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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嘆息
——中國城市人群經濟生態調查
編者按：毫不夸張地說，我們并沒有刻意定下任何基調——為了這一次面對城市主流人群經濟生態的調查(我們并非不關注農村，但這里只談城市)。這是本刊編輯部數位同仁利
用春節回家及訪友之便，所做的一次專項社會調查，即：在我們高談GDP增長時，城市里的大多數人，也就是那些最主流、最具特色的人群，他們的經濟生態究竟呈現出怎樣的面孔呢？
也很遺憾，在今日為不斷增長的GDP數字而歡欣鼓舞的中國，我們不得不把如下幾個城市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幾個人物的感嘆呈現于此，而他們所表現出的卻恰恰可以用如下詞語來形容：無奈、困惑、迷茫、焦慮不安……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遠不及GDP增長速度的收入、是如大山般壓來的房價、醫療和教育費用，是對未來保障的擔憂。如果非得用一句話來形容他們的表達，那只能是：一聲嘆息！
北京
城市特征之一：擁有龐大的流動人口，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各行業的精英。
代表人群：北漂。無固定工作，無固定住所，無固定感情……每一種不確定都是一種“漂”。他們看上去光鮮得很，工作也備受關注，且看上去自由、隨意、收入好，甚至有成名的機會。那就是光怪陸離的電視圈和在電視圈背后沉浮的人們——
胡曉影：
一個自由電視人的困惑與焦慮
(胡曉影，34歲，大學本科學歷，石家莊人，在北京從事電視行業)
胡曉影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給一家香港頗有影響力的電視媒體制作人文類電視專題節目，看起來風光得很。外人稱她為導演，她糾正說是編導，且是老編導。年齡夠大，從業時間夠長，與工作能力和經驗無關。因為沒簽約，所以只能算自由編導，干活拿錢，和電視臺的關系簡單干脆。
因為是自由編導，口碑就顯得非常重要，只有活兒做得好才可能有活兒做。還好，胡曉影的口碑夠好。她所服務的香港電視媒體主要節目都是在北京制作，而這家媒體在業內是以活累、錢少、要求高著稱的。“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牲口用”這句流傳在電視圈的經典句子就是從那里流傳出來的。即使是這樣，每天想到那里干活的人仍然趨之若鶩，甚至不少年輕的電視人把到那里工作視為自己的職業夢想。
2000年胡曉影初到北京，電視編導行業的市場價格是400元/分鐘。5年后，市場價格成了150元/分鐘，有的甚至低到每分鐘100元。她現在所服務的這家香港電視媒體的價格是30分鐘的節目4000元片酬，平均價格是133.33元/分鐘。胡曉影的工作包括前期策劃、聯系采訪、現場錄制、后期編輯、撰稿、配音、合成等整個電視制作流程中除攝像以外的全部。
1993年，胡曉影大學畢業分配到自己所在的省會電視臺，4年以后就擁有了屬于自己的三室一廳住房，以及一屋的家當和一筆存款。作為一個體制內的電視媒體人，她的收入夠高，福利夠好，生活夠從容。但在經歷了一次婚變之后，她從電視臺辭職了。在家給朋友寫了兩年的劇本后，她選擇離開，來到北京。從此以后，安穩的生活便再也沒有和她產生過關聯。
在北京這些年，胡曉影曾給多家電視臺工作過，制作了不少頗有影響力的節目。她目前的經濟情況是：在三環邊上和朋友合租一套兩居室，有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現金流，無存款亦無任何保險，惟一可稱為高額財產的是一臺價值25000元的DV攝像機，就是這臺攝像機，其中一部分錢還是來自在省會電視臺時的積蓄。
