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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召開，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重大國策得以厘定。從中不難預見中國經濟發展未來方向將發生巨變。
實際上，在不同時期，經濟發展有不同目的，因而也就必然有不同軌道。兩會之后，“中國列車”的目的地在哪里？又該沿著什么樣的軌道前行？概括地講，“目的地”就是建立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而“軌道”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
近年來，我國經濟成就非凡，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一些人為“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而盲目自豪，一些人因為“中國打一個噴嚏，世界要感冒”的調侃而沾沾自喜。事實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種種不和諧之處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如不適時調整，“更上一層樓”將難上加難。
在經濟領域，目前我國投資與消費失衡嚴重，投資率高達44%，超過國際平均水平1倍左右。但由于有效消費不足，產能過剩日益顯現，企業效益大幅下滑。由于投資增長過快和利用效率低下，資源與能源出現短缺。
在社會領域，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基尼系數已突破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社會資源的分配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得極為不公正。農民看病難、上學難的問題尤為突出。
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深化，社會階層出現分化。不同利益群體的權利意識與政治訴求不一，人民內部矛盾有所增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現扭曲。在企業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庫區移民、安全生產等諸多方面出現不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
是的，“中國列車”已經走到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我們必須拿出有效的辦法來衡量即將做出的選擇。然而，世界上可以直接供我國參考的經驗并不多。
在西方歷史上，關于國家直接干預經濟的學說中，非常有影響力的是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西方國家正是借助凱恩斯的學說，舒緩了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但凱恩斯的學說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它的主要貢獻是燙平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調節經濟列車運行速度。中國經濟面臨的并非速度問題，而是軌道問題。
為此，政府選擇了四大戰略重點作為突破口。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城鄉二元性不僅是社會失衡的最主要體現，而且從各國經驗看，這一問題的解決也是社會和諧與經濟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前提；二是區域協調發展，其中新的亮點是實現中部崛起。中部地區能否崛起，在較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順利承接來自東部地區的產業遷移，并逐步融入外向型經濟圈中。這是影響中國工業化進程在未來10～15年能否加速推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三是鼓勵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既是化解能源資源緊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終動力，同時在市場換技術戰略成效不顯著的情況下，也是我國由大國走向強國的唯一途徑；四是發展循環經濟，繞開“先污染，后治理”的工業化陷阱，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上述四個重點從不同角度出發，將形成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合力。需要注意的是，所有這些都離不開進一步深化改革。關于改革，最近社會上正掀起新一輪爭議，越來越多的人介入其中。人們需要注意防止兩種傾向：一是質疑改革方向的傾向，二是將改革神圣化的傾向。在心平氣和的氛圍中，大家客觀地檢討前期改革中的得失。這樣才能真正引導“中國列車”順利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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