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行業開放遲遲未能落實 非公經濟期待36條

　　特約評論員 羅綺萍 主持

　　2005年2月17日國務院下達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36條)，要求各方面進一步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消除影響非公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行公司競爭，同時在第二條提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明確“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行業和領域，加快進行改

革，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一年之后，堅持改革的共識已經確立，壟斷行業的開放政策卻遲遲未能落實，民間資本仍被擋在“玻璃門”外，這不能不成為“兩會”的熱門話題。為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本報特邀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會長徐冠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江西科瑞集團董事長鄭躍文，為打破壟斷出謀獻策，求解民營經濟的增長動力。另外，本報特意摘編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張龍之代表全國工商聯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大會上關于促進“非公經濟36條”落實的發言，作為論壇配文。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77期。

　　石油業：壟斷尚待破除

　　《21世紀》：“36條”公布已超過一年，但多個壟斷性行業特別是石油領域仍未放開讓民間資本參與，諸位有什么看法？

　　任玉嶺：民營石油業難以發展，與相關條例及文件落后有關，例如在石油勘探開采方面，正在執行的仍是1993年國務院的文件，只允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公司壟斷，與民營企業無緣；煉油方面，雖然在1999年整頓后，留下82家民營煉油廠，但是現行的國辦發1999年38號文件卻規定“各煉油廠生產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石油集團、石化集團的批發企業經營，各煉油廠一律不得自銷”。在兩大集團收購價很低，而且原油計劃控制過嚴，分配指標甚少的情況下，民營煉油廠運作維艱；在成品油零售方面，執行的規定仍然是國辦發2001年的文件規定，成品油只能由兩大石油集團批發，各地建的加油站統一由兩大集團全資或控股；成品油的運輸方面，因2003年《鐵運函》105號令，明確指出，沒有兩大集團蓋章，各鐵路不準承運原油，民營企業根本無權與鐵路交涉，鐵路運輸油品的權利完全控在兩大集團的手中。

　　由于這些歷史的規定沒能松動和改變，造成“36條”和商務部2005年1月出臺的允許民營企業從事成品油批發、零售業務的政策，根本無法落實和兌現。

　　徐冠巨：我們來自民營企業的委員，正在準備一個提案，建議允許民營企業參與國家戰略石油儲備，國家現時的石油戰略儲備嚴重不足，只有幾天，西方國家有半年，我們對進口依存度也非常大。這方面的資金投入非常大，現時確實沒有一家石油行業相關的民企，有能力獨自投資，但我們可以作為牽頭者或參與者，例如我們的浙江傳化集團原來是做下游化工產品為主，我們也有建立一個平臺，吸收其它民間資本，然后再投入戰略石油儲備。最重要的一點是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的重要一環，對于未來影響深遠的重大投資，都不應該將民企排除在外。

　　要投入戰略石油儲備先要成為油品的批發商，否則我們買賣油品時無利潤空間，現時國家政策是容許民營作為油品的批發商，但門坎很高，例如要兩年經營歷史，擁有30座油站等，都是我們很難辦到的。

　　《21世紀》：要打破限制民營企業參與石油業的條條框框，有什么具體辦法？

　　任玉嶺：我也認為應該允許民營企業參與國家石油的戰略儲備。現在民企的油品倉儲能力在500萬立方米以上，建議國家采取措施將其利用起來，既可節約國家開支，又可緩解民營企業的困難。

　　要民企參與戰略儲備，另一重要的舉措是要放低民企準入石油領域的門坎，那些不重歷史、不切實際的規定，一定要進行必要的調整。例如商務部在2005年6月公布的《成品油批發企業管理技術規范》的征求意見稿中，要求從事石油批發必須有兩年以上的經營經歷，并擁有30座以上自有或控股的加油站。這顯然是忽略歷史，脫離了實際的。在2005年前國家根本不允許民企建設加油站的情況下，民企怎能有兩年以上的經營經歷？要求擁有30座加油站，也不現實。這樣做顯然是為了保護壟斷，繼續把民企拒之門外。