胡曉影的工作量并不穩定，有時候兩個月做出三期節目，有時候三個月做兩期節目。當然屬于她自己的時間也相對比較多。平均起來她每個月有4000元收入。這在電視行業算是中等偏低。她每月消費情況如下：房租1000元，水電及寬帶費用200元，交通費300元，電話費200元，餐費600元，服裝化妝品等生活用品300元，書籍、影碟費用150元，朋友交際應酬300元，總計3050元。通常她還會有一些意外的花費，算起來每月也就500元的節余。
胡曉影目前仍單身，父母有足夠的退休金應付生活，沒有家庭負擔的她目前主要的矛盾就是維持和經營自己。
讓胡曉影困惑的是：為什么她越來越努力，活做得越來越好，賺的錢卻越來越少？在這么快速的生活節奏下，人們還能走多遠？不過，比起所謂的困惑，還有更讓她焦慮和恐慌的事情：生病。體制外的人是不敢隨便生病的，這是胡曉影的口頭禪。最讓她絕望和無助情形竟然是在醫院里，當醫生問道是公費醫療還是自費醫療，當她回答完自費醫療后，覺得自己就是一只身不由己、任人宰割的羔羊。為此，她竟然在生病時拒絕去大醫院治療。
而疾病可不是她主觀上不敢生就不來的 ，今年34歲的胡曉影在電視這個屬于年輕人的行業中絕對算高齡了。就一個女人而言，她也接近中年了。常年累月的出差、 加班 、熬夜早已是家常便飯，再加上電視后期設備常年累月的輻射，她的身體絕不會比一般人更健康。
胡曉影把自己定位于人文類電視編導，這點很明確。她喜歡做紀錄片，與名利無關。做電視的女人很容易被異化，女人天性和性格中的特有的因子在潛移默化中就被稀釋掉了。胡曉影沒有被這樣的怪圈吸附，始終以她特有的姿態獨立著、散淡著、清醒著，且具有批判精神。
城市特征之二：據說中國最貴的別墅在上海，但占據了首都之名聲與便利的北京，卻集中了最多的豪宅。
代表人群：售樓小姐。那些專售高檔樓盤的售樓小姐，則成了常常被媒體關注的特殊的一群——雖然她們也與大多數人一樣地普通。她們賣的是豪宅，接觸的是最有錢的一群人，房子和金錢離她們卻是如此近又那么遠，她們只能在漂泊中做著屬于自己的安穩夢。
售樓小姐漂泊中的夢
(孫莉，24歲，河北承德人，高檔公寓銷售人員)
孫莉賣的高檔房有上百套，她看見很多有錢人住了進去，但是她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有屬于自己的房子。
但孫莉說，她現在一眼就能分辨出那些看房人的身價：暴發戶、明星、高級白領或者是工薪族。比如，暴發戶喜歡一擲千金，明星喜歡擺譜，高級白領大體上還比較和氣，工薪族在乎月供的多少。當然，這是幾乎所有賣過高檔別墅和公寓的售樓小姐，一兩年下來就可以練出的眼光。
三年前的秋天，21歲的孫莉從家鄉河北承德一所中專師范學校畢業后，沒有選擇在鄉村小學當老師，而是跟同班的另一同學相約來到了北京。憑著報紙上一個別墅廣告中附著的招聘啟事，她幸運地找到了工作：賣別墅的售樓小姐。
三年里，孫莉先賣別墅，又在一年后跳槽——當然，不跳槽也不行，因為那里的別墅賣完了。2005年5月，她再次跳到現在的公司，銷售精裝修公寓。現在二期賣完了，她和同事們正等著春暖花開時開盤銷售第三期。
“在北京，再貴的房子都有人買，但永遠都只是少數一部分人”，這是孫莉最大的感受。2003年秋天她來北京時，正是非典過后不久，郊區的房子吃香，這使得孫莉賣的那個別墅樓盤特別搶手，雖然價格不菲，一套就得400萬甚至1000萬以上；位置也比較偏遠，在八達嶺高速路的半道邊上，但是卻引來了形形色色知名或不出名的公司老板、演藝圈歌星影星們的追捧。孫莉笑著說，有些明星喜歡擺譜，其實售樓小姐們最不喜歡他們。她舉了一個例子：兩個歌星，一個正當紅胖乎乎又戴眼鏡的女的，還有一個靠唱什么白樺林出名的男生，有次一起來看房，車都不下，只是搖窗探頭出來招呼孫莉過來，說什么“叫你們老板來”。孫莉問他們有什么事，是買房嗎？那兩人不屑于與孫莉這個普通售樓小姐搭腔的樣子，只說叫經理來見面談，并且還要優惠。孫莉雖然看出了他們是誰，但卻不亢不卑地回答說，經理不在，而且這里可能沒有他們要的房子。最后，那兩人只好無趣地走了。孫莉說，高級樓盤售樓小姐們最知道明星的底細。
