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廣東經濟何去何從

　　2006，廣東經濟面臨來自于政策與市場的幾股力量，這幾股力量將左右這個曾經的經濟引擎，將其引向一次巨大的變革。在炙手可熱的“約束型”、“能源”等等關鍵詞背后，廣東經濟將呈現怎樣的生長態勢？是什么樣的力量在怎樣決定廣東的未來？

　　本文中，我們試圖從幾個不同的層面來解讀我們身處的環境，同時對決定廣東經濟發展的幾股力量作一次梳理。

　　——編者

　　四大阻力延滯騰飛步伐

　　□贏周刊記者 肖南方

　　3月10日下午，廣東外商活動中心四樓國際廳座無虛席，“2006廣東房地產市場景氣分析會”在此舉行。

　　從2001年開始，這已是廣東省房地產市場景氣分析會的第六次會議了，在2005年政府加大了宏觀調控的力度，各項針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陸續出臺，而廣東全省房地產的價格同比增長7.7%，個別市場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幅度超過了10%的情況下，2006年廣東省房地產市場的走勢怎樣？政府如何調控房地產市場？商品房價格的走勢是否平穩、平衡發展？這些問題無疑成為最吸引人關注的議題。

　　土地資源無法再生

　　據廣東省統計局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處處長姚瑞華介紹：“2005年廣東商品房屋平均銷售價格在2004年增長9.1%的基礎上增長了7.7%，其中商品住宅平均價格增長8.1%，各地區房價上漲過快成為政府和有關部門、社會關注的熱點。”

　　實際上，2006年的房地產業就格外受人關注。開年就漲聲一片，而在2月份，廣州房管部門卻出來說，近期樓市不排除哄抬因素，要市民謹慎入市。廣州市土地開發中心有關人士甚至呼吁：推遲買房就是對廣州房產業作貢獻。

　　對此，廣東省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魏清泉在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時強調：“在社會經濟環境和一系列政策的影響下，平穩會是今年的主調。2006年廣東房地產市場在國家繼續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下，增長速度在10%~12%都算是平穩的，房地產市場銷售仍將保持暢旺。”

　　他認為：“要保持廣東經濟的快速發展，就必須保持房地產市場的高速發展。”而且，面對這種房價不斷走高的情況下，政府還是有比較強的調控能力，不用擔心會引發大規模的或者是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出現。

　　不過，魏也指出：“上漲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場自身持續發展，供求關系變化導致。而土地增量和存量住宅供應有所減少，供求關系日趨緊張，直接引至房價的增長。全省空置商品房屋面積進一步減少，同比減少51億平方米。同時，新增土地供應的持續緊縮與存量土地的逐漸消化，使近年來年度土地難以滿足每年三四千萬平方米的住房需求。”

　　廣東省建設廳住宅與房地產業處處長杜挺則表示：“在新的一年，我省對房地產發展的總體部署是：在貫徹國家調控房地產政策的同時，抓住機遇提升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和質量。” 同時重點做好“落實增加普通住房供應的措施。同時，適度增加土地供應量，緩解市場供求矛盾。特別是對于供求矛盾較為突出的城市，適當增加經營性房地產用地指標，切實增加公開出讓土地的數量”。

　　3月13日，廣東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成建三接受記者采訪時卻認為：“像土地這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多年來的發展已經使得可供建設的土地并不多了，而這個現象現在山區、粵西、粵北也同樣遇到了。”

　　能源短缺使廣東減速

　　成建三表示：“目前，資源約束對廣東最為明顯的莫過于能源和勞動力的制約了。”迄今為止，廣東已經歷了持續三年的“電荒”，今年更是達到峰值。2005年廣東出現了近十年來電力供應最緊張的局面，電量總缺口約為全社會總用電量的9%。

