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一家人：從東方紅到揚帆

　　本報記者 吳紅纓 重慶報道

　　生活終于慢下來。

　　黃清英從理發店出來，天色已暗。家里只有她一個人，她給自己下了碗餃子。這天是3月3日，丈夫張世遠去他組織的老兵合唱團活動了，而女兒遠在北京。

　　以前，永遠是張世遠等她回來。盡管家里的財政大權一直由丈夫掌管，某種意義上，黃清英才是這個家的主心骨。53歲的她是一家化工企業的董事長兼總理，總是早出晚歸，直到2005年，這家化工廠因為搬遷而歇業。

　　在國企大樹下

　　日子如流水。

　　1971年，17歲的黃清英中學畢業就來到東方紅試劑廠工作。她的父母都是國營重棉三廠工人，皆老黨員，黃因此幸運地避開了上山下鄉當知青的命運。也因為此，一分到廠里，她就任打字員，而不是下車間。

　　上世紀60年代，國家推行“三線建設”，在重慶布局了一批包括從常規兵器到尖端科學在內的軍事科技工業，并內遷了一批配套工業。此舉奠定了重慶重

　　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化工廠大多為化工部或市化工局定點的軍工配套單位，其中川染、長化、長壽、川慶等化工企業，還是中央直屬企業。那時民營企業還未獲準參與競爭，重慶的30多家國營，10余家集體企業，產銷不愁。他們亦是上世紀80年代重慶工業支柱產業之一。重慶的化工“四小龍”：朝陽化工、勤儉化工、嘉陵化工、江南化工，在全國都小有名氣。

　　而東方紅試劑廠就是這類軍工配套企業之一。廠區設在南岸區一個叫雞冠石的地方，當年是偏僻的郊區，不通公路。

　　“文革”后，東方紅試劑廠更名為東方試劑廠。化工廠的產品一般由化工部或市化工局設計好后，交企業定做。這使得企業沒有研發動力，為他們在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出于運輸的方便，這些化工廠大多布局于沿江的郊區，重慶主城區還沒有擴展至此，污染問題當時并不會引起足夠重視。

　　張世遠當時所在的重慶棉三廠也是一家內遷企業。重慶棉三廠是家大型企業，原名裕華紗廠，始建于1919年，1938年抗戰時期從武漢搬遷來渝。同時期的還有國營棉一廠、二廠、四廠，是重慶四大紡織廠，有職工幾萬人，曾經在重慶乃至全國都風光無限。

　　兩人在國營企業安穩的大樹下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

　　1989年黃清英以黨辦主任身份調離時，東方試劑廠和重慶各大化工行業一樣，開始走下坡路。

　　改革的10年

　　1990年代是黃人生當中最重要也是最輝煌的時期。

　　市場經濟的步伐已不可阻擋地推進。國家取消了對化工企業定點產銷的指令。當年以軍品配套為主的企業普遍面臨產品老化，設備陳舊，包袱沉重，效率低下的通病。

　　民營企業也開始涉足這個行業。這些民企，尤其是江浙一帶的民企老板，出高價到重慶國營企業搜羅人才。最典型的是1996年，江浙的民營將重慶長壽化工廠的一批技術人員集體挖走，震動了市政府。

　　黃清英在1989年調到川東化工廠，歷任工會主席，副廠長。上世紀90年代初，重慶市決定選取幾家大型化工廠試點，川東化工廠這樣的中型企業未列于試點改革名單中。

　　在黃清英的倡導下，川東決定自己改革。

　　由黃清英操刀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實行效益工資，計件工資，獎金向一線傾斜，定崗定員，競爭上崗。這些改革雖然在今天看來很普通，但在當時卻需要勇氣。員工的工資被分為檔案工資、職務津貼和效益工資三塊。效益工資相當于獎金，當時國家對企業計發獎金要征30%的稅，這也是許多企業猶豫觀望的原因。

　　后來的事實證明，早改革的都渡過了難關，后改革的都被逐出圈外。在1996年的國企化工人才流失高鋒時期，川東良好的機制留住了大批技術骨干。

　　川東化工廠由此步入良性發展。

　　黃清英的精力都撲在工作上，回家也難得和張世遠說上幾句話。而張世遠所在的國有紡織行業，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起，就面臨全行業的困境。

　　張世遠原來所在重慶針織總廠，從1986年起就虧損，到1992年資產負債率竟達191%，這一年，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了它破產，這也是中國第一起最大的國有企業破產案。

　　張世遠在1998年退休，退休工資僅300元。

　　而1998年，黃清英和企業領導班子一起，開始推進更徹底的改革。這時改革的主流是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川東化工廠被改組為公司，全部職工持股。

　　作為管理層，黃持股近100萬。黃清英此時的工資雖然也僅在八九百之間，但作為股東，她年底可分紅。

　　告別的年代

　　2000年，黃清英被調往長江化工廠任廠長。當時這家企業欠外債1400多萬元，廠外官司不斷，廠內矛盾重重，生產經營舉步維艱。

　　這次改革她經歷了很多阻力，甚至受到威脅和指責。她還是用一年的時間，實現了企業5年沒有完成的公司化轉制。公司取名揚帆，第二年就實現贏利，一度成為西部地區塑料助劑行業的重點生產廠家。

　　但是好景不長，化工企業的生存又遇到了新的困境。過去由于歷史和地理條件的限制，傳統化工企業大部分分散于重慶長江、嘉陵江區域，隨著重慶的城市擴張，廠區漸漸被納入主城區，工業排污則直接影響了重慶的飲用水質。

　　2004年，天原化工廠的氯氣泄漏事件，使政府更意識到，分布于主城的29家化工企業是隱藏的“炸彈”，它們被要求在2007年前陸續從主城撤離，主要遷往重慶的長壽、萬州、涪陵三個化工園區。揚帆公司亦是搬遷對象。

　　這場大規模搬遷也是一個淘汰的過程，一些本來效益就不好的化工企業在搬遷中或破產，或歇業或被兼并，它意味著老一代的化工企業將退出歷史舞臺。

　　但新型的化工業仍是重慶重點發展目標。在該市經委2005年的方案中，計劃利用三個化工園區的資源優勢，預計總投資過千億，打造一個“百億化工項目集群”。

　　揚帆在2005年歇業，公司所屬的生產設備及其所屬全資子公司資產進入產權產易所拍賣。黃清英現在被安排到南岸區經委工作，同時，一家民營化工企業請她任管理顧問，她現在的月收入有1萬多元，比任何時候都多。但是，黃清英還是有些遺憾失去了她付出心血的企業的。

　　2005年發生了很多事。重棉三廠終于談定了“婆家”，山東如意集團將其收購。黃清英家亦在此年，操辦了女兒的婚禮，賓客如云，其中很多人來自已發展為集團公司的川東化工，她仍持有這個公司的股份。這年底，黃還花4000元買了架手風琴送給張世遠——這是在過去的每月掙1000元的日子里張世遠一直舍不得為自己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