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政府管理經濟方式是治理商業賄賂的根本

　　本報記者 蔣明倬 北京報道

　　“德普公司長達11年的非法行為，竟然沒有被發現，只能說明我國司法及行政管理部門監督不力。”程寶庫沒想到2005年自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這句話會引發2006年席卷全國的反商業賄賂風暴。

　　2005年6月和7月，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程寶庫就天津德普公司在中國行賄國有醫院醫生行為在美國受罰案兩次接受新華社采訪，提請政府制定統一的反商業賄賂法，以維護我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投資環境。他的提議得到國家領導人兩次批示。

　　一個月后，8月16日，中紀委召開專題會議研究治理商業賄賂的問題，同時成立了由18個部門組成的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反商業賄賂的行動由此開始。

　　2006年伊始，中紀委將治理商業賄賂作為今年反腐工作重點。3月，22個部委加入領導小組。

　　日前，

　　4月10日下午，已受邀成為中紀委反商業賄賂專家組成員的程寶庫就商業賄賂的危害以及中國政府應如何治理商業賄賂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商業賄賂成為了生活中的普遍現象

　　《21世紀》：天津德普案最早讓社會關注商業賄賂，您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商業賄賂的問題，對于德普案件您覺得最大的警示意義在哪里？

　　程寶庫：我一直就很關注商業賄賂的嚴重危害性。德普案件本身說明了商業賄賂問題在中國的嚴重性。美資企業天津德普診斷產品有限公司在中國行賄11年，中國執法機關對此毫不知情，而在美國處罰后，中國執法機構也沒有及時對德普公司和受賄人員進行處罰。

　　這個案件耐人尋味的一點是，這家公司在2002年放棄了憑給回扣行賄醫生的方式推銷自己產品的方式之后，第二年其業績就開始下滑，并持續兩年出現了虧損。我們必須清楚，德普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診斷設備生產企業，其產品質量前后并無重大變化，是否采用賄賂手段居然能成為企業是否盈利的關鍵性因素，不能不讓人深思。

　　《21世紀》：我們知道，您去年提出商業賄賂目前在我國已經非常嚴重的觀點直接引起了多位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甚至今年中紀委反腐敗的重點就主要集中在商業賄賂上。那么根據您的研究，目前我國的商業賄賂到底嚴重到什么程度？

　　程寶庫：商業賄賂現象目前在我國非常嚴重，而且泛濫在市場的各個角落，甚至成為許多行業市場營銷中的“潛規則”。

　　《21世紀》：能否具體說明？

　　程寶庫：上個月，我們南開大學國際經濟法研究所與中央黨校進行了聯合問卷調查。調查結果表明有92%的被調查者認為在中國做生意，給回扣和好處費請客送禮是普遍和比較普遍的現象，而只有2%的人認為那是個別情況。

　　《21世紀》：在調查中，聽說設計了一些有意思的提問？

　　程寶庫：是的。比如，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了一個這樣的問題，“您感覺在中國做生意，如果不行賄、不送禮，生意能做好么”，有72%的人認為做不好，只能勉強維持，18%的人認為做不好，肯定要做垮。

　　最根本的是改變政府管理經濟的手法

　　《21世紀》：根據你們的調查，最嚴重的現象發生在哪些領域？

　　程寶庫：工程建設與承包、土地出讓與國有產權交易、藥品和醫療器械采購、政府采購都高居前列，表明人們認為在這些領域里賄賂狀況相當嚴重，而這些領域又都屬于政府干預較多、公益性強、與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領域。

　　《21世紀》：那些領域里面有豐厚的利潤，當然有很多企業包括外資愿意這樣做。

　　程寶庫：這種做法是非常短視的。實際上商業賄賂很多時候也侵害企業自身的利益，比如2002年羅氏制藥公司中國區總裁索賄案件，就是個人侵害公司利益的例證。而像德普一樣的跨國公司在我國子公司的商業賄賂直接會給其母公司造成危害。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為了防止本國公司在海外發生行賄行為特別制定了嚴格的反海外賄賂法。這些法律規定國家對于本國公司控制的海外子公司的商業賄賂行為有權對其母公司進行經濟甚至刑事制裁。

　　《21世紀》：如果這樣，對我國的投資環境影響會很大。

　　程寶庫：是的。我國商業賄賂的盛行將使跨國公司投資者面臨更多的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縮小了其可正常期待的利潤空間，降低了他們的投資熱情，必然對于我國吸引國外直接投資造成極大的不利影響。

　　《21世紀》：那您認為怎樣做才能阻止在中國的外資企業進行商業賄賂？

　　程寶庫：我認為最主要的是政府改變管理經濟的手法。這是最深層次最根本的方法。比如下放審批權，壟斷公益性事業的放開等等。我還建議企業自身規范商業行為。首先要對企業會計制度進行改革，明確企業的責任人，責任人要對企業會計賬目的真實性承擔責任。其次要加強對于審計加強力度，對從事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要加強管理。最后，建議企業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合規檢查制度，對企業內部資金的使用，進行真實性、實地性調查，尤其是在那些跨國公司、分公司眾多的大型企業里建立這種制度。

　　政府應加緊完善現有法律

　　《21世紀》：國際上目前反商業賄賂發展的情況如何？

　　程寶庫：反商業賄賂實際上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全球用于商業賄賂的資金有1萬億美金，而更多的學者認為遠遠不止這個數字， 通過強化立法來反商業賄賂，成為自上世紀70年代國際社會的一個潮流。

　　《21世紀》：據您所知，國外的立法可供中國借鑒的主要經驗有哪些?

　　程寶庫：美國實行的是《海外反腐敗法》，禁止它的企業對外國的公職人員行賄。在這部法律中，有三點值得中國借鑒，一是他們規定了嚴格的會計制度規則，規定任何做假賬的行為都是犯罪，從制度上消除了因商業賄賂做假賬的會計空間。

　　二是規定了懲罰性民事賠償制度，也就是說被發現行賄的企業要賠償那些因為沒有行賄而失去商業機會的企業，賠償額高達受害人損失的3倍，這種懲罰性民事賠償，極大地激勵了受害人等提起民事訴訟，從而對進行商業賄賂的企業形成訴訟壓力。

　　三是規定了有力的保護舉報人制度。

　　而在歐洲國家的反賄賂法律中，對進行商業賄賂行為的公職人員的懲罰，加入了開除公職的規定。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的反商業賄賂立法也都比較健全。

　　《21世紀》：相反，您是認為中國內陸的反商業賄賂立法不夠完善？

　　程寶庫：是的。目前我國的法律對于商業賄賂的構成、商業賄賂的方式沒有清晰界定，對于商業賄賂的手段例舉也不全面，比如，目前一些企業行賄已經采取了更為隱蔽的通過代理人來行賄的方式，借此來規避制裁，這就要求對新有法律進一步完善。

　　《21世紀》：立法確實非常重要，但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程寶庫：是的。我因此建議政府明確商業賄賂行為主管機關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解決多頭監管、頭頭不管的局面。而且應該建立一套知情人舉報的保護和獎勵制度，因為商業賄賂的一個特征就是極具隱蔽性，知情人少，且秘密進行，為了鼓勵知情人舉報的積極性，一方面要對其身份嚴格保密，而且也應該對舉報人進行一定比例的物質獎勵。而這種獎勵的目的在于給不法者一種威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