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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
中國資本市場上活躍著至少高達8000億的地下金融。
2005年12月29日，由中央財經大學發布實地調查研究的國內首份《中國地下金融調查》(以下簡稱《調查》)正式出爐。《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地下金融的規模高達8000億元。
據了解，這個課題始于2004年，調查員們組成76個獨立調查小組，分別對全國20個省，82個市、縣、206個鄉村，110家中小企業，1203位個體工商戶進行了調查。
其中包括民間金融一向比較發達的浙江、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各省以及地下經濟比較盛行的黑龍江、遼寧、河南等省，同時，對云南、貴州等西南邊貿發達和經濟相對落后省區也進行了實地考察。
調查圍繞著非正規金融規模、農村非正規金融狀況、中小企業的融資狀況展開，調查員們將不同類型的問卷分別發給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工商管理部門、知情的城鎮與農村居民等。
據課題負責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李建軍稱，調查測算的結果顯示，目前中國的地下信貸規模介于7405億元至8164億元之間，地下金融規模平均指數已達28.07，也就相當于地下融資規模占正規途徑融資規模的比重為28.07%。
絕對主角
在高達8000億的地下金融當中，私募基金起到了主導作用。而據證券市場資深人士分析說，伴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誕生，私募基金就有了，只不過初期非常隱蔽。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除證券市場以外，債券市場、彩票市場等都存在著私募基金。
《調查》顯示，全國私募基金占股民投資者證券交易資金的比重在30%至35%之間，其總規模在2001年達到了8000億元；2002年以后，由于市場行情不景氣，私募基金規模有所收縮，但總規模仍然在6000億元至7000億元之間。也就是說8000億地下金融，私募基金占了近九成。
李建軍的調查顯示，在我國，地下金融活動的典型形式是間接金融，以合會等民間借貸為主，非金融企業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也屬于此類；間接金融活動主要是企業、單位或個人未經過批準通過非法手段募集股份、發行債券和彩票、私募基金等進行融資。
做為地下金融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沒有得到法律的認可，但私募基金又是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根據其內涵一般可以分為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也可稱為風險投資基金)三種。
我國私募基金通常專指從事與證券市場投資的、非公募形成的機構投資者。據估計，國內A股市場的私募基金規模大約有5000億元人民幣，規模較大的單一基金數額估計約2～3億元人民幣。隨著證券市場的深入發展以及外資背景的投資機構的競爭，私募基金也面臨著結構性變動。
李建軍的項目組在書中有關地下金融對經濟的影響部分指出，地下金融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民營經濟較發達的浙江和福建等省，對當地經濟的發展有正面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地區的一些民間金融機構比正規的機構往往有更好的運作績效和較低的不良貸款比率。項目組因此建議有關政府部門區別對待地下金融的不同組成部分——打擊取締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地下金融，扶持并管理有利于農村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非正規金融機構。
花旗銀行2005年1月份的報告說，2004年5月到10月，中國國內銀行居民存款流失額在9000億元左右，這些“體外循環”的錢形成了中國的“地下金融”現象。
早在1996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平曾經上書有關部門：“地下金融交易之所以猖獗，主要原因是國家銀行控制得太嚴，是金融壟斷的結果。大量地下金融的存在，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影響”。
逐利本性
某種意義上，地下金融的形成和經濟發展有著密切聯系。正是由于居民儲蓄的增長和農村投資渠道的有限，為地下金融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以溫州為例，溫州地下金融一直在不斷發展變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更是形式多樣，盛極一時，當時溫州市場上貨幣流通量的30%-40%均來自于此。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當前存在的民間信用活動，其形式和內容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地下金融已由傳統的互助性演變為以盈利性為目的的信用活動。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資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融資對解決很多方面的資金急需，彌補金融機構信貸不足，加速社會資金總量的擴充、流動，確實起到了拾遺補缺的積極作用。
2004年12月，以人民銀行溫州支行副行長蔡靈躍領銜，與其同事劉守謙、陳明衡所做的課題《溫州民間資本的發展與引導研究》就溫州民間資本規模所得出的匡算結果是：2003年末，溫州民間資本規模2770億元，而資本積累仍在加速進行。毫無疑問，這一結論現在看來當然已經過時。該課題的研究對象限定為溫州區域內的民資，而不包括其潛隱外流的絕大部分。
一位溫州老板表示，大量的民間資本在本地缺少更好的投資渠道下，必然要尋找更多的投資機會。準確地說，溫州市場大量地下金融的投資，的確獲利很多。
以吉林為例，《調查》顯示，從民間融資供給方面看，吉林省民間融資之所以越來越活躍，是由于一些居民手中錢多了，即所謂私人財富日積月累，累積成民間融資資金的泉水源頭。追逐更高回報的本質決定了人們手中現金資本的去向。現行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利率稅后僅為1.8%，而民間融資最高年利率可達50%，高返利、高收益吸引一部分居民把手中的富余資金轉向民間投資。
浙江財經學院金融學院副院長戴天柱向記者表示，民間資本追逐的就是利潤最大化，如果沒有利潤他們不會投資。溫州資本外流一方面說明了當地的投資環境對他們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在當地的投資利潤回報較小的前提下，這部分資金必然要尋找新的出路。現在很多地方瞄準溫州，打出優惠大旗，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民間資金。
堵不如疏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經濟落后地區，其地下金融活躍程度越高。上述調查數據表明，經濟欠發達地區企業民間融資比值最高，為47.46%，高出經濟發達地區15.4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窮地方”有近一半的企業存在民間融資行為。同樣，經濟欠發達地區家庭參與民間融資的比例也明顯高于經濟發達地區，前者高出后者8.78個百分點。
除此之外，另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來自于中小企業融資。長期以來，中國的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除了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之外，更多依靠非正規的金融途徑，如私人錢莊、企業相互拆借，甚至是企業自己通過不正當手段進行融資等。從結果看，全國17個省份的中小企業有超過三成的融資來自非正規金融途徑，西部6省和中部均接近四成，東部最低也超三成。在全國被調查的17個省份中，有的省份中小企業非正規貸款比例甚至接近七成。
一位金融界觀察家認為，對于地下金融的存在，與其堵不如疏。在一定程度上，地下金融承擔著補缺的作用，因為有些小企業或個人在需要資金的時候，只有依靠地下金融才能短期內解決問題。當前的環境有適合地下金融生存的空間。而恰恰是在這個空間里，地下金融能獲取很多收益，這是導致地下金融越來越壯大的根本原因。
去年7月底，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副行長王自力在“中國財富論壇2005”演講時指出，在民間融資法沒有出臺，應先試行民間融資管理暫行辦法，為民間借貸構筑一個合法的合作平臺，以約束、規范和保護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其中尤其是對民間借貸最高的利率的方式，促進正當的民間金融合作擺脫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發揮其拾遺補漏的作用。
對于所謂公開化、合法化民間金融組織應該怎樣強化對他們的監管，是監管當局如何轉變監管理念和監管方式的問題。
由于他們在業務的范圍、市場的定位，財富狀況和資質的高低方面檔次不同，差異很大，因而金融監管應該按照一定標準將其劃分成不同類別，然后實行有針對性分類監管，換句話說，就是要對不同的機制，不同類別的金融組織監管當局監管力度應該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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