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是來自貨幣的低估

　　見習記者 左薇薇 本報記者 谷重慶 北京報道

　　3月16日，北京的天氣已經逐漸轉暖。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內，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對中國剛剛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首次公開了自己的解讀，并評價了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和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

　　競爭力不在于勞動力廉價

　　《21世紀》：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制造”也在全球日益普遍，這一方面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但也引發了中國與國際經濟環境之間的種種爭論，乃至糾紛，例如最近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就表達了中國貿易政策的強硬態度，而歐盟也將在4月初決定是否對產自中國和越南的鞋子征收反傾銷稅。那么您如何評價現在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的關系呢，尤其是中美貿易關系？

　　斯蒂格利茨：事實上他們所謂的傾銷并不能稱其為傾銷，傾銷是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通常在美國，以傾銷的名義都是要阻止該種商品的流入，但事實上這樣做是有害的。中國所能做的就是要談判，通過WTO來協商，澄清所謂“傾銷”的事實。

　　中國要做的是顯示出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一面，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源于外匯

　　實際上，國際貿易不是簡單的雙邊貿易，美國的赤字難道就源于中國的盈余？中國從中東進口石油，中東又從美國購入商品，中國也向美國的波音購買了飛機，這是一個復雜的多邊形態。所以這是一個誤解，只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很難把它解釋清楚。

　　這個問題的關鍵應該在于美國自身的經濟政策。財政赤字表明政府在借債，公眾的儲蓄率為負值表明公眾也需要借債，因此就向國外借債了，貿易赤字也由此而來。問題是在美國內部，不應歸咎于中國。25年前，美國也是這樣責怪日本的，情況非常類似，里根總統減稅，帶來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只是現在，這個矛頭對準了中國。

　　《21世紀》：近幾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出口增長十分迅猛，2005年出口同比增長28.4%，2006年預計數字為25%。但另一方面，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的競爭力近幾年連續下降。這給人一種十分奇怪的感覺，一方面是低廉的“中國制造”以及由此生出的強大競爭力，一方面又是競爭力的下降，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

　　斯蒂格利茨：中國的競爭力并不是建立在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上，紡織行業的勞動力成本，孟加拉和其他一些國家更低。中國紡織品的優勢在于高效的設備、技術熟練的工人、對市場的接近和它的質量等等。所以我不同意說廉價的非熟練的工人造就了中國紡織業的競爭優勢。重要的是中國的收入增長能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因此“十一五”規劃提出了自主創新，將收入與創新聯系起來，進而進行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

　　《21世紀》：中國模式與東亞經濟存在一個顯著的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加工出口主要依賴于外商直接投資(FDI)，而非本土企業。您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覺得中國現有的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優點和局限是什么呢？

　　斯蒂格利茨：外商投資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是在于資本金投入的多少，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不是資本金的問題，關鍵的是要學習先進的技術。要進入市場，就需要得到訓練，中國要努力吸收這些技術和信息，下一步便是尋求更加獨立，自主創新，生產自有品牌商品。像聯想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公司，生產自有品牌的電腦。外向型的戰略的確有它的局限，因此“十一五”規劃的一個重要要素就是刺激內需的增長。

　　《21世紀》：未來美元很可能朝貶值的方向發展，而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8000億美元，且大多數為美元資產，假如美元貶值，中國必然遭受重大損失；但假如中國大量拋售美元資產，將有可能導致美國出現經濟衰退，而嚴重倚賴美國市場的中國出口也將受到沉重的打擊。中國在外匯儲備問題上正處于進退兩難的做法，而且隨著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長，這一問題必將更加嚴重。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一困境呢？

　　斯蒂格利茨：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境地。最好的辦法就是兌出美元資產，像亞洲的一些小國，它們可以放心地售出美元，也不會對全球范圍內美元的價值產生太大的影響。而中國和日本就面臨這樣的難題了。所能做的，也只有在不影響全球匯市的情況下慢慢地嘗試著兌出一部分美元資產。

　　雖然一下子兌出美元可能會有麻煩，但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卻大可不必，美國國債的利率很低，可以考慮其他品種的美元資產。關鍵是要把握外匯儲備的規模，可以部分地將其轉變為投資，也就是變直接持有為間接持有。

　　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很大

　　《21世紀》：在剛剛通過的“十一五”規劃中，中國政府提出GDP未來五年年均增長7.5%，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您對于這個目標如何看待？

　　斯蒂格利茨：中國過去的五年計劃中，實際的經濟增長總是比預定的目標還要高，這一點和其他國家不同。所以我覺得中國很有可能還會這樣，增速將超過7.5%。中國的高速增長有著重大的意義，因為政府要為大量的人口提供就業。而且，中國目前仍不富裕，因此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仍有很大空間。

　　要實現這一目標基本上還是需要維持現在的方向，刺激內需，關注創新，繼續加強教育系統的建設，大力發展技術，通過有管理的增長模式，避免美國放任自流模式下的貧困、經濟波動等問題，保持穩定，讓社會成員從中受益。我認為這樣的一些策略是完全正確的。

　　《21世紀》：有人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的國際環境給予了中國發展經濟一個很好的外部環境，這使得中國經濟可以用加入全球生產鏈的方式獲得高速發展，而且不用建立在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基礎上。但這也形成了中國經濟的軟肋，那就是一旦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中國必然遭遇重大的挑戰。您對此怎么看呢？

　　斯蒂格利茨：首先，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十一五”規劃中著手刺激內需，使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多地來自于國內，這是正確的。其次，中國強勁的競爭力，高效的制造業意味著即使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全球經濟波動，中國仍可以保持良好的增長。世界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還是很強勁的，我不認為中國存在很大的風險。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并未遭受嚴重的打擊。當時中國政府采取了相應的經濟政策，增加政府投資，刺激了經濟增長。中國短期內的發展態勢為長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應該感到幸運的是，中國政府在面對波動考驗時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

　　《21世紀》：依您所言，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獨善其身”是由于政府的決策正確？

　　斯蒂格利茨：是的。當時很多國家訴諸于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