　　我還建議國家拿出幾塊地區，通過競標方式，讓民營企業進行勘探和依法開采。取消按2∶8比例給中石油進行利潤分成的規定。其次應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國門，與國外企業談判，國家應委托開發銀行向在國外拿到合同的企業貸款，給以支持和扶植。第三應允許有原油進口資質民企進口原油，或把國家非國營貿易的原油配額落實給民營企業。第四應出臺允許民營煉油企業根據生產成本和市場供需的情況，在國家限價范圍內進行成品油銷售，取消向兩大集團高額提成的規定。第五應賦予民營企業與鐵路進行運輸交涉的話語權，允許民營企業按規定委托鐵路進行石油運輸，撤銷民營企業運油一定要兩大集團蓋章的規定。

　　《21世紀》：您的建議會影響中石油及中石化的利益，這兩家公司是國家控股的，又已在境外上市(中石化還有A股)，改革的阻力會不會很大？

　　任玉嶺：中石化、中石油兩家大集團，在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情況下，一定要擺正自身在管理方面所處的位置，更好解放思想，搞好行業改革，給民營經濟留出一片發展空間，為石油業的更大發展做出新貢獻。

　　徐冠巨：民企參與石化行業，其實有很多內容可以做，國企的阻礙現在是最后一個墻了，民營企業無非是希望降低門坎，減少內部壁壘，既然現時很多壟斷性行業都可以讓外資企業參與，沒有理由不允許中國人陸續享有國民待遇。現時中國石化行業很多環節都可以讓外資參與，再如國有商業銀行，現在可以讓外資參股，民營資本也可以向內募集資金，把民間資本引入這些重點行業中。

　　我想這個情況不會維持太久，很快便可以走過去，民間資本對經濟發展必然會有更多的參與，現在政策及制度方面都解決了，余下要做的便是利益群體之間的協調工作。

　　《21世紀》：中國國家控股的石油公司到外國去收購石油天然氣資產，往往令對方神經緊張，不想把資源賣給國企，例如中海油到美國收購優尼科失敗，這便是一個重要原因，如果由民營企業出面收購，結局會否改寫？現時中國民企的實力是否有足夠能力走出去？

　　徐冠巨：確實有很多民營企業正在這樣想，其實是有這個可能的，關鍵是現在還沒有一家民營石油企業能做得夠大，可以花100多億美元去收購這些國際油氣資產。中國現時的情況是，單獨來看沒有一家是足夠大的，但是一定要扶持一下，許多家加起來也可以，浙江100多億元人民幣建一座大橋，全部是民營資本做的。如果放開的話民營資本是做得到的。

　　其實這也涉及到國家安全的考慮，別國基于國家安全，不讓我們的國家控股企業收購美國的油氣資產，但我們在內資還未進入，卻容許外資參與這些壟斷性行業了，我們現在不是要求較外資更優惠的條件，但最少得與外資看齊。

　　現在我們(工商聯)代表民營企業提出的要求是這樣的，外資投資一些產業有稅收優惠的，我們民營企業也應該有優惠，外資可以進入的領域，民資首先應該進入。這一點中央已經突破了，“36條”已經寫進去了，現在關鍵是如何執行。

　　金融業：民企期待具體進入措施

　　《21世紀》：除了石油行業之后，金融也是壟斷性行業，東方集團作為全國最大的民營金融控股公司，張董有哪些建議？

　　張宏偉：“十一五”規劃對未來2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整個中國經濟結構，特別是參與國際競爭，都擁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十一五”規劃方面我們可能關注得更多一些，提案也更積極一些。我今年有兩個提案，其中一個是涉及到金融安全方面，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另外在關注金融安全的同時，怎么樣去鼓勵和支持中國民營資本進入這些高端企業。

　　我的意見是作為金融領域的改革開放如何建立一套機制，讓民間的資本能夠有一個機制，或者一個平臺，進入國家高端企業體制改革當中去。我們政策已經放開了，但是具體的進入辦法和措施現在還沒有，我們想有關部門就民營資本進入國有商業銀行，包括保險行業，能夠吸收民間資本，給老百姓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機會，可能要重視這方面的一個利益主體。為什么呢？我們很多銀行保險，通過包裝、改制以后到海外上市，海外上市當然是作為金融體制改革，這是很重要的一步了，包括吸引國際資本，但是我們國內老百姓大量的過剩的資本，是不是應該給他們一個投資的機會，起碼中國老百姓的資本要和外資是同等條件進入的。否則我們中國老百姓失去了這樣一個機會，這個資源價值是很難評估的。

