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就舉世矚目大眾情緒為何不滿

　　經過這18年的改革開放，不僅今天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實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領導人更加遠見、兼容和親民，而且與1988年空氣中到處彌漫的急躁不安情緒相比，今天中國的精英和大眾實際上也已經空前的理性、平和與包容。我們今天可以有一個比18年前堅實和寬松得多的平臺來討論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問題。對改革的全面總結和反思，需要一篇大制作，這些僅就目前疑惑和討論甚多的改革評價和經濟學家的作用以及與媒體的互動問題，談一點看法。

　　改革的成果與評價

　　中國改革是否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如果說在幾年前人們尚存疑問，那么，今天即使是世界上最右翼的反華人士，也已經改變腔調。因為他們現在已經不再對“中國崩潰論”感興趣，而是到處渲染“中國威脅論”。正如拿破侖預言的那樣，中國這個沉睡了千年的巨獅第一次開始蘇醒，伸出的幾個不盡舒展的動作，已經讓世界動容。想想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封閉、落后和貧困，28年的改革時代確實實現了中國5000年來從未有過的繁榮、富裕和歷史跨越。改革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有統計數據為證，有中國乃至全球主流媒體汗牛充棟的文章論述，顯然無需我們在這里贅言。現在的問題是，盡管有那么大的進步和成就，為什么在我們大眾的情緒中，卻并沒有多少感恩戴德，相反卻似乎反饋了那么多的不滿呢？

　　首先，這反映了大時代的進步。現代的中國人不僅已經不是我們每天在電視劇中見到的口頌“皇恩浩蕩”的古代人，也不再是把自己的命運寄托于偉人和救星的近代人，而是自主意識強烈、求真務實的現代人。他們把進步看作當然，把挑戰視為問題。他們認為政府本該當好公仆，預期生活自當不斷改善。因此，當還帶著舊式思維的精英期待人們的感激和仰慕時，他們難免聽到的只是大眾的不屑與反感。

　　其次，這也反映了小時代的更替。過去的成功意味著我們正確地應對了當時的挑戰，認識今天的問題和明天的挑戰才能有以后的成功。因此，對現狀的不滿并不意味著對過去改革的否定。1980年代我們面臨的是脫貧脫困的壓力，借助體制變革釋放的巨大能量，大部分人普遍脫貧，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時代的旗幟；1990年代我們抓住的是發展機遇，在全球范圍內利用資源和市場，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與國際接軌的改革幫助我們越過了人均1000美元的發展里程碑；進入21世紀之后，外部面臨資源和市場空前劇烈的爭奪，內部面臨城鄉差距與貧富差距擴大，教育、醫療、住房和環境不斷增長的窘迫與壓力。我們很難設想，在走出貧困的1980年代，在可以使用廉價資源的1990年代，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我們也無法否認，在21世紀的今天，要人們即使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再繼續滿足于當年那樣拼命工作只求一個衣食不愁的溫飽生活，是完全不現實了。

　　因此，就對改革成就的肯定和評價而言，國外比國內要積極得多，人們實際認同的比他們嘴上表達的要正面得多。我們大可不必聽到一些負面的反應，就像唐吉訶德看見風車一樣驚呼：既得利益集團和弱勢群體已經結成了反對改革的同盟。這是會貽笑大方的。

　　改革的失誤和偏差

　　很難設想，像中國改革這樣前無古人的偉大嘗試會沒有任何失誤和偏差。認識改革失誤和偏差不是反對或否定改革，而是為了更好的改革。實際上，中國改革從一開始的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一個不斷試錯和糾錯、不斷逼近真理性認識的過程。

　　對改革失衡的通常解釋是說公平與效率的沖突。實際上這種普世適用的解讀由于過于空泛而顯得蒼白。我們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公平與什么效率的沖突，以及許多根本不能用這對簡單概念去概括的各種社會現象與其經濟本質。

　　概括地說，自1990年代以來的市場取向改革逐步形成和累積的主要問題和偏差大體表現在這樣兩個方面：

　　1、勞工權利的缺失。

　　中國進行的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但市場實際上并不是新東西，它是人類從擺脫蒙昧狀態就創造和學會的組織和交換方式。它與人類社會已經共存了幾千年。今天備受推崇的現代市場經濟風靡全球是資本主宰市場之后的產物。如果也聲稱當過馬克思弟子的人們忘記了這一條，那就實在是太不合格的學生了。

　　現代資本，雖然不完全像其祖先一樣，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但其要在擴張中生存的本性并沒有絲毫改變。資本增值追逐利潤而引發競爭是現代市場經濟動力的源泉。但是競爭的壓力和資本增值的貪婪往往又會使它像魔戒一樣，令它的擁有者利欲熏心，走火入魔，喪失良心和道德，踐踏一切人間準則和法律。因此，現代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是經歷了反復的對抗和動蕩之后，才大體形成了目前用各種勞工保護法令法規、反壟斷、反不公平競爭和一系列強制性或習慣性的社會福利和保險制度構成的“現代法治市場經濟”。

　　我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大一統的國有制計劃經濟下，工人雖然沒有什么職業選擇的自由和權利，但國家事實上對他們的職業、安全、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等承擔了無限的義務。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國家逐步撤消了對職工上述各方面的保障義務，但是，相應的勞工保護法律法規、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又遠遠沒有跟上。勞工聯合起來保護自己權益的組織——工會，在計劃經濟下只是行政的附庸和簡單的文娛福利渠道，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中沒有得到發展的機會和空間。這樣，當工人傳統的權利不斷消失，而昨天的公共資產又以既不透明又失公正的渠道轉為經理們的個人財產時，人們的不滿就是極為自然了。

