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村民紛紛逃往鄰岸香港的窮村,到一個上世紀80年代后幾乎與大邱莊齊名的“南國第一村”,再到幾近衰落的現狀,深圳萬豐村在改革和實踐中已經走過了17年。
在行政村的基礎上建立股份公司,村民變股民,17年來,萬豐村的實踐深深影響了深圳乃至全國的農村。深圳萬豐村創造的“萬豐神話”為什么會在17年后的今天走到窘境?
有專家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能人治理必然要向新的治理形式轉換,這種新的治理形式的核心是民主化基礎上的法制化
□田加剛 本報記者 景劍峰 發自深圳
能人創造“萬豐模式”
2006年1月16日,正是數九寒冬,深圳寶安卻艷陽高照,宛似酷夏。
“我們要求萬豐集團向廣大投資者公開20年來的財務,弄清楚這些錢去了哪里?”站在位于萬豐村的萬豐集團公司大樓前,萬豐村村民小潘對記者說。
小潘所在的萬豐村隸屬于深圳市寶安區沙井鎮,位于珠江出海口的東北角,廣深公路北側。村子呈南北向,從地圖上看,形似一只永不沉沒的戰艦。萬豐村全村總面積3.62平方公里,有5個村民小組,本村人口2000多人。它是個典型的單一姓氏村落,99%以上的居戶都姓潘。
1984年,萬豐村在全國農村率先推行股份制。成立萬豐股份公司,由部分黨員帶頭,每人投資5000元入股,村民效仿,共62戶籌集資金25萬元,建立起第一個股份企業,開創了農村“按股分配”的先河,引發了農村一次變革。
“萬豐模式”即“共產主義股份制”的模式,在上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享譽國內外,曾引起學術界、輿論界廣泛的關注。萬豐村因其突出的成就,被譽為“南國第一村”,與大邱莊齊名。
帶領村民致富的是被譽為能人、后來又被廣受質疑的潘強恩。
實際上,在80年代之前,萬豐村跟全國其他農村一樣是個窮村,村民紛紛逃往鄰岸的香港。萬豐村后來的迅速發展,跟這個村長期以來的領導人潘強恩密不可分。據媒體的報道,潘強恩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自我期許是“做中國的歐文”,希望能在萬豐村建立一個“烏托邦”(微型的共產主義社會)。在80年代初他擔任村支書后,便著手進行改革。
在萬豐村的大事記上,以下的記載引起了《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的注意:
1981年底,富有改造社會理想的鄉村醫生潘強恩出任村黨支部書記。
1984年,萬豐村在全國農村率先推行股份制,引發了農村一次變革。
1985年,萬豐股份公司將轄區兩工廠折價600萬元(即600萬股),面向全村發行內部股票300萬股,回籠資金300萬元。是年,萬豐村向股東第一次分紅,利潤高達20%,第一次打破了單一的按勞分配的模式,萬豐村的經濟開始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
1987年,成立萬豐全民公司,貸款400萬元給沒有參股的村民投資入股,使萬豐村1800多個村民成為萬豐股份公司的股東。這在后來成為潘強恩共有制理論的主要實踐依據。
1992年,潘強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演講共有制理論,與會70多位領導和專家學者充分肯定了萬豐村股份制的成功經驗。是年,村民平均收入8000元,90%家庭擁有樓房,實現了“股份制戶戶致富,共有制人人當家”的口號。
1995年,潘強恩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是年,萬豐村收入突破億元,村民人均收入19000元。
2000年,萬豐股份公司更名為萬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集團擁有資產14億多元,年銷售額為3.5億元,下屬十幾個分公司。萬豐村的聲譽達到最鼎盛。此外,萬豐在文化建設方面還創下了不少全國第一,如興辦了全國第一個村辦博物館、主辦了全國第一家村辦刊物《萬豐文訊》等。
