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儲蓄率未必是壞事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高儲蓄率未必是壞事

　　——1月25日至29日，達沃斯論壇在瑞士“開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論壇上透露了諸多中國經濟改革的相關訊息。對于這些訊息，國內學者是如何進行解讀的？帶著這一問題，記者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張軍教授

　　記者 鐘文倩

　　本期訪談人物：張軍

　　經濟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常務理事、秘書長。兼任上海市企業發展研究所所長，《世界經濟文匯》主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兼職研究員，香港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安徽大學兼職教授，華東理工大學兼職教授，陜西財經學院客座教授和南京經濟學院客座教授等。還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經濟學季刊》(CCER)等多個全國學術刊物的學術編委和叢書的主編或副主編。

　　外匯管制名存實亡

　　《上海金融報》：張教授，您好！目前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存在，而且許多專家也認為，今年將繼續升值3%~5%，那么人民幣升值壓力對中國匯率改革會產生什么影響？

　　張軍：人民幣自去年7月21日升值并告一段落后，最近，其升值壓力又開始明顯地積累起來了。外匯儲備居高不下，去年增加了2000億美元，其中，有約1000億來自于貿易順差，這非常罕見。因為中國貿易順差這么多年來一直維持在200~300億美元，但去年一下超過千億大關，所以很引人注目。

　　問題是，從現象上看，盈余量越來越大，外匯儲備越來越多，國際貿易上賺的錢越來越多，它對于人民幣升值就會產生更大的壓力。但是我認為，這個現象本身不能完全歸結于匯率問題，也就是說，它不是匯率這個原因造成的。然而這個現象會對匯率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兩個問題也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也就是說，不是你外匯多了，人民幣就要升值；而外匯為什么多，是因為人民幣沒有升值。所以這兩件事是應該分開看的。

　　《上海金融報》：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指出，中國將放寬國內企業與個人參與金融市場的限制，包括允許他們自由購買外國貨幣。那么，您認為，這一措施在中國實施的條件和環境是否已經成熟？

　　張軍：我覺得周小川行長這句話透露的信號是，由于這些年經濟的發展、金融方面的改革、外匯和匯率的問題，正在逐步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這些問題已經被列入了未來改革的時間表。我們只是沒說而已，因為貿易的增長，外匯儲備的變動，這些都不是今天才發生的，都已經經歷了一個過程，而我們也肯定會逐步來解決。

　　過去，我們的外匯是管制的。1994年并軌之后，管制減少了，但經常項目開放比資本項目要大。在經常項目上，企業都可以參與外匯的買賣，但資本項目上管得比較緊。現在，周小川行長說，企業和居民將能夠自由買賣外匯。我覺得這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夠出臺的，還是需要一個過程，但可能這個過程會越來越快。因為我想即使可以自由買賣外匯，老百姓也不會把人民幣換成外匯。原因很簡單，人民幣在升值，所以你即使加快放開，也不會出現翻船的情況，也符合改革方向。

　　現在據我了解，許多老百姓都在把外匯賣給國家。因此我個人認為，我國大幅度地放松外匯管制的條件和時機應該說已經基本成熟。因為，你現在已經找不到更多的、進行外匯管制的理由了。實際上，這個外匯管制已經名存實亡了。

　　據悉，將來浦東還要率先設立小額外幣兌換機構試點，這對于外國游客就比較方便，不需要跑到銀行去了。

　　《上海金融報》：允許國內企業與個人自由購買外匯對人民幣升值會有減壓效果嗎？對獨立的貨幣政策又會有哪些影響？

　　張軍：我覺得這些變化不會影響大局，也不會沖擊中國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且中國的匯率已經走上了最終走向浮動匯率的通道，并在2010年以前基本能夠完成。所以我們現在都是水到渠成地在做，它對匯率也不會有大的影響。我覺得，中國的匯率問題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也就是說，怎么做，什么時候做都已經有比較明確的共識了。

　　風險在于會否升值過快

　　《上海金融報》：允許購買外匯，對于企業和個人的金融資產的保值增值無疑是一個機會，但同時也意味著風險，對此，您認為國內企業和個人應該做哪些準備，以避免匯率風險，達到資產保值增值之目的？

　　張軍：對企業來講，影響并不是很大，因為它本來就可以買外匯。當然，這里涉及到匯率風險，現在由于我們不是浮動匯率，所以這個風險由國家來承擔了。一旦將來匯率完全浮動，那么購買外匯者就要自己承擔這個匯率風險了。但目前風險還不是很大，因為還不是浮動匯率。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是持有外匯，還是持有人民幣，因為人民幣有升值預期，所以唯一的風險就是，人民幣是否會升值。

