國，遍布中國東南西北各個角落的浙商帶去的是投資和項目，留下的是為當地創造的就業和稅收，而他們實干進取的觀念和創業精神，對周圍人群是最好的財富教育，這是浙商對全國的貢獻。當然，這也是浙商的挑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