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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鳳忠
《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于去年2月24日頒布，距今恰滿一周年。孰料這個當初令萬眾振奮的政策實施一年來，似乎只剩下些現時尚不能看到的“歷史意義”，在現實中頗顯出“蒼白無力”。
《商務周刊》2月15日報道說，日前一個討論議題為“非公經濟36條落實情況”的民營經濟圓桌論壇，不想卻成了民營企業家的“訴苦會”。與會的民企負責人及部分經濟學者，在“2005年是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最為艱難的一年”一點上，似乎達成了普遍共識，而“非公經濟36條只在概念上務虛”也一時成為眾人矛頭所向。
讓民營企業老板“激動”、“委屈”甚或“憤憤不平”的焦點在于，“非公經濟36條落實太慢”、“民營經濟面臨的金融、政策、輿論環境惡劣”，這顯然與《非公經濟36條》起草小組組長、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工交貿易司司長陳全生“去年一年落實情況已經很不錯了”的觀點形成鮮明對照。而不可回避的現實可能正是，在電力、電信、鐵路、航空、石油等行業和領域，市場準入不但沒有放寬，反而有進一步加強了行業巨頭壟斷的跡象。而在“整個世界對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對于石油、石化等行業的民營資本而言，再讓其等上“二三十年”，怎能使之心甘？既然形勢已“時不我待”，那么，只談“歷史意義”就未免過于蒼白。
而面對“遲遲未能建立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但擁有壟斷資源和地位的行業壟斷巨頭之“殘酷打壓”，“看不到政策底線”卻“有活力”的優質民營企業，除了求得“曲線生存”外似乎并沒有別的出路——“甜蜜地投降”委身于國企或“里通外敵”嫁給外資，總之就是，先做“二奶”才可能再伺機“奪權轉正”。就當前來看，想要繼續生存、發展的民企，無論將要做出什么樣的抉擇，其實都無可厚非，但這之中卻顯然飽含了一種悲愴的意味。而其只有“賣身”才能生存，也明顯與國家的明令“鼓勵支持非公經濟發展”之初衷相背離。
問題究竟出在哪？在筆者看來，這或許并非“不實”或“務虛”的“非公36條”使然，而根源可能更在于，政府部門一貫的行政效能低下以致“法律體系跟不上”及既往的“改革存在重大缺陷”，方造成如此局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曾坦言，中國的改革“存在不少重大缺陷”，其明確指出，“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壟斷行業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才是問題的核心或關鍵。
值得指出的是，在“不成功改革”中獲益尤其是已獲得壟斷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現已呈“尾大不掉”之勢。也許正是由于它們的阻撓，諸多關乎長遠發展大計的國家“指導性”政策，才有成“凌空蹈虛”之虞，同時這還必將使得政府本就不高的行政效能變得更加低下。如此想來，非公經濟36條被指“不實”或“務虛”，可能正昭示出當前中國諸多領域的改革陷入了空前的困局。
近來，社會各界人士與公共輿論圍繞著這一問題的反思有走向深入的趨勢，這無疑非常可喜。而因為改革現狀問題多多，所以就需要對改革進行改革——業已漸成社會各界之一致認知。但遺憾的是，今后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似乎至今尚未明晰。說到底，民企尚可以“賣身”以求擺脫窘況，可中國的改革進程卻容不得一味遷就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以及遲遲不能明確方向和思路從而一再延誤，這應毫無疑問。有鑒于此，在2006年經濟工作起步之時，“非公經濟36條”遭受質疑、考問，或許可以提醒有關政策制定與執行者藉此進行深入反思，并促使經濟領域所存在的諸多“重大缺陷”能得以集中分析、審視，從而使“對改革的改革”真正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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