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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計為民生 九大民生指標勾畫五年后百姓生活(7)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3月13日 03:53 中國經濟周刊

  藝人郭德剛:讓更多的中國人喜歡相聲

  ★文/《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偉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話題,成為“兩會”代表委員討論的熱點之一。

  全國政協常委馮驥才呼吁,要對各民族杰出傳承人盡快普查、摸底與認定。民間文化的活態保護,主要靠傳承人的口頭傳授。如果傳承人消失,就意味著文化的消亡。故而,對傳承人的保護的關鍵,是要保證代代有傳人。

  安徽省文化廳副廳長李修松代表認為,我國的文化產業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實力還較薄弱,路子還在探索。若要加大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處理好民族文化資源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民族文化資源是有生命力的,能夠成為文化產業的支撐點。而我國目前民族文化資源流失嚴重,民族文化創造力在急劇下降,如此狀況怎么談得上發展民族文化?沒有民族文化資源作基礎,以什么發展文化產業?

  而民族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堅守。

  33歲的小郭是天津人,生長在雙職工家庭的他,小的時候,因為沒人管,就被當警察的父親放在轄區內的紅橋俱樂部玩。俱樂部里常常有戲曲、曲藝等演出,小郭就看,然后就喜歡上了。

  8歲那年,小高拜天津評書藝人高祥凱學習評書。后來,小郭還跟天津相聲藝人常寶豐學說相聲。小郭很高興也很刻苦。不管刮風下雪,他每天四五點鐘起床練習基本功。評書、戲劇、曲藝、相聲,什么都學,什么都練,直到太陽出來才結束。

  天津相聲界的常寶霆先生曾對小郭說:“學相聲最主要的有三點,天賦、興趣、刻苦,缺一不可!毙」恢睕]忘。

  1995年秋天,為了自己的相聲夢想,小郭第三次來到北京尋求機會!拔視f相聲、說書、寫東西、唱京戲、唱梆子、唱評戲,就憑這幾樣,我有自信。哪怕在北京頭破血流、折條腿,這輩子不冤。如果等到八十了,打開電視,我只能跟孩子說,瞧見沒有,上邊這孫子當初還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強。孫子要問我:你早干嘛去了?那太沒勁了。”

  剛到北京時,小郭的日子過得很苦。因為沒錢,他住過平房、橋洞,經常會為幾毛錢而認真算計。有時下班太晚,沒了公交車,小郭便徒步從城里走回郊區的住處。有一次發燒,小郭沒錢,只好把尋呼機賣了看病。最窘迫時,小郭一個人在荒郊野外眼淚嘩嘩地流。

  后來,小郭偶然認識了一位電視圈的人士,于是憑關系在些影視圈找點活兒干,才解決了基本生活問題。再后來,小郭注冊了文化公司,寫劇本,寫書,當電視節目主持,制作影視節目,出版音像制品……為了生計,小郭什么都干,但他一直沒有忘記相聲。

  1996年,小郭開始在北京的小劇場里演出。小郭說,哪怕只有一個觀眾,我也要演出。有一年冬天,天上下著大雪,很冷,小郭和同事們在劇場門外的街上打著板,招攬觀眾!疤鞖夂芾,路上除了我們幾個,連條狗都沒有。”小郭說,自己沒有想過什么時候能熬出頭,小車不倒只管推,不管怎么艱難,想做就做。

  10年來,小郭把做文化公司賺的錢都投在了劇場相聲里。04年之前,他的小劇場相聲一直賠著,一個月動輒賠個八九千,上萬的時候也有。小郭不后悔,他說:“我可以為相聲去死!