　　應當指出，伴隨著改革時代的推進，中國產業工人和新興服務業的勞工主體從傳統的城里人變為新進城的農民，使勞工權利的缺失和忽略惡性發展。100多年前，當第一批農民進入幼稚的現代工業萌芽時，他們是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驅。100多年后，當中國農民的后代再進入真正發達的工礦和現代服務業時，他們變成了沒有身份、沒有福利、沒有勞保、超時勞作、很少培訓、收入低微的“農民工”。從“血汗工廠”到礦難的廢墟，晃動著幾乎全是他們的身影。

　　更宏觀地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非農產業的就業人數直線增加，勞動報酬與GDP的比重卻直線下降，反映了制衡資本的勞工權利的缺位。其實，這個數字并不使我們驚訝。因為當理論只為資本辯護，當太多的官員們忙于招商引資做出政績，更不用說其中有些人自己也或明或暗的入股分肥而和資本站在一起的時候，勞資關系的失衡和勞工權利的缺失就不可避免了。

　　2、市場規則與政府職責邊界的錯位和混亂。

　　計劃經濟下政府掌控全部資源分配導致了經濟運行效率的低下。市場取向的改革就是要發揮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基礎作用。但是，即使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也是有限度和邊界的。在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歐洲尤其北歐福利國家，政府分配資源經常要占全部GDP的一半甚至以上，即使是最自由放任的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也經常要占到全部GDP的30%-40%，如果加上非盈利性的慈善、宗教等非市場組織控制的資源，市場分配和非市場分配確實可以平分秋色。西方從理論界到政界、媒體盡管始終有市場是否多管一點或少管一點的爭論，但沒有人認為市場取向改革徹底了就可以包打天下。所謂現代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市場、非市場各有領域、各司其責的混合經濟，這是大家都公認的事實。市場是財產權利的交易，因此市場規則要起作用的前提是產權界定要清晰，競爭能夠充分。產權界定不清和壟斷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市場就很難發揮作用。此外，更重要的是，產權只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當產權的膨脹侵害了人的其它基本權利時，產權就要受限，市場也要讓位。比如產權不能以人本身為標的，因此奴隸的市場交易是不行的。再比如安全、健康、基本的受教育權、生存權、投票權等基本的公民權利，都不能受市場交易規則支配。用這個標準一對照，我們馬上就能看出，我們迄今的改革，既有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即不足的問題，也有市場化越位即過頭的問題，從而在不少領域表現為市場與政府角色與功能的錯位。

　　比如，若干重要的生產資料如資源產品的價格問題。顯然這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場所。我們卻會以影響民生為由，遲遲不愿把決定權交給市場。殊不知影響民生曾經是一盒火柴的價格變動要上政治局會議討論的理由。解決低收入者的民生問題應當是政府和社會由其它管道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扭曲價格形成機制、造成全社會資源配置失調的理由。在價格變動、投資決策、市場準入的諸多領域，由于政府權力的干預，市場還遠未發揮其基礎的配置資源作用。

　　另一方面，如基本的醫療、養老保障，基本的教育乃至廉價住房條件的提供，這是屬于公民基本權利的范疇，這些領域是不能也不應隨意市場化的。但是我們看到在這些方面，由于政府投入的嚴重不足(我們在教育、醫療、養老、廉價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不僅顯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往往也顯著低于可對照的低收入國家的一般水平)，公民的基本權利難以得到切實保障。相反，各種商業化的收費、內外勾結、公私合營、名校辦民校等利用壟斷資源的市場化畸形發展。不錯，在市場經濟中，只要賺錢的來路合法，適應不同消費水平和能力的人們的需要，教育、醫療更不用說住房都可以或應當有商業化運作的空間。但是，這應當與政府提供的公益事業的服務完全分開，而且不能因此擠占和侵害大眾享受這些基礎服務的資源。同時，即使在這些目前還屬于非基礎服務的地方，如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中教育乃至大學教育，由于教育在公民權利中的特殊地位和其外部性，仍然需要提供相當大比重的公益服務，幫助那些缺乏經濟條件的學生擁有享受這些教育的機會和權利，而不能把它完全視為取決于學生及其家長支付能力的市場需求。

　　最后，即使在完全屬于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和社會仍然有構筑市場正常運轉的產權界定基礎和法律法規框架的責任和義務。以股市為例，如果我們像前些年那樣，一方面要市場承擔幫助國企脫困融資等政策性功能，在市場化的口號下利用流通股、非流通股產權界定的混亂用高達近百倍的市盈率圈錢；另一方面又按西方規范市場的規則整頓市場，要求投資者按愿打愿挨的市場法則承擔入市的全部風險，這樣就不能不形成對社會公眾投資者的制度性歧視。

　　應當指出，盡管人們在實踐的推移中逐步認識到改革的這些失誤和偏差，并不是說這些都是可以事前充分預計和提前設計的。實際上，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的

　　作者：華生，1980年代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1980年代末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后在劍橋大學任教，1990年代中回國。系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現為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摘自:中國改革論壇

　　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