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村官：北京VS河北實驗標本

　　記者 謝 丁

　　2006年春節過后的一個下午,李達騎著摩托車從冷清的邯鄲市大名縣龍王廟鎮風馳而過，給正在小鎮上蹓跶的老人們一個長長的背影。

　　此時的李達頗感孤單。在大名縣，與他同屆的 “一村一大學生工程”的12名畢業生

，如今已只剩他一個。按照合同約定，他們都必須在畢業后回歸農村；然而，如今他們大都卻無奈地趕赴在了外出打工的路上。

　　四百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市平谷區則是另外一番情景。一批被媒體譽為“大學生村官”的年輕人，在輿論的熱切關注下，度過了他們畢業后的第一個春節，正陸續從全國各地趕回北京平谷區的農村。他們已經在那里工作了大半年，按照工作合同的要求，他們至少還要在那里呆上3年。

　　2005年7月，這兩批大學生同時跨出學校大門，走向協議合同中所特指的村莊。半年之后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北京平谷區的大學生村官幾乎都“很滿意”，而河北大名縣的大學生村官卻已是離多留少。

　　河北模式——回鄉之后離鄉

　　邯鄲市大名縣的西槽口村2000多口人，每年只有十幾個青年從高中畢業。他們大多考不上大學，即使考上了也沒錢讀。然而奇怪的是，如今政府已啟動“一村一大學生工程”，可以每人給一萬塊錢讓他們上大學，現在卻應者寥寥。

　　這個工程的宗旨是為農村培養一批“留得住”的人才。具體內容是，政府掏錢讓一些農村青年去讀兩年大學，畢業之后回到農村工作。這每人一萬元學費的來源，除了河北農大免除的每人1000元，就大約100多人的規模而言，邯鄲市每年共計需要掏出100多萬學費。

　　“年輕村民說，大學念完了還是要回農村，回農村還是賺不到錢，沒有錢還得出去打工。他們何必要浪費兩年時間在學校，而不出去賺錢呢？”村主任邢孟雪說。

　　西槽口村民張洪源就是一個活標本。他是河北省“一村一大學生工程”的首屆畢業生。

　　2005年7月，張洪源畢業后回到西槽口村，但不到半年就呆不下去了——“沒錢過日子”。現在他正準備離鄉求職謀生。村里人看在眼里，“誰還愿意去讀那個大學呢？回來照樣沒出路。”邢孟雪說。

　　這一年，西槽口村所在的邯鄲市大名縣一共有12名畢業生。現在，他們幾乎都走光了，只剩下龍王廟一村的李達。

　　2006年2月的一個下午，李達站在村口，一身城里人休閑打扮，看不出一絲鄉土氣息。他掏出一份長達7頁的同學通訊錄，仔細翻了翻說：“這些人，能走的都已經去外地打工了。”

　　畢業之前，李達和他的同學曾經無數次幻想，回到農村如何大展身手干一番事業。可是當他們回鄉之后才發現，“幾乎無人理睬我們！”李達說。而村主任邢孟雪現在都沒搞清楚張洪源是否畢業——當初還是他推薦后者去念大學的。

　　政府給回鄉大學生的指示是“服務農村”，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說明，也沒有人安排他們工作。至于待遇，上學之初與畢業之后，從來都無人提起。

　　而今，“服務農村”這幾個字，已成為李達的噩夢。“我一聽頭就大了，具體怎么服務，我們從何處得到報酬，誰也沒說。”

　　事實上，他們目前只剩下三條出路：第一，成為村里的技術員；第二，成為村委委員；第三，科技創業，成為村里的科技帶頭人。

　　而在西槽口村，技術員或者村干部的月薪都由村里支付。自農業稅取消之后，村里幾乎沒有什么收入。每個月最多70元——還不一定按時發放。“這點錢還不夠買一袋化肥。”李達說。而村里一般年輕人出門打工，每個月至少可以掙500元。而且，張洪源已經握有大學文憑，如果外出打工薪水還將翻倍。

