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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松濤
“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早在1999年底就已出現‘臨工’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楊善華認為，“臨工”和“臨工集團”的出現，是民工理性選擇的結果。
楊善華所在的課題組一直在對廣東省東莞市的民工群體進行調查研究。他認為，在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尤其是東莞，幾乎都是給境外的企業生產。在整個利潤分割的過程中，民工處在利益鏈的最末端。
“他們認為自己無根、無助、無望。”楊善華認為，民工都很現實，維護自己的利益就是要增加工資。企業老板也很為難，在稅收等外部因素恒定的情況下，增加工資就意味著成本上升，利潤空間減少，甚至得不到訂單。這就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資博弈。
楊善華說，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民工荒”現象，其實只出現在熟練工這個層次，非熟練的工人從來都不缺。為了留住熟練工人，企業想出了很多辦法，但熟練工也在盤算怎樣才能獲得更高的工資，怎樣才能更好的生存。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臨工’和‘臨工集團’得以出現。”楊善華說，“‘臨工集團’是個很隱蔽的群體，外界可能并不察覺。‘臨工’是附著在民工群體上的，是民工內部的分化。工作經驗豐富、技術熟練的民工從普通民工中分化出來，成為‘臨工’，可以跟老板討價還價，獲得更高的報酬。同時，在‘臨工集團’內部也有分化，最早的‘臨工’往往成為‘臨工頭兒’，負責組織‘臨工’，聯系企業。“這種分化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而是民工對社會生態環境認知的過程。”
楊善華認為，“臨工”的出現，對企業、市場、當地產業都提出了挑戰。由于“臨工”都是熟練的技術工人，企業離不開他們，民工在同老板的博弈中不再只是被動接受，相反，他們有了討價還價的資本———為此，企業不得不多支付報酬。
為了應對這種變化，企業通過裁員、引進先進設備等方式來減少工人的使用。這樣的過程中，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楊善華認為，“臨工集團”對我國社會結構變遷有什么意義，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他說，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出現“臨工集團”這樣的新事物是可以預計的。“我國的特點是，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控制很嚴密，另一方面，基層的自由空間也不小。老百姓總能想出很多辦法來應對制度上的問題。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會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新事物、新現象，‘臨工集團’的未來充滿了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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