孫莉說，房價的高昂阻止了像她自己和許多工薪族的購房夢。但孫莉卻透露說，她現任職公司所在的城區，政府卻好像無意抑制甚至在放任房價的瘋漲，因為這促進了政府的收入和GDP數字的增長，“政府部門跟開發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多數政策都有利于開發商”。
孫莉現在的基本工資大概是1200元，扣除各種保險和稅，實際上只有700多元，連房租都不夠。其他的收入只能靠銷售的傭金。但現在相對成熟的房地產市場，傭金也不如過去，只有千分之一點五的提成。也就是說，賣出一套100萬的公寓，只有1500元提成，而且這1500元，得留下20%作為團隊基金，大概10%的稅，還有其他費用，到手的只有這1500元提成的65%，約在900多元。如果業績不錯，一個樓盤銷售周期下來，5萬左右的傭金是有的。優秀的可能更多。
但這一切卻不是有保障的。因為流動性很大。一個樓盤賣完，銷售人員往往就得散伙。而且，售樓部每三個月就會考核一次，對最差的兩人實行“末位淘汰”。雖然公司幫辦各種保險，但因為流動性大，形同虛設。另外，北京房地產的發展到2008年達到高峰后，會有一個調整，那時市區內可能沒有地建房了，到時沒有新盤開賣，做什么還不知道呢。
說到收入，有一段經歷對孫莉的刺激可能是最大的：她被派去山西太原做兩個月的樓盤推廣。本來她還想，這樣的地方怎么能有人買得起北京的房子。但是有一天，一個叫“寶姿”的品牌服裝也來太原，在他們租用的太原國貿大廈一樓宴會廳搞促銷活動。那些服裝，打折過后最低的價格也在2000元以上。孫莉想不到的是，那一天，能容納2000人的大宴會廳，竟然就像是趕集一般，有大批來自山西各地的太太小姐們像不要錢似地瘋狂搶購著。而另一次，她的一個客戶，一個開煤礦的老板問孫莉的工資是多少，孫莉如實回答他自己的底薪是700多元。那老板聽了很驚訝地說：“你們公司開的也太少了吧，700塊？我的煤礦一鏟下去就有這么多收入了。”
孫莉自己總結說：能夠占有資源是這些煤老板最大的優勢，雖然他們沒有什么文化，但他們就是能掙錢，所以才有了在北京上海出現的“山西購房團”。他們也喜歡買車。在山西，你可以看到很多像寶馬、悍馬等最高級的轎車。
今年24歲的孫莉說，她還不知道自己的將來要朝哪個方向發展。在北京，像她這樣的年輕人還有很多，他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年輕。她希望有一天住上自己的房子，不管在北京還是在別的地方。
城市特征之三：中央國家機關最集中的城市。
人群特征：國家公務員。近幾年，報考國家公務員的數字持續攀升，大批優秀的本科和碩士畢業生紛紛把公務員作為職業規劃首選。盡管在改革開放之初有相當一批人拋棄了傳統觀念，離開公職隊伍。然而在今天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穩定的工作、良好的福利保障、比較高的社會地位，使國家公職機關的職位散發著其他行業難以比擬的誘人氣息。
公務員捧的不都是金飯碗
(王明亮，32歲，山東人，中央某部委公務員)
每天早上，王明亮6點半就起床，然后坐858路公共汽車，從亞運村到西直門附近的一家賓館上班。當然，那里其實不是他的單位駐地，而是單位為了調研工作臨時租用的。鑒于王明亮工作單位的特殊性，他們總是為某個具體任務，在中直機關賓館或國家部委的賓館里和其他國家機關來的人集中辦公。
王明亮是不會選擇打車的，因為作為一個國家部委的副處級公務員，他目前的月薪只有不到3000元。另外，去單位上班時雖然有班車，但是單程就得花8元，所以即使是去單位，他也盡量坐公共汽車。
1998年，王明亮從北京一所綜合性重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并且畢業前報考公務員，順利地進入了一個被不少人羨慕的國家某部委。在度過最初幾年月薪金不足1000元、沒有住房的日子后，他終于在2002年搭上了福利房的末班車，分到了一套一居室。可是好事多磨，因為要等前面住的人搬出來，直到2004年4月才住進去。這也是因為他熬到了現在的級別的緣故。對比過去，這已經非常不錯了，但王明亮似乎并不很樂觀。
