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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閉幕的全國科技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提出“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中央重大戰略決策，關系到國家競爭力，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實現。
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已經成為企業乃至國家競爭力的核心。中國工業化必須有可靠的技術來源，沒有自主技術、專利、品牌、標準支持的所謂“世界工廠”，就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的利益，就不能改變“國際打工族”的地位;沒有源源不斷的自生技術來源，中國也
很難來立足于世界經濟強國之林。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憑借技術、品牌、規模等優勢而成為所在行業產業鏈的系統集成者，占據了價值鏈的“皇冠”地位，分享更多利益。全球工商體系的制高點，幾乎全部被來自高收入國家的跨國公司所占領，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包括中國企業要在世界崛起，面臨很嚴峻的挑戰。
德國雜志《歐覽》2005年第九期報道了2004年德國巴-符州機械行業的一項調查，稱中國紡織機械企業幾乎都沒有類似德國的企業研發中心，沒有專業試驗設備進行基礎研究，甚至從策略上也不具有成為技術創新者的條件。調查的結論是，中國機械制造業薄弱的技術開發水平，使它們在近期內不會成為自己的對手。不久前，韓國一駐北京記者在《新中國的速度前進》書中說，“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那么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們只管開發這座工廠里制造產品的技術就可以了。如果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就應該把我們的國家培育成龐大的研發中心”、“只要我們保持高檔次的技術優勢，只要我們保持‘韓國的產品價格雖貴但質量好’的形象，中國就永遠是我們的黃金市場”。
這些震撼人心的語言應當使我們警醒，中國經濟必須有自己的技術支持；中國工業化必須有可靠的技術來源；沒有技術實力就會受制于人。
迅速發展的科技革命，迅速改變著全球的產業結構、企業競爭格局和利益分配，技術成了決定國力的最基本因素。中國企業應該對科技對產業及企業發展的影響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企業終究要生存、要利潤，只有建立成功的技術創新能安全地獲得應有高回報的政策環境，企業才會把技術創新作為提高市場競爭力的主要途徑，才能產生技術創新的持久動力。
關于自主創新，我有以下幾點政策思考：
技術引進的“兩種選擇，兩種結果”
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路線，這是一項重要的技術跨越戰略。例如，三峽工程從引進技術、合作生產到“以我為主”制造特大型的水輪發電機組，就是通過引進而縮小技術差距的較好案例。但是，這一政策目標在更廣范圍內并沒有很好實現。不少企業通過一次又一次技術引進，最終掉進了技術依賴陷阱，以技術換市場的政策目標沒有很好實現。
實際上，技術引進可以有兩種模式選擇：一種是僅為使用而引進，另一種是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而引進。由于企業機制上的落后和引進“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企業肯于在技術引進上多投入，而對消化、吸收卻吝于投入，似乎是“遠水不解近渴”。
企業企圖依賴引進技術來構造自己的核心技術，進而打造國際競爭力是不可能的。要明白:引進了技術并不等于就有了技術能力;引進技術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技術創新的水平。即便可以通過委托開發等手段“買斷技術”，比如中華牌汽車的技術產權是我們的，但是如果沒有完成技術學習的過程，那也只能落得“有產權，無知識;有技術，無能力”。
技術可以購買，但是技術能力是買不來的。技術引進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可能縮短技術學習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能否實現，則取決于企業的戰略和學習者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引進只是走向更高技術平臺的一個階梯。
引進和發展本地企業的關系
現在很多地方和企業對引進外資和引進技術的熱情很高。但是要清楚地知道:不僅需要引進技術，更應該倡導技術學習;不僅需要引進外資，更要培育本地企業。
利用外資到底要達到什么目的？重要的是要利用外資的溢出效應。溢出效應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為了引進外資而創造的軟硬環境。就是與外資要求相適應的環境，如配套基礎設施、更高的政府辦公效率、相對比較完整的供應鏈、產業鏈等等。實際上，這些軟硬環境既可以被外資所利用，也可以被本地企業所利用。
其次，外資進來之后還會帶動供應鏈、產業鏈的聚集而形成產業聚集效應。此外，外資企業的示范作用，如注重對人員的培養、高的管理水平等，會通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對本地企業產生良好的影響。
因此我們要利用外資的溢出效應促進本地企業的發展。如果本地企業產業結構不斷提升，外資企業會因為舍不得已存在的良好配套條件和不愿支付更多的轉移成本，而延遲流出的時間。
對“世界工廠”的冷靜思考
現在國內外都在談論中國成了“世界制造中心”。盡管中國外貿依存度2005年已經超過了70%，但是還是在不少制造業的產品數量上成了世界第一，例如鋼鐵、制鞋、紡織、服裝、玩具、電視機、顯示器、手機、硬盤驅動器等等，然后中國就是真正意義的“世界工廠”了嗎？
中國這個“制造中心”和歷史上的制造中心存在本質的區別。歷史上形成的“制造中心”都有鮮明的技術創新的內涵，具有“人無我有”的性質，高效益、高積累的特征。其共同特點是除了資本的積累之外，就是都經歷了科學技術上的突破、管理科學上的創新和技術人才、高素質勞動力準備。