“萬豐村的實踐深深影響了深圳乃至全國的農村尤其是‘城中村’。當前中國很多‘城中村’都在行政村的基礎上建立股份公司,村民變股民,可以說都是依照‘萬豐模式’這個‘模具’建立起來的。直到21世紀初,萬豐村都一直被贊譽為‘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發展的楷模’。”一位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專家在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采訪時說。
投資和欠債
“萬豐大事記”的最后一個記載是:2001年12月,萬豐與江西興國縣簽訂購買3000畝土地合同。
事實上,2002年是萬豐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按照慣例,每年年初萬豐集團都向股東發放前一個年度的分紅,但是2002年元月股東們卻驚訝地被告知,萬豐集團從此停止分紅。他們向萬豐集團了解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分紅已經分夠了,大家的投資都已經取得了回報,不再分了。沙井蠔業村一陳姓股東告訴記者,他上世紀90年代初投資萬豐集團26萬元,至2001年停止分紅時,12年來總共才分了9萬多元,連投資的一半都沒拿回來。
2006年1月,在深圳寶安區委宣傳部,當記者提起“萬豐模式”時,一個王姓科長說:“‘萬豐模式’是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但最近幾年宣傳很少了!”他說:“閑談時聽人說萬豐村欠銀行10個億!”但對這個數字他馬上又糾正說:“這是聽說的,具體欠多少我們也不清楚!”
而對于萬豐的衰落,王科長則以肯定的口氣分析了原因:萬豐的問題聽說是出在投資失誤上,這在整個深圳都有一定普遍性。深圳不像佛山、中山,本地的民營企業很少,基本都是外來企業,萬豐村長期以來的發展主要靠出租廠房、宿舍收取租金,收入來源十分單一。外向投資經營經驗不足,極容易出現問題。
據萬豐集團總裁助理劉云紅介紹,萬豐近幾年對外投資的確比較多。記者發現其投資基本用在購買土地上。劉介紹,萬豐主要對外投資有:在海南省以4萬元一畝的價格購買了200畝地,作商業開發用;在東莞市公明工業園,購買了100畝土地;在東莞清湖,建了一個工業園,建筑面積5萬平方米左右;在惠州市有一塊地,面積99畝;在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內,有1萬平方米工業廠房;在江西興國縣,購買了2000畝土地作農業開發用;在山東聊城市郊,興建了12000平方米的“萬豐購物中心”;在云南省正在興建“萬豐邊境貿易基地”。介紹中,劉云紅反復強調:“這些土地現在都漲價了,是良性資產。”
但是,正是上述所謂“良性資產”,使萬豐的經營舉步維艱。在劉云紅向記者介紹情況的前一天,在萬豐集團還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的內容是,萬豐集團現在十分艱難,必須降低與各投資者協議約定的分成比例,才有可能還清欠投資者的分紅并繼續維持經營。
萬豐的經營究竟有多困難,萬豐村民向本報記者提供一系列資料表明,萬豐集團目前的欠債累計達十幾個億,萬豐居民人均負債55萬元。根據這些資料,萬豐集團及其子公司、分公司部分欠債如下:
一、萬豐社區財政所一個資產負債表表明,萬豐集團股份公司流動負債合計40297萬元;二、同樣來源于萬豐社區財政所一個表格表明,萬豐股份合作公司負債20531萬元;三、中國人民銀行提供的借貸記錄表明,萬豐載豐實業有限公司欠銀行貸款4610萬元;四、沙井農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資料表明,商廈公司負債4682萬元。五、沙井街道辦事處專門成立的財務審計小組最近公布了萬豐集團自2001年以來至2004年拖欠股東紅利的情況,拖欠總額為2.3億元。