　　這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誘惑。李達說，那些離開村子的同學，都是逼不得已為了生計而走。李達并不是不愿意走，他說：“我之所以不離開，是想留下來創業。我在外面打過工，已經賺了一些錢。”李達目前承包了100畝林地，準備種植經濟作物。他美好的愿望是一旦賺了錢，村民就會模仿，繼而帶動整個村子的經濟發展。

　　但是，選擇駐守農村的李達依然面臨另一種困境——資金和政策的支持。他曾經想當然地以為政府會給予幫助，可奔波了幾個月之后，李達已經放棄貸款，轉而選擇高利貸。

　　張洪源和李達的遭遇，如今正在影響農村那些對這個工程還抱以期望的人。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大名縣的“一村一大學生工程”第一年有12名，而在第二年已驟減到5名。這5個人即將在今年畢業回到農村。是否能留下來，農業局說，他們毫無把握。

　　按照最初的協議，這批大學生畢業之后，必須在農村工作5年。但現在，兩年前的一紙協議，已經成為堆在辦公室的廢紙。

　　“誰也攔不住他們，誰也沒有足夠的理由去攔住他們。”大名縣農業局負責此工程的王春峰說。出現這樣的結果，“完全是意料之外”。

　　王春峰表示，他們原以為這批學生會懷抱感激之情回到農村，根本沒想到他們會離開。而現在，除了眼睜睜看著他們一個一個外出，卻毫無辦法。

　　盡管按照協議，如果他們在5年之內離開村子外出打工，就要全額退還學費1萬元，但“誰會真正把錢交還政府呢？” 王春峰一臉無可奈何，“除了退還學費，沒有任何處罰措施，我們甚至都沒有去通知他們退還。”。

　　這并不是邯鄲市政府的本意，甚至也不是這批畢業生的本意。但現實無情地將政府和這些學生的初衷擊得粉碎。

　　新華社報道說，首屆“一村一大學生工程”畢業生201人，現在僅剩下不到十分之一還留在農村。

　　北京模式——實驗進行中

　　與張洪源和他的同學們正在逃離農村不同，同在去年畢業的大學生暢澤萍，卻已在另外一個村子安然度過了大半年。

　　暢澤萍所在的村子是北京市平谷區馬坊鎮蔣里莊，距離河北西槽口村400多公里。這里有寬敞的馬路、連成一片的工廠廠房以及稍顯熱鬧的市場，一個半小時的公車就可以直達北京市區。不過，這一切都不是吸引暢澤萍來到這里的理由，至少，不是唯一的理由。

　　2005年7月，她和她的男朋友黃騰宇一起來到馬坊鎮，成為這個鎮子上特殊的兩名大學生“村官”。這是當年平谷區農村人才引進的一個試驗，從全國各地招聘大學畢業生，成為當地“政府雇員制的村助理”。

　　與他們倆一起空降平谷區的，一共有32名大學生。他們分布在附近的小村莊，一年將近，還沒有誰有過逃離農村的意圖——幾乎每個人都聲稱“對這里非常滿意”。

　　春節過后的這個下午，暢澤萍坐在蔣里莊村委會的辦公室，甚至都不愿意稱自己為“村官”。她一再解釋他們只是農村工作者。經過一個月媒體的輪番進攻，他們已經學會了低調處事。

　　可是，與遠在河北的李達相比，平谷區32名“農村工作者”如今拿著3萬的年薪，住在村里專門布置的小屋，并很快將擁有北京戶口。這一切，被李達稱為農村工作者的“天堂”。

　　正是這個“天堂”吸引了32個大學畢業生來到這里，一部分人預備在這里實現他們建設新農村的夢想，而另一部分人，在當地老百姓眼中，“也許只是找不到工作，跑過來拿3年的薪水”。

　　黃騰宇的大學同學，80%都選擇留在城市。可是，那些人的平均月薪只有2000元。而黃騰宇一旦年底通過考核，3萬年薪將足額發放。這筆款項由平谷區和北京市政府各出一半，是蔣里莊村支書一年工資的6倍。

　　這32個大學生村官是去年從600多個報名者中競爭而出；如今，這個基數還在狂漲——2006年報名第四天，人數已達1200。官方聲稱，預計到今年7月，將有2000名應屆大學畢業生進入北京農村工作。而此后兩年，這個數字還將成倍增長。

