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2006年經濟的大致輪廓

　　□劉勇

　　中國向來用理念來主導經濟、社會發展大勢，這些理念及其可能的內涵是判斷未來一年發展的風向標。在這個風向標面前，每個人都可感知急速的社會發展變化。

　　十一五，重劃經濟版圖

　　十一五規劃可以看作是2005年終熱烈地探討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符號之一，在這個規劃里，最令人心動的可能就是北方的天津濱海新區了。在一些想象力豐富的學者解讀中，打造天津濱海新區，可被視為繼25年前的珠三角改革、15年前的長三角變革之后，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性舉措。

　　于去年年底熱烈討論的十一五規劃藍圖，將在3月召開的兩會上予以確認，也即意味著，未來五年

　　如果不思改革，好日子能走多遠

　　這是青年經濟學者鐘偉的說法：不思改革的中國頂多還有10年好日子。青年學者血氣方剛，話糙理不糙。

　　或許是媒體天生偏愛“戲劇感”，最近我試圖詢問每一位交談者，2005年是否在中國改革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改革的下一個突破口是什么？……這些問題顯然難以回答。

　　改革一詞，成為去年下半年一個頻度較高的詞，當然我說這句話的前提是，一晃之間，中國的改革走過了27年！突然想起我們的1990年代，那時候曾有一句流行語“開放拽著改革走”。到了今天，中國已經WTO，開放徹底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這個詞已經演變為“發展拽著改革走”了�？疾爝@些年的情形，確實也是，“發展的硬道理”已經在前面“拽”了很長一段路了。但改革為何總是被“拽”著呢？這是去年各種爭論不休的由來。中國之所以有今天，全拜改革之福。我一直想，能否靜心梳理一下，中國27年改革究竟改了多少東西，還剩下多少沒有改的？以讓我們更為明晰“改革攻堅”還剩有幾多堡壘，哪些地方走了令人深思的彎路。仔細檢視改革清單，凡屬針對民間的改革，大都走出很長一段路；凡牽涉到官制的積弊，已成“改革攻堅”所在。

　　所以經濟學家吳敬璉說要“改革政府”，必然建設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研究員張卓元說，所謂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主要就是調控地方政府”。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凌志軍說：“我們今天面臨的難題，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變化太快所致。過去200年里世界發生的事情和出現的問題，在我們國家，凝聚為20年的歷程——農民失去土地進而導致的進城潮；城市迅速膨脹滋生的城市病，官員權力的濫用與公民意識的覺醒，一部分人食不果腹另一部分人揮金如土，貧民區與豪宅；廉價勞動力與知識精英……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變故比此前十代人經歷的還要多，這種局面在可期的未來仍會存在，除非我們不再追趕世界的步伐�！�

　　世界與中國，經濟進入風暴區

　　剛剛結束的達沃斯世界經濟年會，傳遞出一個信息，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談論中國。但參加會議的中國企業家們還不滿意，說今年達沃斯竟然搞出一個“印度之夜”。有人問為何沒有搞中國之夜？參加達沃斯的地產家潘石屹解釋是今年的達沃斯開會期間正好是中國的春節，中國人去的少了。于是老潘張羅著明年要搞一個中國之夜。小小的跡象，卻說明在未來的近期，中國的發展又面臨著一個新的強勢競爭對手——我們嘴巴上喊了幾年的“龍象之爭”，終于來了。

　　《財經》雜志搞了一個2005年刊，放眼望去，在里面發言的全是高人，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前WTO總干事素帕猜、聯合國副秘書長陳健、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顏、經濟學家吳敬璉、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全是高人呀，但令人汗顏的，鮮有新知卓見的高論。這讓我想起一句話“思想并不因為你是顯要就顯要起來”。當然如今流行的時尚依舊是“說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在說”。

　　這些世界顯要，眾口一詞看好中國，這固然好，它起碼改變了多年“凡是我們擁護的敵人都要反對”的局面，大家的觀點有了更多的趨同性。

　　更為有趣的是，當今天我們開始為自己發展的速度是否太快、發展的道路是否太順、“手里總是能抓到一副好牌”而略顯忐忑時，反而是“敵人們”更堅定地看好中國，反倒是外國人在幫我們喊出近半個世紀前我們中國人最喜歡喊的“超英趕美”的口號。超英不用說了，超美也是有時間表的，保守的說法是在本世紀中葉，甚至更激進的說法是只需要15年。反倒是我們自己，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持有更多的懷疑態度，這就對了。

　　西方經濟學家討好中國，似乎已經成為主流趨勢。那位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斯蒂芬·羅奇，更是形象地把世界經濟比為巨大的波音747飛機，美國消費者與中國生產者是它的雙引擎。當然他的另一半話更值得重視，如果“需求引擎”美國出現問題，那么來自“供給引擎”中國的進一步推動，將增加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這是2005年下半年以來的一個隱憂。具體而言，2005年的高油價和美國行將結束的

　　抓住了以上大勢，把握了這幾點，再來觀之今年經濟發展，觀察發展速度是“八九不離十”還是“七上八下”，觀察今年的國際環境如何，便有了一個大致的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