　　除此之外，問題還有，升值的速度、每次升值的幅度。另外，由于匯率改革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所以沒有人會去投機，肯定會按需去購買外匯，而不會去套匯，甚至于會減少套匯，因為根本沒有必要了。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才會講要逐步放開匯率，而周小川行長的這番話，就是把這個公開的秘密進一步挑明了。在經濟學術語來講，就是它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讓交換更為便利。

　　《上海金融報》：對于周小川行長的“一籃子貨幣”中，美元比例不超過50%的論述，您怎么理解？

　　張軍：這個內容原來也是沒公開的。而周小川這次講話，其用意我想在于，因為人民幣升值的同時，在將來定價的方法上也主要不是釘美元，而是“一籃子貨幣”。

　　那么也有人說，如果在“一籃子貨幣”中美元比例過大，那么與釘美元并沒有多大區別。但是由于中美貿易額巨大，美元權重大一點也屬正常，但我們并不知道具體的比例。現在他說美元比例不超過50%。這就告訴大家，人民幣的定價起碼與完全釘住美元是不一樣的。但同時美元仍然是一個最為重要的貨幣，這樣就為將來人民幣逐步走向浮動匯率打下了基礎，因為要浮動，就不能釘住一個貨幣。

　　高儲蓄率未必是壞事

　　《上海金融報》：中國國內的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目前國內居民儲蓄已經占到了GDP的40%以上，那么您覺得中國居民儲蓄率降到多少，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張軍：對于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理論能夠告訴我們，多少儲蓄率是一個合理的水平。我認為儲蓄率從長期來講，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儲蓄率越低。從經驗上看都是這樣。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儲蓄率會慢慢降下來。

　　現在大家都認為，中國的儲蓄率長期居高不下，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不良影響。我認為，儲蓄率高對中國經濟未必是壞事，更多的則是好事。有了儲蓄，就有了這么高的資本投資。也有人說，儲蓄率那么高會不會影響老百姓的消費呢？我說不會。因為中國老百姓的儲蓄，很大一部分用來買房子了，買房子就是消費。但統計上它被算作了投資，然而，在當年，它就是很大的消費。

　　那么，老百姓把錢放在銀行里，內需是不是下降了？我說不是。從宏觀來看，國內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假如消費需求下來了，投資需求就上去了，因此總需求并沒有減少。所以，國內兩種說法都沒有根據。

　　儲蓄是一個長期現象，我們不能把它理解為短期現象，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個宏觀現象。它受到了經濟發展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響。例如，我們不能出臺一個政策把儲蓄降低，這是做不到的，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老百姓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了，儲蓄才會降下來。韓國就是這樣，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長達30年的時間里，其儲蓄率和中國現在的情況一樣，高達40%，但今天卻只有20%多一點。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就在于，經濟發展了。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軌期，而在計劃經濟時期，大家都沒有儲蓄，所以轉到市場經濟之后，原來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住房等都要改革，而所有的這些都不能用40%來解釋。但這使正常的儲蓄率之上，增加了社會保障、醫療保險、住房等因素，從而推高了儲蓄率。

　　等到這些問題隨著經濟發展都被解決了，儲蓄率自然會下降，所以我覺得不能認為現在是40%，10年以后還是40%，這是不對的。現在很多人都沒有買到房子，等到將來房子的私有化達到了90%以上，儲蓄率一定會下來。但是儲蓄率不可能降到零，20%很正常。像印度、亞洲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是這個比率。

　　《上海金融報》：當下，外資銀行大舉進入中國方興未艾，那么你是否覺得，這些外資銀行會憑借其優勢使中國儲蓄出現“大挪移”呢？

　　張軍：我覺得不會，因為老百姓儲蓄是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這很有意思。你在原來銀行放錢久了，今后你還是會這樣做。例如，俄羅斯、東歐這些國家和地區在1991年轉型之后，放棄了社會主義，并允許外資銀行入駐，也允許私人辦銀行，但老百姓依然希望把錢放在國家銀行。這個現象比較容易理解，因為在商業信用和國家信用之間，轉型經濟的老百姓肯定更愿意相信國家信用。

　　雖然目前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與當時的俄羅斯和東歐的私人銀行相比，其信用度更高，但這并不會影響老百姓的行為。你會認為，股份制改造后的中國銀行的信用會比花旗銀行差嗎？因此，這對老百姓的儲蓄不會有影響，但對