　　廣東鴻暉企業集團是一家以出口運動鞋為主的南海企業，其董事郭佳杰告訴記者：“一方面，2005年用電特別緊張，要求錯峰用電，不但電價提高，并且每周停電三四次，這是以往從沒有過的高頻率，鞋廠不得不大量購進柴油自己發電，柴油的價格上升，企業能源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另一方面，原材料價格也大幅上漲。就在制鞋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鞋子的價格不但未上升，反而略有下降。去年上半年，鞋廠利潤有5%~8%，而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利潤下降了30%。”

　　他擔憂道：“如果能源情況接下來還像現在這樣，鞋廠就得倒閉了。”而郭佳杰所說的情況在廣東企業中并不是少數，2005年以來，珠三角地區工業企業普遍存在“開五停二”，甚至“開四停三”的情況，在珠三角投資的商人對此頗有怨言。

　　而在本報早期的能源短缺調查數據顯示，每缺1度電，就會對廣東經濟造成8~10元的損失。據了解，去年上半年因電力短缺，廣東工業增加值增速就被拉低約7個百分點，全省GDP增長被拉低約4個百分點。

　　由于能源和資源價格的上升，下游產業的利潤受到擠壓，珠三角工業走弱。記者從廣東省統計局了解到的最新數據顯示，廣東工業生產放緩，企業虧損面和虧損額大幅上升，廣東38個大類行業中的16個出現了利潤負增長，這一數字在去年是9個。

　　資源消耗已接近極限

　　為什么一向高歌猛進的廣東在今天如此受制于資源的約束？成建三分析認為：“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就必然會遇到資源的約束，像今天廣東經濟的規模和發展速度，就已經使得廣東可供的資源環境到了頂端。資源擁有量及持續供給能力，已經開始影響到廣東經濟的持續增長問題。”

　　廣東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下，高投入、高消耗、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現象比比皆是，經濟增長還沒有擺脫粗放狀態，經濟增長因此付出了比別人更高的成本和代價。快速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消耗大量自然資源實現的，加之在資源使用上的大手大腳，必然加劇原本就緊張的資源形勢。

　　成建三指出：“廣東政府為了維持經濟的競爭力，吸引投資者的眼光，在公共服務機構，如水電供應方面，對價格進行了嚴格控制，長期以來，都位于超低價，而由于價低，使得使用單位感受不到相關成本的壓力，就造成了用量大、浪費多的后果。

　　為什么前段時間煤氣價格會大量上升，就是因為這些資源提供部門的壓力太大了，希望用市場的手段來調節。”

　　根據成建三的觀點，廣東資源緊張早在20多年前就存在了，因為廣東資源本身大多就是依賴外部輔入，如煤、氣、電、油等，但“由于早期沒有對這些資源做好預測，當時政府沒有想到這么遠，也不可能做好預測，因為全國都是這樣子，只不過廣東粗放型增長方式更為明顯而已。”像控制火電廠項目上馬的問題，全國都在嚴控，幾年都沒有批建火電廠了。

　　成建三指出：“廣東的資源消耗已接近極限，由于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呈滯后性，像土地、環保、工業原料等約束可能要在今后幾年才會真正起作用，像能源、勞動力特別是勞動力的問題已很明顯地影響到了經濟的發展。”

　　據成建三介紹，影響廣東至深的“民工荒”只是很表面的表現形式，其深層次是一個城市的人力資源結構問題，像東莞長年累積所形成的人力結構就使得東莞城市經濟只適合發展中低端的市場。“再過幾年，你就會發現，深圳和東莞兩個城市經濟發展內涵會明顯不一樣。”

　　人力儲備前景嚴峻

　　緩解資源約束矛盾，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考慮長遠效益的而不是僅僅計較短期利益的，但真正做起來卻有相當的難度。成建三認為，一個地方的發展需要有物質資源，還要有人力資源，要發展一種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模式，需要根據現有的資源條件來分析。

　　“對于不同的資源約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像人力資源問題，廣東的發展靠的都是外地的人才，所謂“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但近年來各區域發展后，以為工資高就可以留人的想法受到挑戰，而廣東又并沒有進行人才儲備，所以，就應該改變人才投資力度和改善人力結構，加大教育投資。