　　從政策層面，現時外資銀行在2006年之前入股國有商業銀行有一個比例限制，每一個單一的企業不能超過20%，總量不超過25%。但是對民間資本進入沒有這樣的說法。是參照外資這樣的比例進入呢？還是我們定一個什么標準？這就是民企如何準入壟斷性行業的一個重要考慮。我的看法是即使民間資本不能比外資進入的條件更優惠，最少也需要同等條件。

　　《21世紀》：你同時是民生銀行的副董事長，民生銀行是我國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全部民間資本的銀行，有人說民生銀行現時與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是不對等的，因為國有商業銀行首先有國家每家注入200億美元的資本金，第二它到境外上市又能集資近100億美元，相比之下，民生銀行就很弱勢了，又沒有國家給你錢，又沒境外股東給你錢。

　　張宏偉：從政策層面沒有什么不對等的，只是操作上我們怎么樣把握。我想作為民生銀行和其它銀行，從政策層面上沒有什么不同的，只是說民營資本在民生銀行發揮的作用更大一些。

　　現在有爭論國有商業銀行是否應該到境外上市，我看沒有什么應該不應該的，重點是要在這些銀行上市之前，應該考慮給中國的民間資本設計一個通道，讓他們也有同樣的權利，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去投資。不管是私募還是公募，我想這個權利應該給民間資本留出來。

　　包括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的壟斷行業，比如說銀行、保險、電信，以及資源壟斷的行業，都屬于國家壟斷性的資源。國企到海外上市引進國際資本，這條路是沒有錯的，是通過改制和融資使這些行業再發展。但是在海外融資上市之前，我們要研究一個方法，如何先讓民間資本進入。

　　我們都在呼吁這件事情，也就是說現在在改制過程當中，有關部門可能對我們民間資本進入這一塊沒有一個具體辦法。所以老百姓有錢也沒辦法投。

　　郵政快遞業：呼喚競爭空間

　　《21世紀》：關于民營企業準入壟斷性行業，任參事是不是還有一個關于民營快遞的提案？

　　任王嶺：我主要是談民營快遞的發展缺乏公平公正的環境，更缺乏壯大的條例。現時中國的民營快遞已發展至數萬家之多，從業人員達百萬人以上，其中30%為下崗工人，50%為進城的農民工。他們依靠民營機制的靈活性和工作的高效率，以及合理的服務價位，贏得了巨大的市場份額。在國家沒給予一分投入的情況下，民營快遞已經做出了上百億元的行業規模，擔當了全國快遞任務中同城快遞(例如北京之內)的80%，省際快遞的50%以上。民營快遞企業不僅安排了大量待業人員就業，而且成了服務廣大商戶支撐快遞業務的主力軍，為推進郵遞業的改革和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然而新近起草的郵政法第七稿，與中石油中石化一樣，很多內容反映出郵政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引出的弊端，多處滲透著郵政對壟斷權利的絕對保護和對民營快遞業的打壓。

　　草案的第七稿第十條規定：“信件的寄遞由郵政企業專營；國際信件的速遞業務和單件重量在350克以上的國內信件速遞業務除外。”問題要害就在單件重量350克這個350克除外，就意味著350克以下的國內信件全部被郵政壟斷，而留給民營企業的空間只有350克以上的國內信件。

　　按郵政設定的常規信件不超過20克計，350克的函件，就是平信的17.5倍。現在市場上，快遞的重量在350克以上的信件和包裹，不到總量的10%，如果350克以下全被郵政企業所壟斷，90%的民營快遞將倒閉，造成上百萬人失業。

　　這充分暴露了郵政的壟斷心理，無視十幾萬家民營快遞企業存在的心態，不符合中共中央十六大關于“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要求，也背離“36條”。

　　《21世紀》：郵政要維護自身的利益，當然想增加自己的市場份額。

　　任玉嶺：這正是問題核心所在。郵政作為管理執法部門，又擁有自己的大批企業，這樣既是裁判又是運動員的角色，顯然對管理民營快遞企業有很多不便。為了防止不公平競爭和霸權行為的發生，更好保護民營快遞的生存，減少腐敗的滋生，建議參考國際貨代企業(經營國際快遞業務)的管理歸屬，將民營快遞作為物流業劃歸商務部進行管理。