與他的研究生同學相比，王明亮在經濟狀況上確實落后了一大截：房子不夠大，收入不夠多，有的同學孩子都滿地跑了，結婚已四年的他才剛剛敢有要孩子的念頭。他所居住的小區里有幼兒園，據說每月費用是1200元，至于給孩子請保姆、買奶粉和生活用品的錢，他都不愿去細想，只希望兩人的收入將來能承受住孩子的花銷。而攢錢只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他目前的工資額估計還要持續三四年，等提到正處級之后才能每月再上漲一些。
不過，如果與比他晚一年進機關的人來說，王明亮的條件還算是不錯的，因為他趕上了單位分配的最后一批福利房，房價比商品房低很多。后來的人就沒那么幸運了，只能買經濟適用房，單位每月補貼幾百元，但價格卻是福利房的兩倍。如果是新房，價格更高。
公務員工資雖低，福利卻不錯，除了分房，單位逢年過節還會分一些大米，豆油，水果和洗滌用品等。機關工會偶爾也會搞些體育活動，發些小紀念品。每年還會發上一二百元的超市購物券。不過從2005年開始，這些福利也開始減少了。
機關的另一項優厚的待遇表現在醫療上，平時遇到感冒、咳嗽這種小病，可以在機關的醫務室里由大夫診斷之后，發放夠吃幾天的藥。遇到大一些的病時，可以去單位指定的兩所醫院，每年可以報銷不超過2000元的醫藥費。不過自2004年開始，單位要求機關人員在交遞藥費單時也交送上本人的病歷本進行查驗，盡量杜絕一些機關干部為家人親屬領藥的行為。
至于所謂的“灰色收入”，并不屬于大多數公務員，尤其像王明亮所在的這種清水衙門。其實，“灰色收入”數量不多，而要擔當的風險卻是巨大的。大多數人還是不愿意冒險，寧愿守著清貧和穩定。
雖然大部分的公務員是比較清閑的，但是隨著職位和收入的提高，工作量也會相應加大。目前王明亮的工作比從前要忙碌得多，每周只有一兩天可以正點下班，其余時間都要加班，甚至雙休日也不能保證，而這些都是沒有任何加班費的。所以王明亮更加懷念從前工資稍低，卻相對清閑的日子。
當然，公務員這種職業不能僅僅在工資與工作量上進行考評，公務員參與國家管理，在黨政一體的制度中，也象征著擁有較好的社會地位。不過，在榮耀的背后，等待公務員的是長年累月單調的工作與低廉的收入，而躋身高級領導層之路還很漫長，看不到盡頭。
作者：天棚 蒙昧 (本刊記者)
上海
城市特征之一：作為中國目前最具國際化色彩的大都市，上海稱得上是精英薈萃，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日本、臺灣、香港和大陸等國家和地區的各類人才。
人群特征：金融咨詢等服務業的發達，造就了一批令上海本地普通居民難以企及的高收入的“高級打工團隊”。但在看似風光的背后，每個人又有著自身的無奈。
金融高薪者的風光背后
(張揚，30歲，遼寧錦州人，戶口所在地上海，目前從事金融服務行業。)
父親突如其來的疾病讓張揚措手不及，幾萬元的積蓄隨之傾囊而出。這是張揚2005年遭遇的最大一次“經濟危機”。張揚的父母都是遼寧錦州地區農民，60多歲，基本沒有勞動能力。當家鄉的土地被國家征用并一次性做了些補償，父母和土地一下子失去了關聯的時候，張揚發現：他們一下子變老了。事實上，“養兒防老”是張揚父母那一代人的奮斗目標也是唯一的欣慰。張揚的父母沒有任何保險和保障，疾病又是他們邁向老年路途中不可逾越的溝坎。張揚晚上睡不著的時候，常常會想到農村的父母。而在心疼他們的同時，覺得自己肩膀上的重負也隨著增加。
張揚目前在上海一家大投資銀行的金融證券研究中心工作，作為核心的部門之一，他的收入在行業里算是不錯的。四年前從對外經貿大學畢業后，張揚很快就在上海這家大銀行找到了職位，現在已經是年輕的骨干。四年下來，他的月收入也由當初的4000元升到了10000元。而這個行業的平均月收入則在8000元。張揚的愛人2005年研究生畢業后，也在上海一家科研機構找到了工作，月收入在2300元左右。
