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靈覺：沒哪個村拿上億搞文化

　　本報記者 劉 偉

　　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之廣東東莞

　　穩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償基礎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有條件的地方可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廣東東莞報道

　　站在15米高的袁崇煥雕像前，60歲的村書記鐘靈覺總是難掩內心的澎湃。“民族英雄，水南村的先輩！”他自豪地對前來拜偈的游人說。

　　水南村，廣東省東莞市北部石碣鎮下屬的一個自然村落，在省一級的地圖上甚至沒有標明位置。但在東莞，水南村卻名字響亮。

　　聲名來自于它的富足。

　　總計1200畝的土地是這里最寶貴的資源。2005年，水南村全年度創收7319萬，人均年收入超過1.1萬元。

　　原來的水田已被整排廠房代替，除去間或出現的小塊菜畦，這里已經看不到任何農村的氣息。

　　鐘靈覺是土生土長的水南村人，擔任村書記十幾年。20多年前水南村的影像，仍時時在他腦海浮現：圖格般的水田、喘著粗氣的水牛、冉冉升起的炊煙……經歷20年的工業化洗禮，當年的綠野仙蹤，已然成為功能齊全的現代小鎮。

　　當土地上承載的不再是農物，農村的概念在水南便被賦予了新含義，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也有了新的詮釋。

　　建在村里的工廠

　　1979年，在水南村當時的大隊部里，誕生了第一個來料加工的港資企業：港華披風廠。

　　“那時管得嚴，外來企業只能建在祠堂、倉庫、荒地、河灘等閑置土地上，誰也不敢占耕地。”鐘靈覺回憶起當時的情景。1970年代末的中國，仍是計劃經濟占主導，除了耕種，土地無論是集體還是國有，都不允許出租和轉讓。

　　但以土地換發展卻是當時這個改革前沿地區的最佳選擇。

　　1982年，在水南村頭一塊不起眼的荒地上，“水南玩具廠”出現在村民的視野中。這家港資企業在1985年為該村帶來的租金受益是300萬元——在當時，這是個天文數字。

　　“全村都動了起來。”葉炳耀說。這個一手引進玩具廠的中年人，當年16歲，初中畢業，正是充滿冒險幻想的年紀。

　　恰逢此時，政策也“動”了起來。上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發展鄉鎮企業，國家逐漸允許農地用于“興辦鄉鎮企業和村民建設住宅”以及“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珠三角地區則將土地、市政等審批權限下放村鎮，村鎮開始以發展鄉鎮企業的名義，大批申請建設用地。出租廠房此時已是合法行為。

　　不過當時的難題也不少。土地分散在4個村民小組，投資者很難找到完整的大塊土地。為取得更多租金收入，村里集體決定，將所有農地集中起來，辦理集體建設用地手續，統一規劃、管理、收入、分紅。

　　廠房就這樣成片建了起來。到了1990年代初期，水南村已經有100多戶外資企業，每年租金超過千萬。

　　雖然土地管理制度相當嚴格，但是集體土地的隱蔽交易迅速在珠三角蔓延，土地出租很快成為普遍選擇，而租金收入也成為珠三角農村收入的主要來源。

　　根據廣東國土資源部門估算，類似水南村這種使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情況，占全部建設用地總量的50%以上。在東莞，這一比率在40%以上，在佛山市南海區，數字接近50%，而深圳寶安區，高達80%。

　　“3、3、4原則”

　　2005年，水南村用在公益和福利上的資金是1700萬元，全部出自村集體盈余收入，而2006年這一預算接近2000萬。

　　“把土地集中起來并不難，難的是收益如何分配。”鐘靈覺對記者說。在現行法律下，如果不經政府征用，任何農地不得轉為非農用途。即使借“政府征用”的名義改變土地用途，又面臨著“對農戶補償過低”的問題。土地管理法規定，土地被征為國有，農民可獲得最高不超過農地常年產值30倍的征地補償。

　　在珠三角，這個補償水平顯然大大低于土地變更用途后產生的價值。寸土寸金的珠三角，必須有符合自身的分配體系。水南村為人所津津樂道的“3、3、4”原則，即發端于此，成為珠三角千百鄉村權衡利益的范本。

　　“3、3、4”原則，即在當年土地收益中，30%份額村集體提留用于發展村集體經濟，30%份額用于建立村民社會保障體系，剩余40%用于村民的股份分紅。村集體和村委小組劃為兩級管理土地機構，全村的土地，30%劃歸村集體經營管理，剩余70%由村委小組代表村民經營。事無大小，均由村民集體大會討論決定。

　　這在彼時確實是一項創舉，因為直到2005年，內容相似的政府條例《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條例》才頒布實施，而“3、3、4”原則已在水南村流轉超過10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主任韓俊說，“這是中國轉軌時期制度變革的典型路徑——實踐先于法律。”他舉例說，包產到戶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就在全國農村普及，可是幾乎在二十年后，中國才有了一部農地承包經營法。

　　在“3、3、4”原則下，水南村根據土地農業產出的不同做了平衡，向高產出的地塊額外支付補償，將集體土地和農民承包經營權折價入股公司。3000多位村民成為公司股東，每人1股，按股分紅。

　　泥腳上岸的村民逐漸富足。“今年我們家每人分紅5100元，去年4800元。”村民葉榜汝說。

　　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副總工程師張曉玲曾在廣東佛山等地做過考察，她對本報記者指出，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廣東地區早已成為常態。

　　水南村的村委辦公室現在仍在20年前建造的一棟路邊小樓里，平時少有人出入，若非“水南股份經濟聯合社”的金邊牌匾掩映門前，這里實在不起眼。

　　實際上，“股份合作經濟”才是水南村最大的招牌。“聯合社是2002年按照國家政策成立的，它的實際運作方式與‘3、3、4’無異，十幾年前我們已經這樣運作了。”葉炳耀告訴記者。

　　打造農村文化產業

　　現在，鐘靈覺每天基本都泡在占地170多畝的“袁崇煥紀念園”里。這個總投資1.2億人民幣的紀念館，承載著水南人對于先輩的景仰，也承載著水南未來發展的希望。

　　“租廠房已經不合時宜了，現在周邊的村莊都在做，他們的土地面積比我們大多了。”鐘靈覺說，“大約在2000年，我們的工業收益總量在東莞500個村中數一數二，現在已經落到20多名了。”

　　現在水南村的廠房租金收益維持在每年3000萬元左右，入戶的外資、民營企業已達到150家。

　　鐘靈覺并不覺得自己所在的村集體有什么特別之處。“但也有新穎的地方，”鐘說，“現在全國還沒有哪個農村拿出上億的資金搞文化吧？”

　　修建袁崇煥紀念園，水南村人更愿意把它看作農村的文化建設，而以“袁崇煥紀念園”為主軸，打造水南的文化產業，營造品牌效應，帶動商業、地產、服務業的發展，如今已被確定為水南的下一步發展規劃。

　　這像是一個功能齊備的城市的經營理念，但它的確寫在水南村的發展規劃里。“我們已經申請了‘袁崇煥’的37個、70類的

　　對于文化產業的內涵，整個水南村上下并無明確認識，“不懂我們可以學，可以摸索，市場認可的總不會錯。”鐘靈覺希望，經歷由農業向工業化的過渡后，文化產業可以使水南村重塑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