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人：生活在小商品市場的邊緣

　　見習記者 張鳳安 義烏報道

　　“十多年前，這里絕對是義烏最繁華之地。”鮑旭明告訴記者。

　　義烏的城中路與篁園路交叉口處的一個小廣場上，矗立著一座不到兩米高的雕塑老人，頭戴斗笠，肩挑貨郎擔，右手高擎一個撥浪鼓，滿臉刻著深深的皺紋。

　　當鮑旭明開著那輛略顯破舊的出租車經(jīng)過這座“敲糖換雞毛”雕塑的時候，偶爾會想起當年全家人發(fā)愁如何打發(fā)剛剛收獲的100擔紅糖的情景。鮑旭明的父親會擔著糖餅出去，換回帶泥土的雞毛，這是農(nóng)田里最好的肥料了。

　　鮑旭明上小學的時候，父親卸下了“敲糖換雞毛”的貨擔，在廣場附近擺起了小貨攤賣鞋墊。幾年后，父親花了18萬元為鮑旭明在義烏城里購買了一套70平方米的商品房。自此，鮑旭明開始了第一批富起來的義烏人的城里生活。那一年，他剛好20歲。

　　如今鮑旭明28歲了，8年來，他兢兢業(yè)業(yè)地開著那輛紅色的

　　在義烏城戚繼光大道盡頭的不遠處是歷史學家吳晗的故居，在吳晗出生的時候，義烏人“敲糖換雞毛”的小生意已經(jīng)存在100多年了。只是吳晗在書寫晚明資本主義萌芽的篇章時，并沒有想到，這出于生計之需的民間活動，居然催生出如今中國最為活躍的小商品市場，同時也深刻地改變了義烏人的生活。鮑旭明家的變化正是二十年來普通義烏家庭變遷的寫照。

　　“金盆洗手”

　　溫州商人包煙紐在義烏小商品市場里，拿著一個花邊樣品，從西門的攤位走到東門的攤位，臉上的焦慮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下午四點了，還沒有找到所需要的生產(chǎn)廠家。手中的訂單這幾天必須出貨，否則丟了大客戶就意味著這半年白忙了。

　　華燈初上，喧囂一整天的義烏小商品城即將關張，準備把熱鬧轉(zhuǎn)移到城里的大大小小幾千家賓館和娛樂場所。包煙紐終于從一個流動的小攤販那里下了樣品的生產(chǎn)訂單，這一單少說可以掙幾萬塊。

　　此時，遠在10公里外的義亭鎮(zhèn)，鮑旭明的堂叔也接到電話，說找到了生產(chǎn)訂單，晚上可以繼續(xù)開工了。半個月后他們就要將這批貨送到包煙紐那里。

　　鮑旭明的老家也在義亭，在義烏城戚繼光大道往西北方向。

　　在吳晗故居以東不到兩公里處，正是鮑旭明的鮑家老宅。鮑旭明家是一棟三層的樓房，一樓的一間30平米的敞亮房間里，擺著一張寬約1.5米，長約2米的厚木板。木板上的坑坑洼洼見證了當年熬糖做糖餅的情景。如今木板上已經(jīng)聞不到透著甜蜜的紅糖香，取而代之的是一捆捆花布。木板斜對面墻角處有一架縫紉機，在鮑家僅有的不到兩畝地被征用后，這架縫紉機才開始真正忙碌起來。鮑旭明母親就在上面不停的縫著花邊帽子。一頂帽子可以掙5分錢，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做600頂，一個月算下來能掙將近1000塊。

　　鮑旭明母親將縫好的花邊帽子送到隔壁鮑旭明堂叔家。在同樣是三層高的樓房里，堂叔雇傭了10來個女工，埋頭做著花邊帽子的一道道工序：掐邊、走線、質(zhì)檢、封裝。

　　“現(xiàn)在掙不到什么錢了，一個花邊帽子我們只有兩三毛的利潤，而他們拿去至少賣兩塊錢。”鮑旭明堂嬸說的“他們”，正是像包煙紐這樣的批發(fā)商。

　　十多年前，當鮑旭明的父親把靠擺小攤賺到的錢給兒子買房子的時候，義烏小商品城也幾易其址，從城中路與篁園路交叉口處搬遷出來，形成現(xiàn)在的小商品城，當時每個攤位的租金不過一年三四千元。但鮑旭明的父親認為太貴了，因為此前他的攤位幾乎是不需要租金的。“生意做大了就有風險。”鮑旭明淡淡地解釋當時許多義烏人挖了第一桶金就“金盆洗手”的原因。