他們是在2005年結婚的，婚后，兩個人租了一套一居室，房租每月大概1600元左右。另外生活的費用，包括日常的水電煤氣、兩人的伙食費、交通費、服裝費以及外界的應酬開銷平均在每月4000元。可他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們，上海的房價這么高，他們還不敢輕言買房。本來有點積蓄，打算再過兩年可以勉強付個首付了。現在，這個計劃也不得不無限制地推后了。
至于生孩子就更不在計劃之內了。老婆也有怨言，但也無奈。這就是現實，容不得人和它討價還價。
張揚的高收入是和他的高投入一致的。經常加班，每天的工作時間在10個小時以上。30歲的張揚像個中年人，毫無活力可言，說話也呈現出越來越少的趨勢。他經常抱怨的是壓力大，即使休假在家也很難放松下來。他的妻子告訴我，張揚幾年前就開始脫發，而張揚的家里根本沒有脫發史，這讓她很著急。前一段時間他長時間出現疲憊無力的癥狀，免疫力好像也特別低，小病不斷。妻子花很多錢給張揚買補品，什么蛋白粉呀，維生素呀，一堆堆營養品吃進去可張揚好像還是老樣子。
2005年，張揚被別人羨慕著，內心疲憊著。
城市特征之二：最普通、龐大及主流的市民階層是上海最堅實的根基，絕大多數中間崗位正是屬于他們的。
人群特征：現實、情薄、精明、瑣碎，固有的優越感始終存在，與金錢和地位無關。
上海，我的上海！
(王文成，47歲，上海本地人，交通協管員，寶鋼集團下屬機械廠下崗工人)
“外地人了不得，要把上海人的飯碗都搶光了。”每次兒子把家在外地的大學同學帶回家，王文成的心里總忍不住地犯嘀咕。其實，上海本地人當中有這樣同感的絕不在少數，且情緒復雜。仔細分析起來，這種情緒中不乏狠毒式、抱怨式、自我解嘲式和樂觀式等幾種。似乎再也沒有一個城市比上海的本土意識更強烈了。
一個城市的面子可能是她的高樓大廈和經濟指數，但是最普通、最眾多、最主流的老百姓面貌才是一個城市真正的骨血。
王文成是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1959年出生，小時候挨餓，青少年時期趕上“文革”。1974年中學畢業時，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下鄉和念技校兩條出路。因為哥哥先于他下了鄉，根據當時的國家政策他可以留城。1977年技工學校畢業后，王文成開始在機械廠做學徒工，拿著只有師傅三分之一的工錢：18元。80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后工廠發生了變化，黨委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90年代初期工廠又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期間，王文成的幾個工友得以有機會從工人轉為干部，但王文成卻沒這么幸運，他最風光的時候不過是手下有三個人恭恭敬敬地喊他師傅。2000年年初，上海產業結構調整后他們的機械廠首當其沖地受到了波及。41歲的王文成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失業，緊接著老婆所在的紡織廠也開始告急，整個家庭危若累卵。
王文成是有過情緒的，憤怒、不甘、無奈……當然，誰不愛面子和害怕餓肚子呢。要面子也要先有里子，大環境容不得他自暴自棄。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很快上海市政府針對他們這些40、50左右的下崗工人出臺了“4050工程”。成功再就業的下崗工人中多數人從事了交通協管員和保安的工作，技術工人的王文成無奈地選擇了交通協管員，月工資800元，風吹日曬，上受警察的氣，下受市民和外地人的氣。王文成心里雖然不快，但很快就有了他自己的平衡方法，有一種精神在心里是絕對不倒的：“上海是天堂，我就生在天堂，不管我干的是什么低賤活兒，我都是天堂的主人。”終究，上海人的優越感和他們有沒有錢、處在什么社會地位是沒有關系的。
