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瘋狂的“魔”

　　過去18年，中國鄉村漫天飛舞的選票，不僅以選舉的名義表達了民主對民意的尊重，而且改變了中國鄉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鄉村領導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級政府的任命加以確認的威權傳統。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中，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在浙江，不但進步的力量超出我們的想像，暴力血腥黑金等等民主的敵人，也讓我們瞠目結舌。所幸，“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專制的敵人”創設出新的制度，屏蔽

我們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溫州勁吹“賄選風”

　　過去的幾年里，溫州人的“常用詞典”中多了“賄選”這個詞。盡管嚴格界定賄選，是個異常復雜的事情，但鄉村村社階層的一般民眾，還是將“新富”們用香煙酒席鈔票推動的選舉，籠統稱之為“賄選”，并將廣泛存在的賄選現象，描述為“賄選風”。

　　2002年10月16日，我和一位同行來到據稱“重災區”的溫州市龍灣區沙城鎮。此時，區鎮兩級聯合成立的“賄選調查組”還沒有撤離。在官方結論尚未作出的前夕，經由民間人士之口，我對這場被稱為“溫州歷史上最為罕見”的賄選風，有了“如是耳聞”。

　　以“票”易“票”

　　2002年夏天，“海選”村官這個中國鄉村最大的民主政治，同時在沙城鎮15個行政村啟動。經歷過第一輪“海選”的選民們，對選舉村官已不像幾年前那么陌生，新鮮的是他們的選票還可以和希圖走向村政舞臺核心的新富們“交易”。投票還沒有開始，他們就收到了候選人送來的禮品。

　　禮品，在人均年收入逾萬元的沙城鎮，經常是35元一盒的中華香煙。沙城鎮民政辦公室一位姜姓公務員說，“候選人給選民們送幾盒中華煙，是平常事。”姜的“平常論”在幾位受訪者眼中，的確很平常。這樣的認識，跟一個在當地流傳極其廣泛的傳言有關：選舉期間，有的老板候選人用面包車裝載一箱箱中華煙，挨家挨戶送。含蓄的暗示一下說：“多多關照”，直白的當場便說：“誰誰誰叫我們把東西給你送來了，你們家幾張選票一定要投給誰誰誰。”

　　記者跟七四村一位自稱姓吳的選民求證，他想了想說，“聽說了，但不是我們村的，究竟哪個村的我也不知道。”

　　據信，用香煙做禮品，只是第一輪預選前的準備動作，用來“熱身”的。預選開始的時候，禮品由香煙變成了請柬。采訪中，很多受訪者喜歡套用毛主席關于“革命”的說法來調侃選舉：選舉不是……，選舉不是……選舉就是請客吃飯。有人說，沙城鎮的“九五酒樓”在那段時間內時常爆滿，十幾桌的“賄選宴”熱鬧非凡。一位村民向記者反映說，他略略算計了一下，“拉票酒席”中，他吃了27頓免費的午餐。有茶樓酒肆的老板感言，如果村官選舉年年搞，那該多好啊！

　　第二輪正式直選，是村官海選的關鍵時刻。一些候選人的禮品迅速演化為真金白銀。和“一箱箱中華煙”的傳聞相似，我們還聽說了難以考證的“一捆捆鈔票”的流言：有候選人雇傭幫手，用三輪車挨家挨戶送“老人頭”，也就是面額為100元的鈔票，多的兩張，少的一張。

　　賄選班底

　　在溫州，村官候選人1/2左右是私營企業主。送禮品發請柬給鈔票這樣的事情，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生意忙碌業務纏身的老板們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帶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畢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親自上陣容易給競爭對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賄選風潮”中，人們總能見到一個活躍的“賄選班底”。

　　“賄選班底”的核心成員多為老板候選人的親戚朋友。一位信奉“錢財通神”的候選人，以5包中華煙加20張“老人頭”的籌碼，試圖招募選區內幾十個生產隊長，組閣成龐大的賄選班底。

　　“賄選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說選民，負責派送錢物，以及監票。投票的時候，賄選班底的成員分頭盯梢選民，監督投票，查看投票結果。在選民將選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選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選票入箱。

　　據知情者介紹，賄選班底成員也不盡是打雜之人，個別成員甚至是捐獻政治獻金的老板。溫州市下轄的永嘉縣，一個能夠擺平黑白兩道的村長，在此輪海選中遭遇不測。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沒有多少名氣的年輕人。而據說，勝出者身后有一個賄選班底，大佬是一個實力雄厚的老板，負責參選的所有費用。

　　“賄選”大戰

　　在沙城鎮的七四村，候選人有很多，源自沙城鎮民政辦的數字是十幾人。受訪者說，這樣的情況極易引發“選戰”，或者“賄選”與“賄選”的較量。

　　沙城鎮有個村，首輪選戰后，有勝出者找落馬者，奉上人民幣數萬元，請他率領追隨者“倒戈”歸降，在第二輪直選中為自己助戰。

　　“賄選”戰中，一些原本潔凈的候選人被迫卷入“黑金政治”的泥潭。七三村一位候選人因為不肯動用“銀彈”，終至于飲恨選戰。這樣的反面教訓，迫使八甲村一位在首輪選戰中高票勝出的“種子選手”，在對手的“銀彈”攻擊下，不得不于第二輪選舉中使出銀錢十數萬元，孰料十數萬不敵二十數萬，功虧一簣。勝負之變，全賴“銀彈”多寡。

　　選戰結束后，被銀彈擊退的人財兩空者，開始舉報。舉報信雪片般，由沙城鎮一路向大灣區溫州市飄去。沙城鎮有關部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情況可能沒有傳說的那么嚴重，但舉報還是引起了區鎮兩級領導的重視，由人大、民政、紀檢等部門人員組成的調查組，入駐沙城鎮，在一個賓館里調查了很多當事人，很快就會真相大白。”

　　“黑金政治”的土壤

　　“黑金政治”不僅僅存在于沙城鎮。據調查，本屆村委會選舉中，溫州市下管轄的兩區兩市兩縣均不同程度地遭受“賄選風”的襲擊。村民自治前所未有地受到黑金政治的挑戰。究其原委，有關方面以沙城為例分析了“黑金政治”存在的“土壤”。

　　從選民的角度看，富裕使得他們對當選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鎮的農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鎮中心，距離大灣區政府中心很近，到溫州市乘車不到半個小時，去機場驅車10分鐘。占據地利的沙城鎮農民，經商很容易。沙城鎮本身又是機械設備、閥門和電器的生產地。農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領頭人。如此一來，經濟落后地區希望通過選舉村官改變落后面貌的選民心態，在沙城鎮幾乎沒有。沙城鎮公務員姜少剛說，“這樣子，選民對自己的選票就無所謂，覺得選誰都是一樣。”從賄選者的角度看，在“官本位”文化熏陶下過過“官癮”者有之，不知道請客送禮是變相賄選者有之，把賄選當做一項投資者亦有之。

　　富裕了，想過過官癮，在溫州發達地區的農村是很多人希望的。在藏富于民的溫州，有錢的要比有“帽子”的多，官“帽子”是稀缺資源。雖然“村官”并不在官員序列，但傳統社會里村官的威權，還是讓一些新富眼熱。加之，村官由村民選出，無須對政府負責，有時候感覺像個酋長。兒女婚姻，也比尋常人家容易，因為誰當上村官，就意味著誰擠進了鄉村上流社會。

　　請客送禮，在一些候選人看來，就是游說選民。在請客送禮已成社會風氣的時代背景下，有候選人便將之視為游說的不二法門。

　　一位幫助堂兄策劃賄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