　　此后鮑家?guī)缀醪辉僮鲂∩唐飞�意，而恰恰是這10年，以溫州人為代表的外地客商進軍義烏，小商品城的攤位租金也從每年幾千元被炒到幾萬甚至十幾萬元。田地被征用后，鮑旭明家發(fā)現(xiàn)，最好的出路就是給溫州商人做“代工”。

　　“別看我這里有十幾個工人，算下來每年也就凈掙三四萬元。與城里有攤位的人比，我們賺的不過他們的零頭。”鮑旭明的堂嬸說。而鮑旭明的母親通過給堂叔家做“代工”的“代工”，每個月還能掙千把塊。

　　“還好我父親偶爾開開他那輛拖拉機，幫人運運貨，每個月也可以有一千塊錢收入。”鮑旭明心滿意足。小商品城的一個攤位年租金十萬元，在他們看來，這不是他們曾經(jīng)挑著小貨擔的肩膀可以承受的風險之重。

　　同時，家庭小作坊也存在困境，舅舅家小作坊近期的遭遇讓鮑旭明放棄了這一想法。

　　3月6日下午，義烏佛堂鎮(zhèn)艷陽高照。鮑旭明的舅舅早早來到佛堂鎮(zhèn)的小市場，舉著招工牌子。從春節(jié)到現(xiàn)在，他們家的小作坊已經(jīng)停工將近兩個月，只靠賣存貨支撐。小作坊的投入并不少，鮑旭明舅舅去年投入了10萬元，一年辛苦下來沒賺多少錢。

　　直到中午，招工現(xiàn)場還是招工的人多，應聘的人少。“民工荒”讓幾位來自江西的工人多了幾分選擇，但最后雙方不歡而散。“利潤越來越低，生意越來越難做。”這是鮑旭明家族小作坊面臨的問題。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外地客商坐鮑旭明的車，都會問這個本地人，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為什么不做小商品生意，來開出租車呢？“做小商品生意風險太高；搞小作坊利潤越來越低。”鮑旭明總是如是回答。

　　“現(xiàn)在我開出租車每個月平均有四五千元的固定收入，不是很好嗎？”鮑旭明說，在義烏開出租車的本地人不少，除了7萬元的押金外，由于許多人拿不到三證(駕駛證、出租車駕駛資格證、上崗證)，只好另謀他路。在義烏的任何一個角落里，如果攔下一輛紅色的出租車，這輛車肯定是義烏人承包的。紅色出租車在義烏有將近3000輛，另外3000輛淡綠色由外地人向出租車公司承租。

　　“白天我自己跑，收入大概450元，晚上租給別人收入是300元。扣掉油費200元、承包費210元、養(yǎng)路費100元、維修費100元，我每天可以凈賺大約140元，一個月下來就是4000多元。”鮑旭明掐著指頭算，“這樣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們消費很節(jié)省的。”

　　2004年鮑旭明結(jié)婚了，妻子在懷孕期間和生完小孩至今都沒有出去工作。但以鮑旭明每年將近5萬元的收入折算下來，人均收入仍達到1萬以上，“我每天穿著制服上班，所以買衣服的錢也節(jié)省下來了。每個月給兒子買奶粉的錢是家里最大的一筆開支。每個月全家消費不到一千元。”

　　義烏國際商貿(mào)城二期市場于去年底落成，新的商貿(mào)城更為現(xiàn)代化。許多商鋪攤位仍然在熱招之中，10平方米的商鋪，一簽五年，租金50萬。鮑旭明對此心靜如水，“今年出租車承包期到期，我還要再續(xù)租幾年。”而妻子也打算在小孩可以送幼兒園的時候，找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穩(wěn)定的收入、節(jié)儉過日子，這是經(jīng)受市場大洗禮后普通義烏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