王文成的妻子下崗后在家附近的小學旁開了一家奶茶店，收入甚至比以前還好，每月有3000多元錢純收入，算上他的800元工資和兩個人共有的1000多元低保金，家庭收入每月有5000多元。這個數字甚至要比他們沒有下崗前高出一截，但夫妻兩個的心情卻和從前大不一樣，不那么舒坦了。
讓不少“新上海人”最頭痛的房子在他們家也不成問題的。王文成全家住的房子是父母留下來的老式公房，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石庫門。房子的位置相當不錯，在陜西南路，市區黃金地段。兩年前讓不少上海本地人有喜有憂的大規模拆遷雖然沒有波及到王文成家，但房子實在是太老舊了，好在政府出臺了相應政策，由政府、社會、個人各出一部分錢把舊房子進行擴容了，當地人稱為“平改坡”工程。但有時候，王文成也會羨慕那些老房子拆遷后郊區分兩套房子的人家，一套房子自住，一套房子出租，多好。
王文成現在最頭疼的其實是他八十年代出生的兒子。他們這一代人和父母不一樣，連早餐都不吃包子豆漿只吃面包牛奶，稀罕的東西不是日本就是韓國的，王文成看著心里就急：上海現在都快變成外人的城市了，可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沒有一點危機感呢。
還有，兒子將來要結婚了，誰會愿意和他們住“平改坡”的房子呢？可見房價被外國人和外地人炒得這么高，上海本地人也是害怕的。
深圳
城市特征：深圳是改革開放的窗口，是無數人尋夢、淘金的地方。商業化、年輕化是典型特征。人多，機會多，人情味卻不重，亦可算深圳的另一特征。
人群特征：打工者的天下。在深圳的打工族中，有的白手起家，數年凈賺幾千萬；有的通過勤奮努力，終于腰纏萬貫，成了打工明星……然而，幸運者成功者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的打工仔，打工妹能在深圳站穩腳跟，賺點錢寄回家就很不錯了。
全家的生活維系在我的指尖上
(王瑞敏，38歲，江蘇揚州人，按摩師，深圳打工8年)
認識王瑞敏是個偶然。回到深圳過年的第二天，朋友拉我去一家女體會館去做SPA，王瑞敏就是那家會館里最好的精油按摩師。
她的指法確實很好，力道也恰到好處。話不多，但會小聲地問你的感受，讓人覺得像個體貼的姐姐。聽說我有神經性耳鳴，她熱心地教我耳部指法按摩，并囑咐我每天晚上堅持幾分鐘就會有改善。在做SPA的兩個小時里，我們交談得很開心。
揚州人擅長按摩在全國是出了名的。不過，王瑞敏是到達深圳后才開始學按摩。家在揚州郊區她和丈夫覺得一年到頭在田里賣力氣，也只夠個溫飽。商量過后，決定一起南下。那一年，王瑞敏30歲，8歲的孩子留在了家里。
王瑞敏在深圳第一份工作很偶然：涉外賓館招聘服務員。原來，高中畢業的她因為會幾句蹩腳的外語，竟然在一群打工者里脫穎而出。賓館管吃管住，工資600元，這讓她很知足。和她一起來深圳的老公就沒這么幸運了，開始的幾個月根本沒有合適的工作。
這家賓館里收入最好的是洗浴中心按摩師，雖然辛苦，但每月1000元錢的收入卻很讓人羨慕。于是，白天休息時張瑞敏偷著向那些按摩師學手藝，晚上就在丈夫身上反復練習。白天的工作本來就很辛苦，好幾次她在丈夫身上按著按著就睡著了。她甚至還節衣縮食，每周跑到一個老中醫家去請教，學習穴位按摩和一些養生的醫學知識。
一年后，她如愿以償地成了一個按摩師。
按摩是技術活，更是體力活。一個按摩師一天的工作是這樣的：工作時間是每天10小時，白天黑夜兩班倒，吃飯時間不確定，休息時間不確定。每天工作結束后剩下的最后一點力量僅僅夠爬上床的。
來深圳8年，王瑞敏卻說自己對這個城市并不太了解，熟悉點的地方就是東門和華強，偶有休息時候，她就和姐妹們去逛逛，但也只是看看，很少買。丈夫來深圳后收入一直很不穩定，家里的主要經濟支柱就靠她了。近兩年，丈夫的身體也不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需要照顧，這時候王瑞敏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丈夫回家鄉照顧家庭，她一個人留下來繼續打工。