　　“由于受資源性約束太大，廣東發展不一定要靠資源性產業，而應該發展以人力資源為主的產業，如果從資源性方面來發展，山東、江蘇未來的發展鐵定超過廣東，因為這兩個地方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質量和效益較好，土地、工業基礎、資源等都比廣東形勢要好得多。”

　　因此，成建三建議，廣東應該尋找自己有優勢的產業，而不是去發展以資源高消耗為主的產業，比如在貿易、新經濟、高端服務業方面，廣東具有先天性優勢。像在新經濟方面，廣東目前的現狀還不如江浙一帶對信息產業的相關產業的探討多，一些新興類企業、新商業模式的上市公司、新材料新能源技術開發都是發生在江浙一帶。廣東雖然提出過要發展軟件業、集成電路產業、重化工業等等，但是在資源環境、人力結構、管理心態等方面并沒有轉變過來，結果是什么也沒有發展起來，只是還在死守著傳統的9大支柱產業不放。

　　成建三擔憂道：“很可惜，沒有被重視廣東在新經濟等方向的優勢，還沒有尋找到新的主導產業。雖然意識到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但如何轉變，向何處轉變目前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提法，廣東還缺乏一個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共識。所以，沒有去做一些深入的產業研究。這點讓人擔憂。”

　　(本報記者龐華瑋對此文亦有貢獻)

　　戰略產業：廣東企業的當務之急——對話珠三角經濟研究院院長王廉

　　□贏周刊記者 余濟是

　　在3月5日的人大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內容進行解釋時，簡要說明了其中兩個方面的重要目標：一是今后五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5%；二是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等目標。這被外界普遍解讀為中國下一階段的基本發展戰略將走向“約束型”，這也意味著中國上一階段擴張型狂飆突進時代的終結。

　　勞動高密集、高能耗，通過高速增長并以部分破壞環境為代價獲得局部增長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正是廣東作為先鋒為中國經濟發展打上的時代烙印，中央將未來的改革路徑設定為約束型，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要終結租放發展模式。

　　廣東何為？這是一個問題。

　　贏周刊記者就此與珠三角經濟研究院院長王廉先生進行了一次專題訪談，借一家之言，以為廣東尋找新路徑拋磚引玉。

　　考慮空間上的城市紅利區建設

　　贏周刊：中央提出的約束型發展路徑，很明顯，將會給現有的經濟發展套上緊身衣，廣東應該如何在適應中央路線的同時，尋找到一條新的發展模式完成經濟轉型？

　　王廉：我們一般的經濟專家在回答此類問題時，總是就國內談區域，就廣東談發展，這一點上，我是不太認可的。我的看法是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先要建立一個背景性的視野來審視廣東。

　　這個背景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第一，當下的世界正在進行第二輪全球化，與第一輪全球化以工業化為主體不同，第二輪全球化是以服務業為主體的，在這個維度上說，廣東的最大挑戰是它還沒有進入這一輪的全球化，它的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不足40%；第二，從城市化的維度上看，按照2003年全球都市圈的劃分，珠三角都市圈雖然名列全球第十大，但卻缺乏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首位城市，缺乏區域性國際城市。中國的北京、廣州和上海，也只是進入了國際化城市中的第二類，發展差距很大。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廣東的當務之急是考慮空間上的城市紅利區建設。以紐約都市圈為例，它在差不多100萬平方公里的紅利區里產生了經濟總量的30%，這就對該都市圈的經濟結構形成了巨大的調整作用，而我們珠三角地區卻沒有形成明顯的空間上的城市的紅利區，缺乏核心商業資源區和核心商業聚集區，產業分布趨向一致，產業結構高度同構，還處于較低層次上的異質同構，即使有心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也無處下手。雖然我們的佛山、順德經歷了二十幾年的工業化建設，但也都沒有形成相應的紅利區，都還處于平衡的發展階段。