除了上面有據可查的約10億元的欠債外,村民還有一些聽說而來的欠債數據,如:高息非法吸納社會公眾存款1.3億元(深圳市公安機關初步認定并公布的數額為6000萬元)、拖欠工程款1.83億元、其他欠款2900萬元等。
鑒于萬豐集團存在的問題,去年9月,中國銀監會深圳監管局向相關銀行進行了通報,要求各家銀行切實防范信貸風險。隨后,銀行采取了增加抵押物、壓縮貸款余額等方式以降低信貸風險。
在談到萬豐的衰落時,沙井鎮宣傳部長賴為杰說:“也不能說是衰落,但萬豐確實遇到了一些問題,還是很大的問題。”
紀委書記分析四大原因
萬豐集團的巨額負債以及拖欠分紅,引起了投資者、村民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這些都是當初帶領大家致富的能人潘強恩一手造成的。從2001年停止分紅后,部分村民就開始向各級政府部門上訪。2005年6月村黨支部換屆,而繼任村支書是潘強恩的兒子潘澤勇,矛盾進一步激化。
鑒于村民反映的諸多問題涉及個別黨政干部、黨紀乃至涉嫌犯罪,寶安區紀檢部門開始介入調查。今年1月寶安區紀委書記張文樞告訴記者:區紀檢委剛剛介入調查,時間很短,證據也需要掌握扎實一些,估計近期還不會有調查結果。
沙井鎮紀工委副書記陳惠田是處理萬豐事件的“聯合調查組”副組長,幾乎每天蹲在萬豐社區。對于萬豐集團從無限輝煌走到如今這步田地,他分析認為有四個原因:
一、公司對外投資傷害太深。上世紀90年代中期,“萬豐模式”十分輝煌,到處投資擴張,而這些投資主要都是買地。原因是,潘強恩認為,把土地買下來了,就成為自己的了,子孫后代都能夠用。在海南、中山等地大量出資,購買了大量土地,還惹了不少官司,但基本都是虧本買賣,沒有什么收益。這應屬于決策失誤。
二、經營成本增加。萬豐集團的收入來源十分單一,主要是出租廠房和宿舍給外來企業,租金長期不變,因此收入長期維持在一個水平線上,而經營成本卻逐年增加。廠房舊了要維修,管理人員工資要增加,但跟村民的三七分紅又沒有變,于是造成巨額負債。潘強恩又愛面子,在這種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三七分紅,到后期愈來愈難以維持。
三、機構龐大臃腫。萬豐股份下面有很多子公司、分公司,機構龐大復雜,雖然解決了萬豐村民的就業,但并不符合企業的運作規律。
四、非生產性開支過高。1、建設萬豐文展館。展覽萬豐村歷史的博物館,上層領導只要過來,都要來這里參觀,花去了集體大量的資金。2、辦萬豐雜志《萬豐文訊》。是宣傳萬豐文化的月刊,一個村出一本期刊,耗費資金不少。3、成立粵劇團。該團還曾到過北京演出,耗資巨大。4、建萬景樓。5、建僑聯大廈。6、辦了一幼兒園一小學,資金全部來自村里。7、各級領導、研究人員一批批前來考察參觀,出了許多本書,“萬豐模式”業已成為一個理論體系,但因此花費也十分巨大。
陳惠田書記最后說,總之應辯證看待萬豐村,它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現在遇到的困難也是暫時的,不能因為現在巨額欠債,就把以前的功勞也一筆勾銷。
沙井鎮宣傳部長賴為杰有著另一看法,他認為,萬豐現在的問題,實際上不一定是領導干部個人的問題,而可能是體制、模式本身出了問題,“萬豐模式”能夠適應改革初期的市場環境,卻無法適應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環境。這種模式家族化管理,管理水平低,技術含量低,對外投資失誤就在所難免。
對于投資失誤的說法,萬豐集團現任董事長潘澤勇(即潘強恩小兒子)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談到投資失誤時,他對記者說:“這不是潘強恩個人的原因,而是宏觀氣候的影響,90年代初全國房地產熱,后來國家宏觀調控,形成房地產泡沫。”
能人治理走向民主治理的轉折點
在當地,似乎沒有多少人否認潘強恩是一個能人。他帶領萬豐村致富并被眾多媒體爭相報道后,他已不僅僅是一個農民了。他經綸滿腹,是“共有制”理論的首倡者,是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是廣東省八屆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代表、寶安區人大常委、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深圳市三大商界風云人物。不少學者在研究“精英人物影響社會”、“能人治理改變農村”時,潘強恩都作為一個典型被引用。