對王瑞敏來說，比身體的疲憊更讓人無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孤獨。來深圳的最初幾年，她想兒子時幾乎會發瘋，又哭又鬧誰也勸不住，有幾次情緒激動的時候她甚至連夜收拾好行李準備回揚州老家。但是當她拎著包沖出房門的時候又很快恢復了理智，抹干眼淚重新留了下來。
兒子從8歲到16歲的這8年，她只回過家三次，累計時間不足一個月。第一次回家時，孩子已經11歲，當她把買的新衣服給孩子穿上時，哇地一聲哭了。衣服小得可憐，孩子冷冷地站在那里，眼睛里好像根本沒有她。說到這里，王瑞敏眼圈紅了，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當我們連吃飯都吃不上的時候，我在外面拼命打工讓我的孩子吃飽飯、有學上，我覺得這就是愛。”
目前深圳最低工資標準是：關內595元，關外460元；深圳企業職工的月平均工資2215元。王瑞敏現在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在深圳千千萬萬普通打工者中算是不錯的。
“在深圳賺錢，手一松就什么都看不見了，這里的房租、生活費、乘車費、醫療費實在太高了。”王瑞敏說得很平靜，似乎習慣了這里的生活。王瑞敏在深圳的目標很明確——存錢養家。所以每個月500元的生活費，她把自己的生活控制得死死的。衣服很少買，吃的東西是自己做的，房子是和幾個姐妹在公司附近合租的，步行去上班。花費較大的是電話費用，每天晚上王瑞敏都會跟家里通電話，哪怕是三兩分鐘或沒有什么話說，也要打。“如果沒有電話線把我和家里連接，我恐怕一天都熬不下去”，王瑞敏輕聲地念叨著。
王瑞敏說再過幾年等攢夠孩子上大學的費用，她就回家，到時候她可能也老得按不動了。在她眼里，深圳畢竟是別人的地方，比不上揚州鄉下老家，那里讓人心里踏實。但現在她不能也不敢回去，因為全家的生活都維系在她的雙手上。
荊州
城市特征： 這個城市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曾以發達的輕紡工業聞名，被譽為湖北的小上海。80年代后，隨著江浙民營紡織業的蓬勃發展，這個城市仿佛一下從青年步入老年，大多數的工廠經歷了蕭條、停工、轉產直至破產的過程。
人群特征：40～50歲的下崗再就業人員在這個城市到處存在著。老人需要贍養，孩子的教育需要繼續，自身的能力有限。這樣的家庭多數生活得極為勉強，成功再就業的人還算是幸運的。錢賺得少總勝于無，心理上總算有個安慰。與此同時，這個中國中部小城市中越來越多的小店、小作坊陸陸續續開張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店，越來越少的人購物，震蕩過的城市和家庭，生活還要繼續。
生活還要繼續
(劉惠玲，45歲，湖北荊州人，一次性買斷工齡后自主就業者)
2002年，從單位領到了一次性發放的1萬多安家費后，劉惠玲離開了那家國有企業的醫務室，也結束了她在那里近20年的工作。可以說，在家短暫歇息的那幾個月，是劉惠玲一生中最漫長最封閉的日子。
劉惠玲的丈夫在機關工作，工資穩定，每月有1200元左右收入。這也是劉惠玲被工廠同事們最為羨慕的地方。因為這些年下來，這個城市里只有機關的干部們才不會為單位什么時候給開支、能開支多少而操心，以至于城市里有限的干部乃至于他們的子女，都成了未婚人士最佳的結婚對象。但即使是這樣，像劉惠玲家這樣的收入要擔負起整個家庭的生活，仍然可以想象得到其艱辛的程度。特別是，他們的女兒在上中學，每學期的學費之外，補習等費用支出每月得花上450元左右。更主要的全家生活費用，每月大概得開支800元左右。
