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消除體制性障礙 加快城鎮化進程

　　全國政協委員郭樹清：

　　消除體制性障礙 加快城鎮化進程

　　我國經濟總產出中，非農產業約占90%，但是統計的城鎮人口只占 43%，大大低于國際可比正常水平。世界范圍的經驗表明，城市化過分快于或慢于工業化，都會對整個國家發展

帶來消極影響。在我國，城鎮化滯后是“三農”、就業及產業結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長期處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的主要原因，也是總體上社會事業較為落后的主要原因，更是人民生活質量提高慢于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

　　我國城市化的基礎條件實際上已相當堅實。一是農村地區的非農產業增加值已明顯超過農業，農民的非農收入占比已接近60%。二是統計的農業就業占比已不足一半，而且其中絕大部分人都兼做其他工作，純農業就業人數已經很少。三是許多村集中居住人口超過了國際上一般定義的城鎮規模(2500人)，許多鎮超過了中小城市的規模。四是富裕農民對城市文明要求迫切，開始認識到自發分散建廠建房代價高昂，不可持續。相對說來，城市化條件的不足之處，在硬件方面是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差距較大，但更主要的是軟件方面存在著缺陷，體制和政策許多時候發揮著負的作用。因此，只要我們順應規律，消除障礙，因地制宜，分步實施，城鎮化就能夠健康快速發展。

　　要把人的城鎮化作為根本

　　城鎮化的實質是把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居民，把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為現代的生產生活方式。目前，進城農民約2億人，居住在基本實現工業化區域的農民約3億人，只有極小比例融入城鎮社區。長期排斥農民的“二元制度”的思想基礎是，擔心農民變為市民，將給國家社會背上沉重包袱。其實，從經濟、社會、政治、人口、資源、環境的任何角度來看，限制融合的代價都將高出許多倍。即使單純就財政金融來算賬，實行城鄉居民身份隔離政策最終也很不劃算。

　　國家應采取積極的區分情況促進轉移的方針。對于第二、三產業占絕對主導地位的農村地區，應按照城鎮來規劃、建設和管理，扶助大多數人口就地轉變為城鎮居民。對于征地農民，應同步給予城鎮居民待遇。對于城市已有外來人員，應根據其居住時間逐步將其納入城市社會。一些城市需要控制人口規模，可以通過限制產業、限制企事業單位注冊來實現。而對勞動者個人及居民個人來說，則必須以平等對待為基本政策。

　　建議各級政府采取如下措施。第一，要加快統一城鄉就業市場，廢除一切歧視農民的規定。第二，政府應協調勞資雙方，保證農民工工資的正常增長。第三，立即為農民工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由雇主和雇員共同繳費，實行完全的基金積累制。第四，啟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市首先要按居留時間向外來人口提供教育、文化、醫療、體育等方面的服務。第五，改革戶籍制度，以身份證與居住證相結合來管理人口流動。參照國際上的慣常做法，對常住人口的認定從半年以上改為3個月以上，逐步用“非農就業”取代目前的“城鎮就業”的統計和管理。

　　新農村建設應納入城市化戰略

　　新農村建設是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化的需要。不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城市的發展基礎不穩固，市場無法擴展，勞動力供給的數量和質量都難以提高。但是，在高速工業化幾十年、一般產品全面供過于求的今天，如果離開城市化、現代化的軌道去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那么經濟、資源和環境都將無法承受。

　　可以預料，未來會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轉移出來，成千上萬的鄉村轉變為城鎮，同時也會有十萬百萬的自然村消失。如果不考慮這個大的趨勢，各地都在現行區劃內齊頭并進地展開新農村建設，勢必造成很大的混亂和損失。一是會影響土地的集約高效利用。目前我國村鎮建設用地總量是城市的4.6倍，農村人均用地是城市的2～3倍，如果不進行規劃調整，可能還會有更多耕地澆上混凝土。二是導致基礎設施建設脫離當地實際需要。三是造成公共服務的低水平過剩。例如近幾年發現，有的地方學校、衛生院建好之后已經沒有多少居民了。因此，一定要防止“一刀切”、“一陣風”，既要避免現在的大拆大建，也要避免將來的大拆大建。

　　城鎮化的實質不是消滅農村，相當一部分農村會長期保存下去，但是物質條件與城市基本相同，這在發達國家已成現實。因此，新農村建設本質上是城鎮化的組成部分，應當納入統一的戰略，但需要采取不同層次的政策：(1)處于城市周邊的農村，應充分考慮城市擴展及未來郊區化的可能性，一開始就要納入城市統一規劃。(2)已基本具備城鎮經濟特征的農村，或者就地或者適當調整，按中小

　　國家應支持以大型工礦企業、旅游景區、特色農產品產地為依托建立新型城鎮。鼓勵有自身需要的大學、中專、科研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