今天，已經進入垂直化國際產業分工時期，現代國家分工中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是:一些科技創新國家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新產品開發、商業模式轉換，并將其成果向生產制造國轉移;而一些生產制造國則投入大量的資源、支付了巨大的環境成本，專注于加工、組裝、包裝以及產品的區域市場適應性的設計和改進，并且把廉價的產品流向全球;與此同時，大量的財富則通過多種途徑由生產制造國流向科技創新國。這就形成了極不均衡的“技術流”、“產品流”和“財富流”。
中國是“世界工廠”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雖然還只是低水平的“世界工廠”。我們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由外資控制著增值幅度最大的技術、重要零部件和品牌、銷售渠道的“外資工廠”群，是在經濟全球化歷史背景下中國實現工業化邁出的第一步，絕不是中國工業化的終極目標。
客觀分析“高新技術”產業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逐年上升。據海關統計，2004年中國的IT行業產品出口額已經達到了1601億美元，超過了美國和歐盟，居于世界首位，而科技產品中高增值的要素是科技含量，但是中國科技產品中的高技術卻基本上掌握在外商手里。
珠三角生產出口的科技產品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只占3%。經合組織的統計報告指出，中國IT產業在芯片和電子元器件上嚴重依賴進口，2004年中國電子器件的貿易逆差就達到了620億美元。
由于技術在他人手里，我們并沒有更多分享高技術產業的高回報，在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也成為世界最大的技術進口國。因此，我們絕不能把高新技術產品的一般生產與組裝就看成是高新技術；更不能將體現在組裝產品中的高新技術等同于已經掌握了研發和設計高新技術產品的能力。我們應該適時從加工組裝環節，向上游的研發設計和下游的品牌、供應鏈管理、物流等高增值、高效益的環節攀升，逐步改變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產品附加值和贏利率。
軟實力和硬實力
優秀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占據各個產業的皇冠地位，在于其強大的“系統集成能力”，這種系統集成能力不僅來自于資本實力、規模優勢，還來源于由技術、品牌、信譽、營銷體系、供應鏈網絡等構成的強大軟實力。
中國企業和優秀跨國公司相比不僅硬實力有差距，而且由企業文化構成的“軟實力”有更大差距。中國的企業歷來有“重硬件，輕軟件；重生產設施的建設，輕技術創新投入；重生產經營，輕人力資源開發；重規模擴張，輕企業文化建設”傾向。中國大企業要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必須更加重視和加緊軟實力的建設，軟實力是很多中國企業的軟肋，增強軟實力正是中國很多企業的重要使命。
面對新一輪國際競爭，技術越來越成為國家、產業和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在今天的經濟競爭中，缺乏技術創新能力成了中國產業和企業的“軟肋”。今日表面的繁榮，卻隱含著日后的風險，我們必須居安思危。
大國經濟必須有技術支持；中國工業化必須有可靠的技術來源；沒有技術實力就會受制于人。沒有自己技術、專利、品牌、標準支持的“世界工廠”，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工業經濟；沒有源源不斷的、自生的技術來源，將受制于人，很難立足于世界經濟強國之林。
技術差距很大的時候，引進技術是迅速提高技術水平的捷徑，但當我們企業的發展威脅到對方競爭地位的時候，他們不僅不會轉讓技術，而且會封鎖技術和利用專利、標準、品牌、知識產權等工具抑制我們企業技術能力的發揮，這是市場競爭鐵的規律。因此，企圖依賴引進構造自己的核心技術，進而打造國際競爭力，這幾乎是白日做夢。
技術可以購買，但技術能力是買不到的；技術引進是走向更高技術平臺的一個階梯；在這個平臺上，必須靠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實現輝煌的前景。如果我們不能在引進外資中，利用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包括制度環境、經營模式、市場、管理、技術、產業鏈等）培育出本地有競爭力的企業，那么我們不僅不能持續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而且今天的繁榮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
我們絕不能將高新技術產品的一般生產與組裝，就看成是高新技術；更不能將體現在組裝產品中的高技術等同于我們就掌握了研發和設計高技術產品的能力。
自主創新是一個知識創造的過程，是把創意、科技成果轉化為經濟價值的過程，它需要知識、創意，并高度依賴人的能動性。
企業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企業效率的綜合決定著區域經濟效率。企業的動力、活力、創新精神和由此形成的市場競爭能力，是區域經濟內在增長機制的核心。但是只有建立成功的技術創新和安全高回報的政策環境，企業才會把技術創新作為提高市場競爭力的主要途徑，才有技術創新的持久動力。
目前國企改革實踐中存在兩個病灶，一是沒有建立有效的國有產權委托代理體制；二是沒有真正改變政企關系，觸動到內部人利益。國有企業改革現正處于攻堅階段，在當前的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改制中，進一步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存在的使命，而且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是企業必須面對的現實；它不僅是一種道德和良知的呼吁，而且正逐步成為剛性的制度約束；不僅是一種理念、文化，更是企業必須面對的社會實踐。在體制轉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作者：陳清泰，摘自：《上海國資》）
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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