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順發：兒子畢業后出去打工

　　本報記者 徐 愷

　　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之重慶墊江

　　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實行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多種形式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

基礎性作用，推進征地、戶籍等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增強農村經濟發展活力。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重慶報道

　　2月25日，是縣城逢集的日子。除了自己要置備一些家常外，賀順發想去找找村里幾個在縣城打工的人，催繳他們先前欠下的農業稅。

　　“農業稅去年免了，但有些村民以前就欠了沒交，”賀提高了聲音說，“這些人有的兩三年都沒回來過了。”他很無奈。

　　賀的無奈不是沒有來由。作為重慶市墊江縣長龍鄉朝陽村村主任，按照鄉里的規定，他每年的誤工補貼是2150元，但是他已經兩年沒拿到這筆錢了。因為他所領導的村，至今還欠著2005年前的8萬多元農業稅。

　　朝陽是一個不小的村社，7.5平方公里，5000多人。全村外出務工人員占到了40%以上。據說去年村民人均收入達到3000元，至少50%來自打工。

　　留在土地上的大多是老人、小孩和婦女。這是土地的困境，也是賀順發們的困境。

　　流失

　　變化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但當它大面積成為現實時，卻依然教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十年前，不少父母還在教導不安分的兒女：“生意買賣眼前花，鋤頭落地是莊稼。”觀念把人們固定在鄉土之上。

　　但是如今，當年的那些老人，也會掰著手指給你算賬，然后搖搖頭說：“農村搞不到錢。”

　　賀順發今年54歲，身體敦實，陽光和烈酒讓他臉膛黎黑。17歲初中畢業先后做過生產隊會計隊長、大隊會計。2001年當選為村主任，四年之后又取得連任。

　　朝陽村的外出打工熱潮從1989年前后開始，到2000年前后達到了頂峰。

　　這些從朝陽村出來的打工者，主要集中在昆明、貴陽、廣東以及蘭州。最普遍的職業是磚工、泥水工。每年大年十五之后，通往外邊的鄉村小路上，隨處可見身背行囊的外出者。

　　而有一些人，已經數年不歸。賀順發說，“在外邊發了財，回來把房子修了，空著。幾年才回來一次，上墳祭祖，晃晃就走。”據說，這個村里已經出了四五個百萬富翁。在墊江縣城，春節期間隨處可見的外地牌照小車，也印證了這種說法。

　　打工對鄉村的改變是明顯的。原來到處可見的土墻茅草房已經成為歷史，到處是青磚白墻的小樓。但是，另一些影響也同樣顯見，往鄉村深處走，陽光下隨處可見的景象是靜坐著的老人和蹦達的孩子，以及半耷著眼簾的狗。一些頗為氣派的樓房里，寂寂無人。

　　“我們下邊每個社大約有10到20家的田地和房屋空著，”賀順發說，“算下來全村撂荒的土地和房屋大約占20%。”

　　村長

　　賀順發還沒有離開這片土地，但他活得并不輕松。他的老家在30里外一個更偏僻的地方，是隨母親改嫁(當地叫“出姓”)來到這里的。

　　他有兩女一兒。女兒已經出嫁，兒子才18歲，在重慶一技工學校就讀。“去年交了5000多元的費用。”

　　幾年前，他在家開過抱房孵小雞賣。后來做了村社干部，就停下了。但現在依然晚上在外邊打工——在家門口替人看水庫，夜夜睡在小船上，每月有300元錢的收入。白天種地，跑村社的事，晚上打工，這樣的生活已經五六年了。

　　朝陽村人均只有6分左右田地，種谷子照現在的市價，能收入五六百元。每個人平均喂兩口豬，大約可以有2000元的收入(不計算糧食和勞動投入)，這基本構成了每個純粹的農業家庭的收入。“如果除掉成本，就沒有這么多了。”賀說。

　　賀接了同社的兩家外出打工者的田地來種。讓他苦惱的還有村社的工作，大量人員的外出，以及農業政策的改變，讓村級基層工作變得比從前更加艱難。對欠交的農業稅追繳，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對于農業稅，之前因為農村的公糧交售，是每戶各自銷售但由村社統一結算，村社一級很容易扣減。但2000年稅費改革后，變成了戶交戶結，資金再不經過村社，失去了提前扣除的可能性。

　　鄉村干部們不得不組織著上門追繳。那是一種古老的游戲，如果對方不交納，他們就一直呆在欠稅者家里，讓人家負責伙食。后來，這個辦法也沒用了，“有些家里根本沒人，有些只有老人、孩子或者婦人，看見人來就鎖上門走了”。

　　“農業稅現在已經取消，但以前欠下的還交不交呢？村里的其他工作怎么開展呢？”他有些茫然。

　　困境

　　而陳付云是一位在墊江縣城沒有戶口，甚至沒有住房的居民。他和父親、妻子以及兩個正在念書的孩子，租了一棟樓房上業主私自加蓋的兩間屋子，租金每年800元。

　　38歲的他幫人做

　　在許多人看來，這并不是一種幸福生活。但是陳付云一家并不想返回朝陽村，他們已經這樣生活了三年多。

　　多年的打工生涯，讓他有了一種不同于賀順發的計算方式。他說，在外邊打工，現在一個小工至少有20元一天，有點技術和手藝的，可以達到60元以上。雖然業務的淡旺不一，收入不那么穩定，但平均下來每月一個人也在1000元以上。

　　“而在農村，算上勞動投入，算上種子、化肥、飼料等各種成本，不管怎么做也賺不了什么錢。”陳說。

　　他曾經在鄉下養豬養鴨，但沒能獲得自己期望的收益，終于在三年前舉家移居到縣城的這個樓頂。鄉下的老屋從此空無一人，土地則無償提供給別人耕種。在這里，外出人家的土地，如果沒有人愿意耕種，唯一的出路就是荒蕪。

　　他們并不將土地交回村社。一方面，這些打工者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會不得不回到農村。另一方面，朝陽村是一個鄰近縣城的村社，民間傳說，整個村社已經被劃定為開發區。他們盼望著被開發的那一天。

　　作為一村之長，賀順發并沒有直接否認陳的計算方式。針對這種情況，朝陽村其實做出過一些努力。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按照縣里的決定，大力發展經濟林木，挨家挨戶動員種植黃沙白柚，但是效果并不顯著。賀順發認為，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員外出，果樹沒有得到很好的照料。而陳卻認為，“沒有打開全國銷售的路子，家家戶戶每年都有上千個柚子，又拿來賣給誰呢？”

　　在農業上，朝陽村也有過機械化的打算。但當地屬于丘陵地帶，是梯田，而且每塊面積都不大，現在的農業機械大多無法使用。賀順發不甘心，“為什么不能開發些兩個人就能抬著工作的小型機械呢？”

　　2月25日那天，直到下午5點鐘左右坐車回家，賀順發的催討欠稅行動仍一無所獲，但他早有心理準備。

　　他對村社的未來有些吃不準。他說，過兩年等兒子畢業了，他不打算繼續做村長，也不想繼續照看水庫了，他想出去打工。

　　“給公司照看個門什么的絕對沒問題，”他強調說，“我這人很正直很踏實，大可以放心。”

　　(文中除賀順發以外，其余所涉及人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