據報道,潘強恩熱愛文化,家有五萬本藏書,一直以“一天一千字,一年一本書”的速度進行寫作,現在還正在寫《梁啟超評傳》,如今已出版了10多部著作,發表了近30篇理論文章。潘強恩立志做現代的“潘歐文”,他一直把萬豐村當作他的共產主義試驗品,萬豐村因此深深烙上了他的個人痕跡。
潘對文化的熱衷,自然也投射到了對萬豐村的建設中。早在1984年,萬豐村就投資400萬元,以蘇州園林為藍本,建成了占地面積近300畝的萬豐公園,號稱中國第一個村級農民公園。之后,村里又投資1200萬元建起了有1100個座位的萬豐影劇院。1993年,萬豐村成立粵劇團,共演出了現代、古裝大型粵劇30多部,自己創作的劇本有4部。雖然是個村級劇團,但萬豐粵劇團經常獲邀在廣西及廣東的廣州、東莞、佛山、深圳等地演出,每年要演120來場。村里每年用來發放演職員的工資和獎金就高達約20萬元!還常請一些名編劇、導演、演員前來傳經送寶。萬豐還興辦了全國第一個村辦博物館:萬豐文展館,籌建于1994年,占地1600平方米,耗資200萬元。1994年3月萬豐創辦了自己的文化月刊《萬豐文訊》,11年來已出刊130多期,每期都分發到每戶村民家中和100多家工廠、企業,曾入選深圳“十優”企業報刊。
萬豐新建的融南北之長的仿古建筑“萬景園”,占地20畝,園內由萬景樓、龍獅武術館、文化中心樓、福鎮門、文宗門、文化長廊、亭臺酒軒等組成,是個旅游的好去處。但這個“萬景園”,在村民口中卻遭到唾罵。他們說,萬景樓耗資1680萬,其中1000萬是村民勒緊肚皮向沙井商業銀行借貸的,僅一樓幾個鋪位有人承租,月收入僅4000多元,而衛生、保安支出卻要5000多元,還不算水電費,商業回報率也是負數!
萬豐村民告訴記者,潘強恩請人為他著書立傳,花的都是集體的錢,1998年10月,根據潘強恩的小說《新桃源夢》改編的粵劇“大潮”進京演出,僅僅是劇院租金就花了200萬,勞民傷財。
萬豐集團與股民的矛盾爆發于2005年5月,此時正值居委、黨支部換屆選舉時。選舉矛盾、廢票認定標準顯失公平與其他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最后形成了萬豐的總危機。萬豐股東代表潘海金對記者說,村民們有著強烈的民主管理萬豐的愿望,而萬豐集團領導班子卻忽略了這一點,他們脫離群眾,漠視群眾的利益,實施的是家族式管理,平時決策“一言堂”,不嚴格按照公司法處理日常工作事務。而經過10多年的發展,萬豐村已形成有近10億資產,百多家企業公司,3萬多外來工的超大村莊。僅僅依靠少數,乃至個別人進行決策和管理顯然較為困難,不利于調動下屬企業和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并會加大市場風險,個人決斷型的威權治理因此受到嚴峻挑戰。
根據有關方面提供資料表明,萬豐集團的一些子、分公司,其負責人大多是潘強恩的親屬。如:萬豐載豐公司董事長潘澤雄是潘強恩大兒子,深圳黎明光電公司總經理陳志軍是潘強恩的親舅舅,深圳全田公司董事長潘強壽是潘強恩的親弟弟,等等。
有專家認為,能人權威、能人治理是中國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有產物,它對社區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能人個人才能和素質的有限性與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要求的矛盾會日益突出。能人治理必然要向新的治理形式轉換。萬豐村正面臨著體制改革和權力重組,其重點是民主化基礎上的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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