　　“雖然待遇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肯定是我來這里的原因之一。”不止一個大學生村官對記者說。他們滿意的是，理想和現實，在這里神奇般得到了平衡。這也是他們為什么能在這里持續呆下去的緣由之一。

　　目前，這32名“村官”與平谷區政府簽了三年的工作合同。三年之內，如果考核不合格，平谷區有權解除合同。“至少，他們自己不會傻到中途離開。”一位當地村民說。

　　但是，即便如此，目前誰也無法保證三年之后他們是否還繼續留在這里。“三年之后又是一個雙向選擇，就要看政府提供的待遇如何了！”管仲新說。他是32個人中唯一的碩士。

　　“我很擔心一些學生把這個崗位當作人生的一個跳板。”平谷區一位村支書說，“如果他們像一陣風刮過了，誰來收拾殘局？”

　　截至目前，這個問題還沒有答案。平谷區政府聲稱，這還只是一個試驗，成功與否或許三年之后才見分曉。

　　最關鍵的一步：配套政策

　　暢澤萍說，她學了四年的農業區域發展，從一開始就希望回到農村工作。畢業之際，她曾經有機會去大連，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平谷。他們的到來，黃騰宇稱之為“知識與經驗的有效結合”。

　　而事實上，“平谷目前所有的大學生都只是村主任助理，他們平時都只是干著相當于文秘的工作。”區政府一位工作人員說。村民們的反應是，大學生雖然來了——但是你別想當家作主。

　　一位村委領導如此評價新來的大學生：“人非常不錯，也非常有干勁，但是卻有心無力。”他認為，村里情況太復雜，一個外地來的大學生不可能憑個人力量改變現實。

　　“原本還希望他們可以利用在外界的人際關系，能夠拉點投資進來。但現在看來這太難了，所以我們只是交給他們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蔣里莊村支書楊清波說。

　　與此同時，這個“有效結合”也受到河北方面的質疑。“外地的大學生是否熟悉當地的農村自然條件？是否適應當地農村的復雜關系？甚至他們所學的專業能否學以致用？”河北農業大學校長劉大群說。他是河北“一村一大學生工程”的首倡者，也是具體執行人之一。

　　而且，現在看來，這種“有效結合”似乎只能發生在平谷。

　　重慶人黃騰宇和山西人暢澤萍都來自農村，不過現在他們卻拒絕回到自己的家鄉。他們聲稱，家鄉農村的“氛圍”太差，就算他們倆回去，也無法改變那里的現實。

　　所謂“氛圍”，指的是當地政府對待他們的態度，當然也包括他們目前享受到的所有待遇——這在家鄉農村是不可能的。“如果那里也能給我同等待遇，我或許也會考慮回去。”黃騰宇直截了當，但隨即轉口道：“當然，主要還是政府的支持力度。”

　　而這已成為他們32個人共同面對的事實——即便希望回農村建設，也要仔細觀察一番，到底是一個什么“氛圍”的農村。當然，這個事實在河北人李達和他的同學那里，表達得更為迫切。

　　劉大群認為，這種“氛圍”恰恰就是河北“一村一大學生工程”面臨的困境。“其實就是政府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河北缺的就是這個。”他說。之前，他曾經向河北省政府提過類似的建議，但直到今日仍然沒有任何回應。

　　這是一個劉大群也無法左右的局面。他只負責將大學生從學校輸出，至于回到農村能否留下來——這得看政府——而這才是整個工程最關鍵的一步。

　　“邯鄲市100多萬學費已經遞出去了，如果后續的配套資金或者政策跟上，他們也就不會離鄉。”農業局負責人王春峰說。

　　如今，河北的學校、農村以及農業局，他們共同的觀點是，如果能將河北模式與北京模式結合在一起，或許會是解決農村人才建設的“合理之舉”。

　　2003年，這個工程曾被列為邯鄲市十大民心工程之一。但如今，領導班子換屆，一切已經不復可能，徒剩下一個李達，孤零零地還守在自己的村莊。

　　而下個月，平谷區馬坊鎮又將迎來30名新招聘的“村官”。在他們的“天堂”，又增加了考研加分，考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