不過，劉惠玲并沒有多少時間在家愁苦和抱怨，現實生活的窘迫讓她坐立不安。經過多日的四處打探和來回奔波，2003年初，劉惠玲終于經熟人介紹再就職于一家事業單位：戒毒所的醫務室。目前，劉惠玲每月有固定收入800元，這已經讓她非常知足了。由于她在這個單位是臨時員工，而原來的工廠已經以1萬元與她結束了所有的關系，所以她自己必須每月按時出資去社保局繳納自己未來退休的保險金。
當然，目前讓劉惠玲最擔憂的事情還是女兒的教育費用。再過三年，女兒就要上大學，而現在的大學費用那么高，這使得全家人都不得不為了女兒的將來而節衣縮食。等到女兒上完大學后，估計全家也空得差不多了。每次一想到這些，劉惠玲的心里都充滿了不安。
談到未來，劉惠玲嘆了口氣：國家是越來越富裕，可是不知道為什么個人的感覺卻是越來越沒有安全感？
作者：天棚 蒙昧 (本刊記者)
天津
城市特征：在中國的四個直轄城市里，重慶因為是后來者，又加上管轄范圍包括了一大片農村地區，所以暫且不論。但如果拿北京上海和天津相提并論，則天津經濟發展的滯后，立即凸現而出。實際上，天津這個離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濱海城市，其普通市民的收入之低，乃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我們有意將目光投向了這個城市較為富裕的人群。
人群特征：石油行業一向是以效益好著稱，特別是近年來整個國際局勢對石油的影響，整個石油部門的工資和福利也跟著水漲船高，隨著水漲船高的還有眾人艷羨的目光。在天津，在大港油田，在一線石油工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景象卻是——
工資漲了，我也不高興
(李惠榮，42歲，天津人，大港油田一線職工)
李惠榮這樣一個普通石油工人的月收入是2200元左右，這在天津這個城市算是比較不錯的收入。妻子在一家很小的隸屬于油田的企業里當會計，每月收入800-1000元不等。家里有一個14歲上中學的孩子，是家中最大的支出。
問到老李，他自己對過去的2005年有什么感想時，老李的答案有點讓人吃驚。“我們的生活跟下崗的那群人比還算是過得去，我也知足。但是，說實話，我心里并不怎么舒坦。在油田一線上吃苦受累的是我們，但是石油公司的那些領導卻生活得不知道比我們好多少。就拿非主業的小處長來說吧，主業是油公司，咱就先不提。那些小處長一年下來是我們收入的十多倍啊。他們年終的兌現獎就有十二三萬，而且每季度發的消費卡就好幾千，吃喝用度，連冰箱彩電這些家用電器都可以用單位發的消費卡買。看上去他們的工資跟我們的差不多，但是人家的工資卡根本花不著，而我們就干指著這些死工資養活一家人。你說，這人心里能平衡嗎？他們出門都有車，油錢、過路費都是公家掏錢，年節發的東西他們根本都不放在眼里了。就更不要說主業油公司那邊了，要是跟他們比，非主業的這些小處長們心里也會不平衡的。我們能有什么？安安穩穩一家人過日子，不生病、不出事就可以了。”
最后，李惠榮探頭看看屋子里埋頭做功課的兒子，跟我說，“我現在沒別的想法，就是希望我兒子能考上高中，順利地上大學，工作，成家，買房子，這輩子就這些指望了。”李惠榮心里還有自己難言的苦澀，自己家的兒子比處長家的兒子學習好很多，但人家的兒子高中畢業就準備直接出國，費用都不在人家考慮范圍內，自己家卻連想都不敢想。
其實李惠榮剛剛40出頭，人也不老，在大城市更是一個男人的黃金年齡。在這樣一個海濱的小油田，一個普通工人，雖然有些抱怨，但溫飽安逸的生活已經讓他滿足。
油田普通工人和處長生活收支一覽
工人：
工資：1800元
補助：300—400元
處長：
工資：2000元
補助：300—400元
消費卡：每張固定金額200元，每季度5—10張不等，用于生活消費
車費及油費：每月1000—5000元不等，集團公司報銷
其他：外出吃飯、旅游、醫療等均公費報銷
年底業績兌現獎：14萬—30 萬不等
作者：楊陽(本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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