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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模式獲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
本報記者 邵芳卿 發自福建
再過一天，張惠評將應邀帶著福建省泉州市的幾位企業家前往四川綿陽，此行的目的仍是招工。
這只是今年節后泉州市總工會為解決當地企業招工問題派出的第一批人員。而綿陽只是數十個與泉州市簽訂勞務合作協議的內地城市之一。
就在今年春節前夕，上千名湖北籍工人踏上由泉州至武漢的“誠信泉州·員工返崗”專列時，他們發現，前來送行的人群中赫然有泉州市五套班子領導的身影。在泉州市，當地政府采取各種手段吸引農民工。而現在，這批湖北民工節后也迅速回到泉州，他們都把此地作為打工的首選地。
節后民工回潮泉州
“能招來多少就能消化多少！可以坦白地說，今年泉州還缺工十幾萬！”昨日，這位泉州市總工會副主席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但請媒體不要誤解，這些基本都是全市凈增的用工需求，是由全市十幾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帶來的需求，絕不是務工環境惡化產生的。”
張惠評向記者透露，經總工會調查，今年春節后，泉州市全市工廠工人的返崗率高達90多個百分點。“這幾年的關愛行動很見效，外來工基本上沒什么跳槽。”
說這番話時，由泉州市總工會主辦的為期20天的“魅力泉州、溫馨工會”外來工免費游泉州活動兩日前剛結束。據不完全統計，超過50萬人次的外來工免費游覽了該市各大景區、景點。而2月18日,由泉州市總工會等單位主辦的“活力泉州感動員工十佳民營企業評選”結果又將揭曉。
而在春節前的1月22日上午，137名優秀外來工僅以300元的代價乘坐東方航空公司包機自泉州晉江機場飛抵四川成都。
泉州民工回潮的現象，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春節前持續一周對當地構建外來工維權新模式的調查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印證。
早在2000年，泉州市還僅擁有38萬多名工會會員。而2005年12月15日，全國總工會執委、泉州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傅福榮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這一數字已經達到128萬。
“其中105萬是外來工，他們大多來自私企，是我們的工人階級新軍。”傅福榮說。
這百萬新軍究竟如何迅速煉成？
缺工倒逼維權
“多年來我們把外來工維權作為重中之重，外來工維權就是工會成功之所在。”傅福榮稱。但他同時承認，在工會發展背后是近幾年突如其來的用工荒造成的壓力。
傅福榮透露，2003年泉州市缺工達20萬人，2004年達17萬人。“開始大家都不承認，可是與領導下去調研發現，永春、德化、安溪都缺工萬人以上，沿海的晉江、石獅更多。”
而2005年4月，牽頭承辦勞務合作洽談會的泉州市總工會調查發現，各縣區上報的用工需求仍達20萬人。
“大量外來工被大大小小企業家廉價雇用，造就了許多品牌企業利潤逐年以幾十個百分點增長的神話，但外來工的權益并沒得到保障，也未融入當地社會，逐漸形成隔閡，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傅福榮稱，“這是一種悲哀！”
于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泉州屢屢發生追繳欠薪事件。
傅福榮清楚地記得，1997年，時任總工會副主席的他在會上提出應在企業中大力推行集體合同以保障外來工權益，從此泉州市總工會的維權腳步一直未停滯。
1999年，傅福榮提出了泉州工會工作中心應從城區向鄉村轉移、從國有經濟向非公經濟轉移，工作模式從計劃經濟型向市場經濟型轉變，提出建設以鄉鎮(街道)工會——村(居、社區)工會——非公企業工會為主體的“小三級”工會組織網絡。
其中最關鍵的是工作模式轉變，要求把工會轉變為“黨領導下的依法主動維護職工權益的代言人”。
為解決非公企業工會力量薄弱的難題，泉州市公會決定在各級工會中，維權上浮一級(上一級工會介入維權)、服務下沉一級，并推出區域性工會組織，由村鎮工會介入解決企業維權事宜，并輔以崗位大練兵等活動(僅去年開展9000多場、人數達50多萬人)。
工會會員持會員證，甚至可以在泉州市120多家服務點享受涵蓋旅游、購物、娛樂、教育等各種消費項目的優惠服務。
“這些措施解決了企業主與工會主席的尷尬處境，獲得職工的信任，企業發現工會是幫手，也樹立了上級工會的權威。”傅福榮說。
以上這些措施，讓泉州市的工會組織和會員迅速增加，到2004年底，泉州建立了基層工會19220家，會員126.5萬人，其中非公企業工會16693家，會員105.5萬人。
化解欠薪上訪事件
在諸多吸引外來工加入工會的措施中，工會為其發揮的維權作用是最被看重的。
據傅福榮介紹，泉州外來工長期以來每天工作至少12小時，而工資仍停滯在10年前的水平——每月500~800元。即便如此，一些企業仍然拖欠工資。
泉州市總工會的一份資料顯示，接到的上訪和投訴案件中，70%以上都與拖欠工資有關。勞動部門處理的勞動爭議案件中，由于用工單位拖欠、克扣、截留勞動者工資等所引發的爭議占79.12%。
在他看來，民工荒的實質就是外來工維權出現真空。“外來工不僅僅是為了賺錢，他們有多方面的需求，首先要做人。”
于是，泉州總工會多年來維權新招迭出。
2002年4月，泉州市總公布了13部欠薪舉報電話。這個舉措在當時缺工并不嚴重的背景下被一些工會干部批評為“自找麻煩”，傅福榮卻在會上回應屬下：“去學習《工會法》！”