　　其次是產業集群區的建設，形成集群城鎮集群行業。珠三角雖然有一些產業相對集中的縣市和城鎮，但距離產業集群區卻還有很大差距，按照國際上的一般標準，一個產業集群區的形成，應該形成明顯的上下游產業鏈，區域內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比例應該保持在2∶8或者3∶7的比例，而企業的利潤來源則有20~30%來自服務業，只有借助這種拉長服務業鏈條的辦法，建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分配性服務業，產業轉型才有可能。

　　比如作為廣東經濟代表的順德，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格蘭仕、美的、科龍、容聲等全國叫得響的家電制造巨頭云集其間，似乎是不可一世。但它們共同的特征是：中間大兩頭小，上游自主研發能力不強，創新產品少，下游的行銷也不能掌控，未擺脫傳統家電業的束縛，而傳統家電業利潤正變得越來越薄，當然也影響到順德的增長速度。而其聞名華南的樂從鎮的家具和陳村的花卉，都號稱是亞洲最大的市場，但是卻難以上檔次，處在低水平發展階段。這就好比一個寶塔沒有寶塔尖，只是基腳大而已，別人隨時都可以復制。這種誰都能進行復制的行業，是很難想象能夠形成產業集群的。

　　廣東一直忽略發展戰略產業

　　贏周刊：企業如果按照這種利潤產生比例，會不會因為拉長戰線，而分散主業的競爭力呢？對于中國的眾多制造業企業來說，如何做大做強，完成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似乎才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王廉：在我看來，能不能成為

　　贏周刊：說到戰略產業，廣東這幾年實際上開始已經有了明顯的自覺，包括集中力量傾力打造重化工業等，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發展戰略性產業的意識。

　　王廉：但是廣東政府方面對發展重化工業，似乎有點太過偏愛了。我認為廣東除了重化工業外，更應該考慮進去的是對一些新興行業的投入，現在看得見的一是發展航空業，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國現有機場140多個，到2010年要再建146個機場，幾乎是翻了一番，而民航現在每年都保持20%的速度增長，廣東完全有條件借助珠海航展，來發展通訊航空和航空制造業，將珠海打造成航空工業城。時下，珠海一家生產

　　贏周刊：中央現在把科學發展，自主創新作為現階段的主要發展方針和強國之道，這恰恰是廣東的局部短板，你認為政府方面對此應該有何作為？

　　王廉：政府首先應該改變過去的產業扶持政策，全面轉向以獎代投方式，鼓勵中小企業和服務性企業。廣東現在有32萬~34萬家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擁有量居全國第一，但是距離國際標準還有很大差距。國際上一般的標準是平均每個企業的人數是18~22人，而按照1億人計算的話，則是平均每個企業將近300人。而國際一般慣例，一個大型企業周圍大致會有8000~10000家小企業為它服務，這樣既拉動了消費，解決了就業，也更有利于產業集群區域的形成。我再舉個例子，美國硅谷剛剛開始興起的時候，類似的硅谷多達150處，后經調研發現，15~50人的小企業團隊更具有創新意識，州政府就出臺相關政策，對15人以下50人以上的企業照例征稅，而對15~50人團隊的小企業進行每人每月獎勵400美元政策，很快就煥發出了創新競爭能力。

　　另外，還需對公共產品建設和公共產品經營制度進行調整，政府應該以獎代撥，建立面向中小企業的公共技術平臺。我們往往說中小企業缺乏技術創新沖動，這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缺乏創新實力，并非每個企業都有經濟能力建設技術研發平臺，而我們的中科院等類似機構本來是社會公共服務機構，現在卻走向了全面市場化，去實驗室做實驗要收錢，去鑒定要收錢，公共資源配置明顯不合理，但一般的中小企業顯然不可能花費大量資金建立耗資巨大的實驗室類機構，這就要求政府采取以獎代撥的方式。一方面通過獎勵推助創新型企業創新型項目發展；一方面獎勵和鼓勵非政府機構建立類似的公共產品服務機構。這既解決了眾多中小企業的創新瓶頸，也實現了部分企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模式轉型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