  10年來,小郭的觀眾從沒有人到一個人,再到七八人,再到三四十人,艱難地壯大著。有一次,臺下來了99個人,小郭在后臺都樂瘋了。

  在小劇場里,小郭認真而自由地享受著相聲的樂趣。在小劇場里,小郭有一股子“草莽氣”,生猛、鮮活,無所顧忌。他的《論50年相聲之現狀》,對相聲的幾十年的興衰作了認真的思考和諷刺,許多人都聽哭了。當然,大多數時間,他的相聲讓大家發出了久違的會心的笑聲。

  有人說,小郭的活兒擱到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是一普通說相聲的,F在老一輩相聲演員走得差不多了,就顯著他了。有人說,小郭就是盡了一個相聲演員的本分。

  2005年底,小郭火了;鸬乃俣群统潭,一點不亞于“超女”,有人稱他為“超男”。他演出的小劇場常常一票難求,開始出售站票,10元一張;據說,現在小郭的劇場開始“掛號”,甚至出現了“號販子”。據說,一個月之內有100多家媒體采訪過他,還不包括采訪不上的。除了小劇場,小郭開始在各大電視臺和各大劇院說相聲,出場費據說上了幾十萬。

  堅守了10年的寂寞后,小郭在幾個月之內,火得一塌糊涂。全國人民都知道有個說相聲的小郭,郭德剛。

  心愿:能坐五六百人的小型劇場多一些,能認真說相聲的演員多一些,在中國能欣賞相聲的地區,觀眾多一些。這就是我心目中相聲的幸福生活。

  前十個“五年”:那時的百姓在想啥?

  “一五”期間(1953-1957)

  吳大芝,男,73歲,農民。

  當時我剛結婚。結婚那天,中午家里吃了一頓菜飯,平時早晚都喝稀糊糊。因為還沒入社,所以租著別人的田種,很想多打一些糧食,將來好讓媳婦吃上一頓干飯。那時剛解放不多久,對以后的日子也沒有太多打算,也不知道會是什么樣,只是蒙著頭皮過。當時家里住著草房子,也穿不暖,很希望將來可以穿暖吃飽。

  “二五”期間(1958-1962)

  梁月英,男,71歲,農民。

  “那時應該是剛剛入社。但是,入社了,日子反而更難過了。食堂里的“粥”更稀了,吃飯都不用筷子,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隊長一吹哨,就趕緊上工。那時每天大概可以掙到1毛錢,從來不敢偷懶,希望可以多掙一些工分,這樣秋天可以多分一些糧食。后來三年自然災害,周圍有人開始餓死,那會兒總感覺很可怕,幸虧平時經常挑野菜,家里沒有餓死人。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到盡頭,當時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要自家里不餓死人就好!

  “三五”期間(1966年-1970年)

  張衛國,男,53歲,私企老板。

  三五的時候,我正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農村插隊當知青。每天凌晨2點就起床去干農活,6點多回來吃飯,冬天也這樣。很多人挑沙子的時候肩膀都壓出了血,有的扁擔都壓折了。開始的時候不適應,覺得很苦,但是干活是掙工分的惟一途徑,不干就沒有口糧。一開始,最大的愿望就是趕快學會農活。后來都學會了。從頭到尾,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頓飽飯。年輕,干活累,所以老是吃不飽,每天晚上都夢見回城在家里吃飯,一大桌,可豐盛了。

  “四五”期間(1971-1975)

  吳洪林,男,48歲,工人。

  那時候,我該上初中了?蓪W校老師說,我們家有地主關系不能上。我只能每天哭著站在墻外面聽,幸虧父親說服了老師,我才有機會繼續上學。后來上高中,有人來學校招飛行員,我也跑去。各項檢測都過關了,我很高興地告訴家人我快要當飛行員了?墒巧厦婧鋈徽f我舅舅家是地主,成份不好。我當時就想,如果可以換一個舅舅,我的生活一定在另一個軌道。

  “五五”期間(1976-1980)