　　《21世紀》：您還有什么具體建議？

　　任玉嶺：我認為郵政應放開市場，允許民營企業獨資或合資經營承遞。在WTO的規定下，外資已可以參與我們的快遞業務，沒有理由要把民營企業排除在外。

　　現時國際上郵政企業專營信函多在50克上下，英國則已全部放開，我國沒有理由定在350克。建議將全部商業信函排除在專營范圍之外，或把郵政專營范圍定為100克以下的信函，留出市場份額，讓民營企業參與競爭。

　　“36條”仍待繼續落實

　　《21世紀》：過去幾年民營經濟的比重一直在增長，現時情況如何？

　　鄭躍文：根據我們最近進行的調研，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力量。2000年以來，民營經濟特別是私企稅收明顯快于全國稅收增長速度。私營企業稅收增長率5年來一直保持40%以上的速度，占全國稅收比重從2000年的3.3%提高到目前的8.7%。從總量看，目前民營經濟稅收比重已經超過國有經濟。不少地方民營經濟稅收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超過60%。

　　十一五規劃中強調自主創新，問題是如何激勵企業自主創新？只有打破壟斷才能更大限度地引入競爭，從而才能激勵企業在競爭中不斷創新。而政府要鼓勵這種企業的創新行為，從政策、法律上為其提供良好的創新進取環境。目前中國還存在各種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因素，減少規制、打破壟斷是為中國經濟注入活力的重要手段。壟斷意味著無需創新、無需降低成本即可以獲得高額利潤，在壟斷的保護下才能生存的企業是沒有競爭力的，這樣的企業的存在是對資源的嚴重浪費。壟斷企業沒有積極進行創新的動力，進而也就會影響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進程。只有在更多的領域引入競爭、打破壟斷，才可能推動創新。

　　《21世紀》：除了市場準入，民營企業還面對什么問題？你覺得需要什么新政策？

　　鄭躍文：政府應該從政策、金融、技術三個方面給民營以支持。在政策上，政府在鼓勵創新方面應該打破所有制的壁壘，不論所有制形式如何，重點支持有發展潛力的企業。最初進入新興產業的企業，成功或失敗具有外部性，政府可以對此予以補貼，如采取較低的銀行利率或是優惠政策等等，以鼓勵最初進入新興產業的創新型企業。

　　在金融上，需要盡快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對于有實力的龍頭企業給予重點支持，對于有潛力的中小企業，不論所有制為何，都要使其有一個能夠得到關心和扶持的金融環境。

　　在技術上，可以建設開放式的技術研發平臺，促進信息共享和科技成果轉化；鼓勵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共建一批面向市場的開放式實驗室，實現資源與信息共享。

　　企業的三大創新分別指的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理念創新，而理念創新是企業創新的靈魂，企業家是企業創新的核心。政府要激發企業家的創造熱情，加快配套立法進程，完善保護私人產權法律體系。改善行政執法、改進司法監督，營造更加公正的法治環境。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充分發揮商會協會的重要作用。同時要對企業和個人的合法所得給予充分的法律保護。

　　另一項重要政策是對龍頭產業的支持。國際的做法是，只要是產業的龍頭，國家就全力以赴支持，人家韓國管你是私營企業還有國有企業，只要你是三星、現代，國家便能拿戰爭賠款來支持。

　　就像一個家庭里生的幾個孩子，只要是孩子，甭管是老大、老二還是老三，只要他有能力，有學識，我就在教育上面給他多一點錢讓他學習。對于龍頭企業，國家可以在政策、財稅、金融、法制，方方面面都要加以扶持。

　　《21世紀》：但是以前非公經濟沒有法律地位，大部分民企也一直沒有寄望政府的扶持。

　　鄭躍文：中國過去28年的改革開放，制度上跑出一個副產品來，就是沒有投入，結果得到一個大發展，這個副產品就叫民營企業。制度改了，放手發動中國老百姓都去創業。結果“放手”這一句話，就讓中國現在GDP、稅收、外貿出口這些都發展起來了。從道理上講，家里沒有額外的投入，放手的結果卻讓家里富裕了，你說這是不是最需要做的一件事？這一塊既然這么容易發展，那它就很重要。首先是要著重給予個體民營企業一個自由寬松的發展環境。

　　我講一個名叫邱季保(音)的人的故事。在好些年前，他家里十幾個兄弟，由于沒有飯吃，去給人家補鞋，結果被抓判刑，告他投機倒把，你能想象補個鞋都是投機倒把嗎？現在國家改革開放以后，總理說他是國寶。結果他的縫紉機就賣向了全世界，排到世界前一兩位。這種例子還不能說明政策放寬可能帶給人的潛力嗎？