同時，工會還發揮當地媒體的力量。惡性欠薪事件不斷在媒體上曝光，以致有一段時間，在分管維權的泉州市總工會副主席蔡金寶看來，奔波在路上的維權記者已經與工會干部無異。
這樣堅持的結果是，從2003年開始,泉州市因欠薪而上訪事件數為零，幾年來，共接到舉報欠薪1430件，解決96%個案。
2003年11月，泉州市總工會首創發起東西部城市工會聯盟，將農民工輸出地與輸入地的就業維權對接，既解決企業的用工難題，又幫助外來工規范就業，實現源頭維權。向四川、河南、安徽等20多個省市工會發出建議函，得到積極回應。這一經驗后得到全國總工會的推廣。
2004年起，工會還爭取到泉州市政府每年50萬元的工會幫扶維權經費，并形成制度。當年春節就喊出“困難職工沒錢過年找工會”的口號，并按每人300~500元予以補助，首年發出十幾萬元“過節費”。
維權還需立法先行
2005年4月，泉州市總工會牽頭召開企業勞務合作洽談會，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勞動保障部門、工會組織前來。合作洽談會上，泉州市總工會與重慶市長壽區等地區簽訂就業維權協作協議書11份，泉州百家企業達成用工協作意向36260人。
同月，褚立、王秀黎、劉慶和許潔四位外來工獲準列席泉州市政協會議，在分組討論中分別就辦外來工子弟學校、大力宣傳泉企不斷改善外來工待遇、解決外來工技術職稱及取消暫住證等熱點問題發出吶喊。
2005年4月27日，泉州市鯉城區的數十萬“外來工”稱謂悄悄被“新鯉城人”取代，并在當地計生部門發放的優惠卡上體現。此外，在現居住地居住2年以上、符合政策規定生育的子女，就近入學入托免交跨片區費，初中入學與當地居民一樣參加電腦派對，免費享受基本醫療衛生保健服務。
“戶籍是破解外來工問題的關鍵，我們要讓外來工成為自家人。”一位當地官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2005年8月3日，泉州市首期優秀外來工子女夏令營啟動。傅福榮表示，希望他們熱愛并融入泉州，成為將來建設泉州的主力軍和新一代泉州人。
2005年歲末，泉州市總工會和市勞模辦又作出決定：凡外省來泉務工人員、戶籍不在泉州的市級以上勞模，可與泉州勞模一樣享受在泉申請特困補貼、參與娛樂、健身、體檢、免費進入公園景點參觀等六項同等待遇。
目前，泉州市共有8萬名外來工子女入校就學，晉江市甚至將外來工子女免費享受義務教育寫入“十一五”規劃中。
此外，讓傅福榮欣慰的是，原先綜治工作全省排名靠后的泉州，現在已名列第一。
談到外來工維權的困難，傅福榮坦承，從工會自身來說，工作模式向市場經濟型轉變還必須切實推進，工會干部的素質仍須提高，工會履行法定職責尚缺乏剛性，為提高外來工的覺悟還要繼續擴大宣傳，在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社會環境培育上仍須有所突破，建議修改《勞動法》、出臺《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法》。
傅福榮對泉州未來維權有多項籌劃。他透露，泉州市委已同意設立職工維權聯席會議，擬每季度聯合勞動、工會、司法、公安、信訪等部門召開會議解決重大疑難雜癥。此外，市總工會將在與四川省建立互派維權專員的基礎上，擴展到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將城市聯盟內容細化；加強工會干部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基層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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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模式獲政府創新獎
1月13日，泉州市總工會的“外來工維權新模式”項目獲由中央編譯局發起的第三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優勝獎。
“這兩年案件少了！”在泉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法制與監察科科長陳清發看來，工會和勞動部門互相促進，“做了很多工作”，“三級工會”建設、建立維權網絡并大力曝光、鄉鎮派駐專職工會干部、企業設工會協調員等措施在泉州勞動監察人手少的情況下等于增加了執法力度，不斷規范并改善了用工環境。
福建省總工會副主席路平向記者表示，泉州市外來工維權模式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廣大職工、企業的好評，為泉州經濟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作出了“突出而有效的貢獻”。
在肯定泉州市總工會的維權模式的同時，一些學者提出了更多建設性意見。
福建省委黨校研究外來工維權的學者沈君彬指出，除了充分發揮工會的功能，尤其要注意發動全社會的力量維權，否則，“大環境變了，外來工在變，而企業仍然是低成本擴張，維權形勢仍難樂觀。”此外，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及其在維權問題上的復雜性，他還提議應盡快制定、出臺《農民工權益保護法》。
《勞動法》、《工會法》權威、中國人民大學關懷教授向記者表示，他先后兩次到過泉州考察，對泉州維權模式表示認可，他指出，應為工會維權創造更好的法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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