  陶駿,男,48歲,公務員。

  1978年時,剛開始恢復高考,我就一心想考大學當“國家人”。本來想到學校參加復習班,可家里農活多。我只好在家里白天干活,晚上看書。那時候,勁兒可大了,一點也不知道累。我媽老是怕我考不上,惹別人笑話,有事沒事的就和我說,誰誰誰家的姑娘不錯,要不托人給你介紹介紹。我不理她,只管干活,看書。當時,四鄉八里,和我年紀差不多的男女青年都結婚了,有的都有孩子了。有時候,夜里躺在床上,我就想,一定要考上大學,要不然連個老婆都找不著了。

  “六五”期間(1980-1985)

  啟凡,男,45歲,私企老板。

  我當時是待業青年,家里沒門路,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我讓自己成為一個做服裝生意的個體戶。這個舉動給了媽媽巨大的打擊,媽媽當時還哭了好久。那個時候,“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在哪”個體戶,大多被看作不務正業、不守本分的“二流子”,媽媽不忍心讓我與他們為伍。

  每周我都要去200公里以外的省城去上貨,早上坐很早的火車去,8點多到了省城就去服裝批發市場上貨,晚上再坐最末一班車回來。為了省錢,除了托運以外,我自己還要扛一包衣服回來。冬天在火車上凍的要死,夏天又要忍受蚊蟲的叮咬。等下車挪到了家,都已經是半夜12點了。當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讓媽媽為我自豪,而不是當媽媽的同學問我做什么工作的時候,媽媽張不開嘴,覺得丟人。

  沒多久,我就成了“萬元戶”。

  “七五”期間(1986-1990)

  楊大美,女,40歲,公司白領。

  1986年,我剛參加工作。雖然是個學經濟的大學畢業生,可我對現實經濟活動一無所知。“七五”計劃更是一點印象都沒有。這可能就是時勢造“英雄”吧。但工作后的工資收入我記得十分清晰——月工資32元。第一個月拿到工資后,我將其中的20元郵寄給了遠在上海的養父母,并在“附言”中寫道:“你們養的雞下了第一個蛋”。

  當時,我只有一個愿望:結婚,并把我患有哮喘病的養母從悶熱的上海,接到氣候宜人的大連。后來,我就結了婚,嫁了個國有企業的總經理助理!捌呶濉苯Y束時,我丈夫已經有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當時周圍人夸我“嫁得好”,因為當時中國已經迎來了“一切向錢看”的新時代。

  “八五”期間(1991-1995)

  劉衍,男,41歲,國企職工。

  1992年,被公司派到荷蘭去進修,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股票。參觀世界上最古老的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時,很驚訝,也很好奇,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回國后,我開始看財經類報紙,1993我就開始買股票了。在單位,我經常跟一些剛分配來的大學生講股票,拿著BP機看股市行情。有的同事批評我,說不應該跟大學生們講這些東西。我說,這都是政策允許的,報紙登出來的,他們才不言語。

  我當時想買一臺29寸的日本“畫王”電視機,在別人家看見過,當時大概要一萬多塊錢。

  “九五”期間(1996-2000)

  王小娟,女,54歲,下崗職工

  1995年我和我愛人都下崗了。剛失業時,我聯系了不下8家單位,但人家都不要,非常痛苦,不知道生活的道路在哪里。后來,我做鐘點工掙點工資維持生活,每月全家的收入只有500多元,困難是可想而知。我最渴望的是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每月能有1000元的收入,苦點累點都沒有關系,我都能忍受。

  “十五”期間(2001-2005)

  張萌,男,28歲,農民工。

  我18歲就出來打工了,在城里待這么多年,要說也是個城市人了。這幾年一直都是干工程,也沒啥想法,就是圖能賺個辛苦錢。老板欠錢的事也碰見過,咳,在外邊這么多年能一個壞人也碰不見?開始也挺費勁,一起出來的幾個爺們兒,還有哭的哪,我就不信邪,咱有理。∽詈筮不是要回來了,這天下還是有說理的地方,不是咱總理都過問了。也想過回家,回鄉下,咱老家這幾年也越來越好了,可咱在城里還是掙得多,你說是不,趁著有勁多干幾年唄!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張偉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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