　　《21世紀》：下一步要怎樣？

　　鄭躍文：要進一步放開，那就是“36條”。開始是說你投機倒把，我把這個地方的東西賣到那個地方，我有點技術幫你補個鞋都不行，現在放開了。但是現在還有一些壟斷的行業不讓民間資本去，這“36條”就是進一步放開。所以要推進“36條”的落實。

　　第二點，所有的人去做事，都希望自己的成果得到保護，沒有風險。這就需要法律來保護。過去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一旦我們出現一些問題，是不是有法制來保障呢？有些有，有些還不一定。這就是法律規范，比如說過去企業內部有人拿了錢跑了，那叫糾紛。個人與個人之間就叫糾紛，因為法律上沒有保護個人的權利。所以十六大講得很好：對合法所得，我們要加以保障。

　　這就是最重要的兩個法：《物權法》和《破產法》。我今年的提案繼續建議制定《物權法》。人的三大基本權利即財產權、生存權和自由權，在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財產權，因為，生存權和自由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財產權的。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盡快地頒布《物權法》，對于推動我們國家新一輪創新具有重大意義。

　　鼓勵創新，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讓人們愿意去創新的問題。人們之所以創新，是因為他們對創新的成果能夠受到法律保護具有良好的預期。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建立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激勵機制，更多的創新者就會涌現出來。比如，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能夠為創新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保障；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無疑能夠為創新者全力投入創新、獲得最好回報提供保障。

　　創新除了國家要在經濟上加大支持力度外，更重要的是要從制度和政策上加以保障。這樣才能更有效地激發創新者的創新熱情，激發創業者的創業熱情。

　　制度和政策的保障是創新的前提，收益是創新的動力。創新可以有風險，創新可能會失敗，但創新的成果不能被剝奪。因此，《物權法》的早日出臺必將為我們國家新一輪創新活動的蓬勃開展，帶來重要的也是深遠的影響。

　　《21世紀》：“非公經濟36條”的進一步落實，還存在什么障礙？

　　保育鈞：“非公經濟36條”是建國56年來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布的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性文件。盡管沒有多少新的提法，但它把中共十六大、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精神系統地梳理到國務院的文件當中，對市場準入、平等待遇、財稅支持、權益保障以及政府引導提高民營企業素質等方面，做了系統的表述。從這個意義上講，確實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文件出臺之后，各方面反響都很強烈。民營企業很高興，他們認為，這是鄧小平南巡后的第二個春天。2005年，民營經濟的發展速度加快，私營企業增長到430萬戶左右，增幅超過20%。但“非公經濟36條”的進一步落實，還存在幾個障礙。一是有些人總是把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分割對立起來。這說明中共十六大關于民營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并沒有普遍地被接受。

　　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兩個“毫不動搖，一個統一”——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把兩者統一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當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而現在落實的阻力就出在是“兩者統一、共同發展、相互促進”還是兩者分割對立這個根本問題上。

　　第二，這種障礙也適應了某些壟斷行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假如說壟斷行業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就會打破它們政企不分的局面，它們就開始緊張。過去它們那種按部就班、不講效率、吃大鍋飯的日子就無法繼續了，更重要的是，有了競爭以后就不能獨享壟斷利潤了。最近媒體報道，去年中央企業實現利潤6276億元，地方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318億元，我覺得這不能說明什么。第一，不交待國有資產總額，贏利再多不和總資產相比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據透露，國有資產總額10.6萬億，凈資產4.6萬億，就是說國有企業60%以上的資產是靠國家貸款，民營企業沒這個待遇的；第二，不交待這個錢是怎么賺來的。是靠壟斷、靠漲價還是靠技術進步提高效率？要知道我們的電信是靠雙向收費獲取高額利潤的；第三，不交待利潤去向，從1994年開始，國有企業利潤不上繳，這就怪了，既然是國有企業，利潤又不交給國家，事實上就是侵占了本來屬于全國人民的剩余價值。“36條”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要參與競爭，這本是好事，但壟斷行業說是威脅了國家安全。外國資本進來他們很歡迎，而國內民資進去就威脅安全了，還是威脅了他們的大鍋飯呢？所以威脅了國家安全是個偽命題。許多賺錢的領域民營企業難以進去，只能在供大于求的一般領域競爭。據我了解，現在民營企業在制造當中銷售利潤已經很薄，稅后利潤大概只有6%-8%。

