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筱
一喜一憂:勞動力供給逐年下降產能過剩暗含隱憂
《中國經營報》:就業、失業問題已經真切地擺在多種年齡層面的國人面前。如何判斷中國當前就業問題的嚴重性?
高輝清:由于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實際失業率,所以,很難得到一個可靠的數據來衡量就業問題的嚴重性。
以下來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最新統計似乎可以給予較好的說明:2006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今后幾年,全國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加上上年結轉的1400萬下崗失業人員,每年需要安排就業2400萬人。從勞動力需求情況看,如果經濟增長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多萬個就業崗位,加上補充自然減員,可安排就業1000萬~1100萬人,但每年勞動力供求缺口仍在1300萬~1400萬人左右。
實際上,上述數據還沒有考慮到未來幾年,還將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我估計,這個數量至少也在1000萬人以上。
蔡日方: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形勢正在得到不斷緩解,勞動力供給實際上是在逐年下降,而且下降得非常快。因此,可以說人口結構、人口基數的絕對數量和比重都很高,對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但沒有必要強調2006年有一個失業高峰。
左學金:談到中國的失業問題,一般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把原因歸結于中國的人口太多。如果說這種看法在過去幾十年多少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今后10年我國勞動力增長趨勢會發生較大的變化。根據2003年千分之一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推算,2003年我國新進入勞動年齡人口的人數約為1.0472億人,即將退出勞動年齡人口的人數約為5747萬人,前者比后者多約4725萬人。但是,如果按2003年的人口年齡結構遞推,2013年前者則比后者少約1300萬人。這就意味著,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的總量將會出現下降的趨勢。所以今后失業的主要問題,不是因為勞動力供給增加過快,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
《中國經營報》:最近有一個觀點引起了廣泛爭議:知青返城可以算作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失業高峰,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是第二次失業高峰;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如果不能得到較好地解決的話,就有可能誘發第三次失業高峰。產能過剩與失業之間真的存在必然聯系嗎?
高輝清:產能過剩會使得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產能過剩已經成了今年宏觀調控的核心問題之一。
二戰之后,各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逐步增強,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隨之消失。但是,周期性的產能過剩并沒有同時消失,只是解決問題的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過去,產能過剩的問題是以大批的企業被迫倒閉而告終。現在,則越來越多的是借助于企業之間主動的兼并與重組來解決問題。這種方式的轉變使得人們付出的代價明顯降低。
就當前我國的狀況而言,許多人都認為,產能過剩對經濟增速的影響甚微(因而通貨緊縮的壓力也不會太大),對企業利潤的影響可能較為明顯。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個比企業利潤明顯下降更為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失業問題。
1996年,據官方公布的數字,當年僅下崗職工的人數就接近800萬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狀況與上次失業高峰爆發之前相比,有不少類似之處:首先,都是剛從本輪經濟高點開始回落;其次,都面臨著前期形成的高產能開始釋放的局面;第三,今年企業的利潤也將開始急劇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的經濟狀況甚至比當年可能還會更嚴重,原因在于:從2002年開始啟動的本輪經濟周期,是我國進入買方市場以來的第一個周期,即使是在2004年的經濟頂峰時期,市場絕大多數商品仍然是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而有關資料顯示,在前幾年經濟高漲中所形成的新增產能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這就意味著,我們即將面臨的產能過剩局面之嚴峻也將是前所未有的。此時,一個自然的猜測就是,新一次的失業高峰是否會接踵而來呢?
左學金:當我們將目前的產能過剩與1996年的產能過剩相比較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到它們之間的不同。
首先,與1996年、1997年相比,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更加有力;其次,目前我國制造業在GDP和就業中所占的比重比1996年都要小,所以制造業變動對就業的影響也會相應地小一些;第三,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對就業帶來的沖擊比當年也會小得多;最后,如同我在前面提及的,我國人口變動趨勢,使我國勞動力供求關系出現了有利于供給方的變化。這對我國解決好失業問題提供了一個有利條件。當然,能否真正解決好就業問題,還取決于其他相關因素和政策。
蔡日方:我們過去的研究表明,在我國現在的失業中,占70%的失業是摩擦性和結構性的失業。在這樣一個結論的情況下,僅僅從周期性的宏觀經濟形勢變化來說失業要來一個高潮,理由不是特別充分,不能僅從宏觀經濟周期判斷將會產生一個失業高潮。
重化工業不是未來就業的“發動機”
《中國經營報》:從我國國情看,真正解決就業的行業應該是哪些?
左學金:就業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就業的主要發動機不是制造業,而是服務業。在1990年~2003年的13年中,我國總就業增長約9700萬人。其中第三產業增加了9800多萬人,第二產業增加了2200多萬人,而第一產業則減少了近2400萬人;顯然第三產業對就業增長的貢獻最大。全國經濟普查的結果進一步支持了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也強調了發展服務業對擴大就業的重要意義。
《中國經營報》:各級政府面對失業問題應該有哪些政策思路?
高輝清:最現實的方法還是從減少緩解產能過剩對就業負面影響的角度出發,把更多的飯碗留住。而緩解產能過剩負面影響有效的方法通常有兩個:一是盡快讓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走上健康快速的發展軌道;二是加速推進城市化發展。但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化解產能過剩負面影響還存在著一個巨大潛在的機遇,那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合理的模式,將目前“過剩的產品”投入到農村的建設中去,讓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像發達國家一樣與城市沒有多大差別,產能過剩問題就不會再成為一個問題了。
蔡日方:就業不是經濟增長速度就完全可以解決的,真正占到失業人口70%比例的這部分失業,實際上與勞動力市場發育和政府政策有關,不會由于經濟增長率的提高而得到解決。
此外,同樣是經濟增長,增長的結構也可能是不一樣的。有人說可能會出現產能過剩,但我們知道目前的產能過剩主要表現在原材料等重工業行業,而重工業行業的過度發展確實是“十五”期間存在的一個問題。“十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增長沒能保持非常好的一致關系,原因也恰恰在于有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卻沒能發揮其比較優勢。
我國目前處于勞動力比較豐富的發展階段,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過快的重工業發展具有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特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排斥勞動力就業的。所以,雖然投資旺盛,經濟增長速度也很快,但沒有按照我國人口理想的狀態達到最大化的就業。
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沒有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過早地偏重于“重化”工業化,自然創造不了就業機會,這是需要強調的。如果過去的“十五”期間沒有急于搞重工業化,投資更加傾向于中小企業、服務業、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還有非公有制企業,我們的就業機會要比現在多得多。
左學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將注意力集中于鋼鐵、化工、汽車、電子等資金密集制造業,而且各地優先發展的產業趨同,脫離了各地比較優勢。這種情況顯然對解決我國就業問題不利。所以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國各地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要與擴大就業的政策更好地協調起來。
自主創業對一個地區的就業也會產生重大影響。1997年時,南海有30多萬戶居民,工商登記有23萬戶。大家忙著創業,沒有人來找領導要求解決就業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如果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達到總就業的一半左右(目前不到30%),則第三產業就業可增加1.5億人以上,大約相當于目前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的總量。
鏈接
失業問題實際上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周期性的,與當前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有關系,例如因為產能過剩、開工不足等原因,使就業機會減少;二是摩擦性失業,這是任何時候都有的,一個人從一個工作轉向另一個工作,中間有失去工作的一個時間和成本等,這種失業和宏觀經濟無關,而與勞動力市場的效率有關;第三種是結構性失業,比如說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使得行業之間的勞動力進行相互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失業。后兩者都與宏觀經濟周期沒有直接關系,而與勞動力市場的發育水平、效率、政府的服務水平和提供培訓等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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