　　第三個是法律障礙。要貫徹落實“36條”必須先修訂清理現行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否則，民營企業哪些領域可以進入、哪些領域不能進入，就無法取得共識。某些行業可以用過去的法律法規抵制民營企業的進入。過去我們制定某個方面的法律法規一般是由某個相關部門起草的，相關部門在法律法規起草過程中乘機擴大自己權力”。現在這些法律都要重新審核、修改，但誰來審核是一個很大的難題，現在留出這么大的一個空間，這個問題不解決是不行的。

　　《21世紀》：那么具體應該由誰來打破這些障礙呢？

　　保育鈞：這就涉及到第四個障礙——體制障礙。現在，經濟主體多元化，但我們國家的一些行政機構設置，仍然沿襲著計劃經濟體制。對新出現的民營經濟，許多部門是既不懂又不管。工商聯只是一個人民團體，沒有實權。政府應該管，可是到現在為止，只有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下面一個非公經濟處是直接為非公經濟服務的。非公企業400多萬戶了，在GDP當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納稅、解決就業那么多，政府部門只有一個處在聯系，小馬拉大車，很不相稱。

　　落實“36條”，要一條一條落實到實處，需要政府相關部門來協調、解決。問題是誰來監督、督促？目前還沒有這個機制。國家發改委有個協調小組，大概有四五十個部門聯席會議，一個時期集中研究一個問題，是不定期的，不能下命令給部門，從調查研究中尋求共識。

　　《21世紀》：在十一五期間，浙江民企有沒有特別想推動的呢？

　　徐冠巨：浙江民企是發展得比較健康的一部分。在前一階段，早期姓“公”姓“私”的爭論解決了以后，浙江民營企業是非常平穩地在發展，它們都是在競爭領域發展的。

　　但我們到國外去便遇到一些麻煩，像西班牙造鞋企業被燒等等，或者是受到反傾銷的訴訟，這種情況近年比較多了。我們也注意到這幾年中央政府也是比較認真在保護自己的利益，去年紡織品的配額問題，商務部也專門就這個事情跟歐美進行了交涉。

　　《21世紀》：你們浙江企業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中央怎么幫你們的？

　　徐冠巨：我們這邊，就是企業還是比較弱小，相應的機構還沒有健全起來，比如說別的一些國家都是以行業商會的形式出現，我們出面的是誰呢？要么是政府，要么是企業，行業商會比較弱，這方面的作用還發揮不起來。應該說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還是非常重視的，企業有時候碰到這個問題也不知所措。中國的企業出去受到傾銷的訴訟，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完全有理由反駁和說服他們：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由于應對的體系不夠健全，中國的企業對外面這些情況不夠了解等等，我們的出口企業還會受到比較大的損失。所以，目前情況下我們企業就是要了解這樣的貿易規則，同時要大力培養這樣的行業組織，目前我們的行業組織還是處于官辦狀態，還是政府的組織，民間的就非常的弱小，而且這個組織還不健全。

　　《21世紀》：是不是應該培養真正能代表行業利益的民間行業組織？

　　徐冠巨：中國陸續走向世界的時候，行業組織就是非常重要的。把政府的職能和行業的職能加以協同，把行業組織培育起來，成為政府和企業的一種力量，這個是非常必要的。現在這一點還沒有被我們的政府足夠地重視起來。

　　《21世紀》：政府能扮演什么角色呢？商會可以怎么改善自己的角色，來維護小商戶的利益，不讓小商戶吃虧？

　　徐冠巨：中國要有快速的反應機制，最重要的就是商會的功能要非常健全。有時候就是明明知道這個是怎么回事，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在短時間內來組織很多的證明材料。其實這就是商會的功能，是行業協會的功能。必須有那么多的材料去應對這些。要有預見性地準備相當多的原材料，要對對方可能提出的問題有防范。

　　如2002年浙江西蘭花的例子。日本出臺了新的農藥監測標準，我們沒有協會去先了解后應變，結果大量西蘭花不能出口到日本，都爛在田里。所以商會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有農業商會或農產品商會，這些農民及出口企業便不會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